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約翰．湯姆生（John Thomson）並不是一個太陌生的名字。他在1871年來到台灣，為當時的台灣風土拍攝了珍貴的第一批照片，這批照片被稱為「世界看見台灣的第一印象」，更是研究平埔族的重要史料。然而，關於約翰．湯姆生是誰、為什麼有如此財力得以深入遠東，並以紀實拍攝、紀錄報導為目的，這些相關背景卻談得很少。（延伸閱讀：《尋找湯姆生：1871臺灣文化遺產大發現》、十九世紀末，英國攝影師眼中的台灣原住民）
實際上為湯姆生奠定學術地位的關鍵行動，其實不是台灣之旅，而是他的柬埔寨吳哥（Angkor）行。
工廠學徒的亞洲大冒險
19世紀末，隨著大英帝國在亞洲的殖民佈局一步步擴大，新加坡、香港陸續成為英國在遠東的重要商港，許多攝影師也隨著貿易線的開拓來到遠東，並以新加坡、香港為執業基地，約翰．湯姆生便是其中的一份子。
攝影術在當時是個時髦的新玩意，雖然照相機與玻璃底片仍相當笨重，需要的曝光時間也很長，但相較於銀版攝影昂貴的材料成本，1851年問世的濕版攝影術，已較為「方便移動」，也大大降低了進入的門檻。濕版攝影可以讓影像穩定留存在玻璃底片上，而且畫質非常細膩；只要玻璃底片保存得宜，就可以在紙張上無限複製。濕版攝影不但促成了攝影行業的廣泛興起，也讓「旅行攝影」成為可能。
約翰．湯姆生就是在這股新興潮流中名聲鵲起。然而，震驚世界的並不是他的攝影藝術，而是他為中南半島留下的照片。在他之前，深入中南半島的西方傳教士與探險家並不少，但這些先行者最多只能用畫筆速寫眼前的景象，在出版前還需由畫師根據速寫稿重繪，再交給版畫師製成銅版，層層「再製」後，印刷出來的圖像難免失真。相對於此，在那個「修圖」仍未十分發達的年代，照片可說是「真實」的同義詞。
在湯姆生之前，深入亞洲的西方探險者多是傳教士，或是受學會資助的博物學家。湯姆生的父親是一名蘇格蘭菸草商，沒有強大的背景，家境可能也只是小康，並不是所謂的「有閒階級」。他原是光學儀器工廠的學徒，曾在瓦特藝術學校（即後來的Heriot-Watt University）讀過兩年夜校，學習自然哲學、數學和化學，簡言之，他的求學歷程與世家公子、學霸這類形象八竿子打不著。取得相關學科的能力認證後，湯姆生進入了蘇格蘭藝術學會，該學會在當時是由科學、工程、製造領域專業人士所組成的交流網絡，很可能是透過這個機緣，打開了湯姆生的視野，得知遠東正充滿無窮的機會和可能性。
1862年，約翰．湯姆生和哥哥來到新加坡創業，製作航海儀器，並開設照相館，替人們拍攝肖像照。新加坡自1819年成為英國轄下的國際轉運港，在這裡可以遇見全球南來北往的各色人等，聽到各式各樣新奇怪誕的第一手見聞。1864年出版的亨利．穆奧（Henri Mouhot）遺作《暹羅、柬埔寨、寮國和越南之旅》（Travels in Siam, Cambodia, Laos, and Annam）英文版，不但震撼歐陸，也讓湯姆生深受啟發，決心要到柬埔寨一探究竟，為吳哥遺跡拍下紀錄照。1865年，湯姆生從新加坡啟程前往曼谷，開始了他往後10年的亞洲大冒險。
乘著大象去吳哥
當時的英國人要進入中南半島，一定得從曼谷登陸。那時暹羅正努力在西方列強之間周旋，藉由與英國合作，避免淪為被列強宰割的對象。而柬埔寨則是暹羅的附庸，雖然已和法國締結從屬關係，但吳哥與馬德望（Battambang）這兩個高棉人的傳統領域，仍是暹羅的土地。湯姆生在曼谷逗留了幾個月，透過英國領事館牽線，為拉瑪四世（Rama IV）時代的暹羅皇室留下了許多珍貴影像，也藉此取得深入內陸所需的文件與相關資源。
在19世紀的中南半島，西方旅行者要孤身上路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得面臨語言、水路、陸路、叢林、沼澤、高熱、暴雨、疫病、海盜、原始部族等種種考驗，何況湯姆生還帶著一大堆天文儀器和攝影器材（包括顯影、定影所需的各式化學藥品）。每個旅行者都得聘用助手、船夫、通譯和廚師，搞定牛車、大象和船隻，在每個站點換用適合當地地形的交通工具與駕駛人，若沒有在地的支持系統，很難張羅齊全。
