一般來說，族群跨越現今國界分佈的情形乃是非常普遍可見的現象，即使是像現今大陸東南亞國家的主體族群，像是高棉族、寮族（ethnic Lao）等，也存在著同樣的現象。然而，就像社會學者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當代社會首先就是立存於國族國家（nation-state）體系中的國族國家，社會的邊界是由國族國家的領土邊界所劃定。在理想狀態裡，國族國家是「一個國族，一個國家」（One nation - One state），換言之，國家和國族具有相同的涵蓋範圍，其「政治界線」與「文化界線」必須是完全重疊的。
在這種本質主義的意識型態下，導致許多國家對少數族群採取同化政策，導致國族認同以及各國政府與少數族群之間的衝突，因此成為各國在建構國族共同體時經常遭遇的問題。即使到現在，族群問題不僅仍被認為是國家與政權的威脅來源之一，而且鄰國的族群衝突也常常以難民（refugees）和流離失所者（displaced persons）的形式產生跨界影響，從而成為惡化國與國關係的潛在因素。
然而，並非所有東南亞地區的少數族群問題和族群衝突都能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仍有許多國家的少數族群議題缺乏學術界的深入探討，例如本研究的探討對象：越南的下高棉人就是一個長期遭受忽視的案例。
湄公河三角洲的權力更迭
關於大陸東南亞的高棉族分佈，最西到現今泰國的東北部地區，最東則是到湄公河三角洲。歷史上，高棉族雖然曾經在這片廣泛的平原建立起輝煌文明的吳哥帝國，但隨著傣族王國在湄南河盆地的興起與強盛，吳哥帝國屢遭西面暹羅人的侵擾，挑戰著柬埔寨的政治與軍事的支配權，導致吳哥帝國的衰落，而無力維持對湄公河三角洲的統治。
17世紀初期，越人（Viet）的南進運動已經推進到湄公河三角洲，但是柬埔寨因為內部分歧，以及與暹羅人的衝突，嚴重削弱國家力量而無法阻止越人的擴張。這段歷史過程就引發越南人和柬埔寨人的論辯，究竟南進運動是一種前進無主土地的墾殖行為，抑或是一種帝國擴張的征服行動，至今雙方仍爭執不休。
柬埔寨人或下高棉人所持的觀點是，高棉族早在越人南進以前就已經是湄公河三角洲的主人，因此，當這片土地被法國殖民者片面地移交給越南保大政權時，引起柬埔寨人的反彈。下高棉人至今仍認為自己是這片土地的原住民，應該享有原住民的權利。
不僅如此，自從越南人將勢力擴張到湄公河三角洲以後，帶來大量的人口移入，佔據下高棉人原本賴以維生的土地，在阮朝時期越人佔領下高棉人土地的事件時有所聞，嘉隆皇帝和明命帝等曾下令禁止越人佔領下高棉人的農地，明命帝統治時期更是採取一視同仁的同化政策，試圖改變他們的日常生活習慣，認為讓下高棉人採用越南的姓名、語言、服飾與使用筷子等文明實踐，就可以將其變為忠誠的臣民。明命帝甚至將勢力擴張到柬埔寨本土，不僅兼併柬埔寨人的領土，還在那裡實施越南化政策，數度引起柬埔寨人和下高棉人的反抗行動。這段歷史仇恨成為現今柬埔寨人反越意識的根源。
南越的同化政策與下高棉人的反抗
法國殖民時期，採取分而治之的統治政策，但對於各族群主要抱持著各族平等的態度，這使得下高棉人能夠享有和越南人相對平等的地位，有助於下高棉人保持著非常獨特的文化傳統。就像 Charles F. Keyes 所指出的，佛教寺廟和僧侶透過高棉語的教學，不僅為下高棉人延續其獨特性提供了強大的制度基礎，同時也使得下高棉人能夠將自己視為柬埔寨佛教社群的成員，加深下高棉人與柬埔寨之間的情感聯繫，從而使得下高棉人得以表現出與京族截然不同的身份。
由於交趾支那僅是一個法國剝削資源的殖民地，因此移居印度支那的法國人比例相當的低。這對法國的殖民統治造成嚴重困擾，必須大量仰賴越南人來負擔行政工作，加上殖民經濟發展需要大量勞動力，因此無論是在柬埔寨或寮國都有大量的越南人移入，經常引起越南和柬埔寨人的衝突。法國殖民印度支那所遺留的最大影響是基於自身利益而決定交趾支那和柬埔寨的邊界，以及戰後為反共的需要，將交趾支那移交給保大政權，導致柬埔寨人產生嚴重的領土喪失意識，成為影響越、柬兩國關係的重要因子。下高棉人從此成為越南境內的一個少數民族。