湯姆生很幸運，雖然只是個沒背景又沒身家的小人物，英國領事館的駐暹人員肯尼迪（Mr. Kennedy）卻願意與他結伴同行。透過肯尼迪強大的人脈關係，不但排定了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發表的期程，行程規劃也通過了暹羅皇室的審核，獲得拉瑪四世親手寫的通關信函。一路上，都得靠著這封「御筆信」和大大小小的地方官打交道，才能搞定住宿和交通工具呢！
1866年1月27日，他們組成了14人的隊伍，浩浩蕩蕩，自曼谷乘船，沿著運河東行，來到甲民港（Krabin），並在此解散船隊，改走陸路。大象是中南半島最方便的交通工具，他們原本計畫在甲民取得大象，可惜事與願違，只能找到體型嬌小的馬和牛車前進。馬匹不堪勞損，牛車老是故障，他們一路上都在忙著就地取材，修復這些「哩哩落落」的交通工具。一直熬到暹粒（Siem Reap），透過暹羅政府所發的護照（passport），不但受到暹粒省長的高規格接待，也終於獲得夢寐以求的大象，順利抵達吳哥。
一場拒絕獵奇的旅行
在中南半島的叢林中挺進是很危險的。很多西方人被這片土地的疫病奪去了生命，包括湯姆生仿效的亨利．穆奧。整趟行程，湯姆生的助手們輪流發燒，他自己也在抵達吳哥前10天染上熱病，還好有旅伴悉心照顧，終於捱到了目的地。
湯姆生在筆記中描述，由於洞里薩湖的湖水在旱季時會快速縮減，依原路返回曼谷將是「致命的」。探索完吳哥城附近的遺跡後，他們深入荔枝山（即Phnom Kulen，庫倫山），接著來到柬埔寨皇室所在的金邊，湯姆生也為柬埔寨皇室拍攝了一系列的肖像照，受到極大的禮遇。在國王諾羅敦一世（Norodom）的協助下，走海路返回曼谷灣。相對於進入柬埔寨的漫漫長路，國王為他們安排大象，讓他們只花5天就抵達貢布港，並提供一艘船，讓他們乘著順風從貢布回到曼谷。
湯姆生不但用詳細的文字與照片紀錄了他所見聞的吳哥寺和吳哥城，還為吳哥寺進行了測繪。與後來到此獵奇的觀光客截然不同，湯姆生很清楚自己的使命和任務，他所留下的紀錄是與其說是旅行筆記，更接近田野調查和紀實報導。奇怪的是，他沒有將自己的身影放進照片裡，在旅伴的協助下，留下合照以證明自己參與了偉大的旅程，應該不是難事，但他沒有這麼做。
和穆奧的遊記相較，湯姆生的寫作筆調猶如百科全書，詳細紀錄當下看到、聽聞的事物，少了很多個人的情緒性描述。他的拍攝風格則兼具詩意與冷冽，聚焦於表現這些廟宇的空間特性，層層疊疊的幾何線條，端凝工整，具有強烈的結構感。
成為遠東探險的重要人物
湯姆生與肯尼迪於1866年6月返回英國後，很快便提交了此行的論文、地圖和照片，並於8月17日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正式發表。同年11月，他獲選為皇家地理學會會員，隔年出版他的第一本著作《柬埔寨的古物（The Antiquities of Cambodia）》。這一年，湯姆生才30歲。
這趟旅行奠定了湯姆生在學術圈的名聲，也鼓勵他繼續以類似的模式推進在遠東的探險範圍，後來在越南、中國、台灣等地的拍攝與報導，都成為亞洲近現代研究的關鍵史料。
在1860年至1870年之間，探索吳哥的先行者並不少，除了法國博物學家亨利．穆奧與約翰．湯姆生，還有人類學家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法國軍方派出的湄公河委員會等。這些先行者冒著丟掉性命的風險，以詳實、細膩的科學方法，記錄眼前的一切，並不辭勞苦的查找各種資料，訪問當地居民，試圖去比對、解釋種種謎團，為後世留下極具參考價值的研究資料。
他們大多不是學院裡受體制保護的研究人員，純粹憑著對知識的熱情深入險境，雖然領事館、泰柬皇室多少會提供一些援助，但能取得怎樣的幫助很難說，只能依賴偶然的幸運。路上會遇到的種種未知與凶險，都必須自行承擔。這種精神是令人感佩的，相較之下，我們這一代人的「旅行」，實在是太安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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