1954 年法國撤出印度支那以後，越南分裂為二，這兩個後殖民政府對其統治下的族裔多樣性採取截然不同的態度。其中，統治南越的吳廷琰就跟過去的越南統治者一樣，都對少數族群採取同化政策，強迫改用越南姓名、使用越南語，禁止使用自己的族裔語言，甚至在身份證上將下高棉人的種族從柬埔寨人改為越南人。在政府文件中，高棉族更是被稱為「高棉裔的越南人」。
吳廷琰政府的強制同化政策直接造成下高棉人的族裔國族主義的再起，要求南越政府將湄公河三角洲歸還給柬埔寨，部分的下高棉人更是自願加入越南共產黨領導的反政府組織，引起南越政府和美國的注意。特別是，共產黨在南越西寧省組成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作為基地來展開武裝游擊行動，對南越的國家安全造成極大的威脅。這也使得南越政府加重對下高棉人的壓迫。另一方面，共產黨在鄉村地區強制甄補下高棉人加入，拒絕者將遭到殺害。吳廷琰政府與越共的雙重壓迫，導致數以千計的下高棉家庭移往柬埔寨。
隨著越南緊張局勢升高，下高棉人所遭受的壓迫就更加嚴重。1969年11月，南越總統阮文紹不公正對待下高棉人，強制低價收購大量他們的土地，導致許多下高棉僧侶在西貢和整個湄公河三角洲發動示威抗議。
波布政府要收復失土，但代價是更多邊界戰爭
金邊政府對於下高棉地區，以及正遭受南越政府施加系統性種族政策（同化）的下高棉族兄弟，亦有所回應。1958 年 1 月，金邊政府致函給聯合國的 81 個會員國，內容是關於柬埔寨對於南越湄公河三角洲的領土要求，同時，也指控居住該地的 50 餘萬下高棉同胞正在遭受同化政策的對待。
柬埔寨的聲明指出，自 1954 年以來，南越政府曾設法同化下高棉人，強將越南籍加諸在他們的身上，迫其身著越南服飾，減少學校內高棉文的教授，並強逼下高棉僧侶參加陸軍。數十萬下高棉人因為被夾在從事武裝衝突的政治黨派間而正在面臨死亡。金邊政府對於來自南越的下高棉人則是提供援助，並且將其安置在某些地區以形成新的村落。
1961 年 3 月，金邊政府致函聯合國秘書長韓麥舍（Dag Hammarskjöld），請求派一代表團赴南越調查下高棉人遭受迫害之情事；由於金邊政府曾揚言，除非南越境內的下高棉人的不滿情緒獲得滿足，否則將與南越斷交。南越副總統阮玉書（Nguyễn Ngọc Thơ）與柬埔寨外交部長聶杜朗（Niek Tioulong）遂在暹粒（Siemreap）舉行會晤，試圖解決有關下高棉人的紛爭。1963年10月，柬埔寨國民大會（National Assembly）甚至通過一項動議，要求政府採取法律行動，主張下高棉地區是柬埔寨的領土。這種國族主義情緒一直延續到1970年代，無論是龍諾政府或是波布政府都曾對南越採取軍事行動。
波布是一個極端的國族主義者，受到種族主義與領土擴張主義等意識型態的影響，懷有強烈的反越意識，對於越南人過去併吞柬埔寨人領土的歷史深感憤怒。因此，波布掌權以後，決心要收復湄公河三角洲這一大片失土，導致柬、越關係相當的緊張。在 1975 年推翻龍諾政府的當日，波布政府隨即宣布重新佔領湄公河三角洲的意圖，而且更利用西貢政權陷落的機會，侵佔位於暹羅灣包含富國島、土珠島等具有爭議的沿海島嶼，這些島嶼是歷史上被越南人佔領，但柬埔寨歷代國王都認為是柬埔寨領土的小島；另外，也入侵河僊到西寧的邊境地帶。波布的佔領行動最後遭到越南的反制而失敗，這也突顯柬、越兩國的歷史仇恨未見消退。
下高棉人仍在爭取「原住民」身份
1975年，隨著越南戰局走到尾聲，大量的下高棉人因為戰爭和南越政府的壓迫而逃離往柬埔寨，甚至是美國、澳洲等西方國家，成為海外分離勢力的根據地。共產黨統一越南以後，河內當局在南方推動社會主義改造與建設工程，試圖將南方人變成社會主義的新人，思想改造與再教育政策、農業集體化等一系列措施對下高棉人形同一種恐怖統治，導致許多下高棉人逃離越南而成為成為難民。
1980年代中期以後，越南政府著手實施革新政策，黨和國家為兼顧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國防安全，根據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則，制訂許多方針政策，重點投入、支持和創造經濟社會發展條件，藉以完成改善各地區及下高棉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任務，希望能夠消弭下高棉人民的不滿，同時提升他們對國家的認同感和忠誠度。儘管越南黨國一再重申要徹底實現各族群之間的平等，消除少數族群和多數族群在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差距，但是這種改善少數族群「落後」生活的政策，確實是源自於封建時代經過殖民時代而一直延續到現在的刻板印象和偏見，即少數族群是「野蠻的」和「落後的」，必須加以「漢化」、「文明開化」和減少「落後」程度以達到更高的發展水平。
進入21世紀以來，河內當局雖然積極推動對少數民族政策，像是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欲藉此改善少數民族的生活水準，從各項經濟社會發展的數據來看，確實有這樣的趨勢，但越南政府這種帶有同質化目的的發展政策，卻使得下高棉人實際上仍經常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導致違反人權的事件時有所聞，進一步加重下高棉人的相對剝奪感，容易誘發對京族的不滿情緒，並且起而要求自身的權利。部分的下高棉人，特別是旅居海外的下高棉人，希望越南政府能承認其原住民的地位，從而對自己祖先的土地享有自決的權利，但遭到越南官方的嚴正拒絕，認為這是追求分離主義的一種掩護。
儘管越南政府一再強調各民族享有共同的歷史，都是雄王的後裔；實際上，下高棉人卻是與柬埔寨高棉族共享吳哥文明的輝煌及沒落的過去，這種歷史記憶透過每年舉行的喪失領土紀念儀式與活動反覆地召喚而深植於下高棉人的心中，成為構成族裔認同的一部分。
此外，柬埔寨作為下高棉人的外部祖國，經常提供經濟和庇護的援助，進而影響柬、越兩國關係的發展。過去30年間，每當柬埔寨舉行大選時，反對黨總是會鼓動選民的反越情緒，指控洪森與人民黨主動地割讓柬埔寨的領土給越南，這使得下高棉人問題更加複雜化。
尊重少數族群的文化認同，有助解決衝突
總的來說，下高棉人的問題不僅僅是越南內部的民族問題，還牽涉到越南和柬埔寨數百年錯綜複雜的歷史恩怨。由於越南和柬埔寨這樣的後殖民國族國家，經常將國族與一個具有明確領土的主權國家連結在一起，但是很少有現代主權國家在其邊界內享有文化和族裔的同質性，使得國族必須以適應文化和族群異質性的方式來加以定義以避免國族和族裔性（ethnicity）之間的衝突。
正如馬來西亞學者羅國華（Francis Loh Kok Wah）所強調的，在多元族裔和多元宗教的社會裡，衝突發生的根源並不在於多元性的本身，而是在相關行為者對待多元性的態度上。一旦支配性族群可以和少數族群分享政治權力，而國家能賦予所有人公民權利，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同時，尊重少數族群的文化認同，這將有助於解決國家與少數族群之間或是支配性族群與少數族群之間的衝突。
就此而言，越南政府雖然一再重申越南是一個多元民族的統一體，強調各民族之間的平等地位，但對下高棉人等少數民族來說，民族平等實際上更像是一種用來掩飾越南人中心的官方論調。如果越南政府、下高棉組織等相關各方都依然堅持族裔國族主義的思維，將難以化解越下高棉人的所遭遇的困境。
好書推薦：
書名：下高棉人的困境：越、柬的國族政治與地緣政治糾葛
作者：顧長永、蕭文軒
出版：臺灣商務
出版日期：20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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