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究竟是越南人，還是台灣人？」跨國新二代的歸屬與困惑｜藍佩嘉／獨評讀好書

新南向政策期許台灣東南亞二代，發揮母系語言文化的優勢，成為「南向小尖兵」，為國家開疆闢土。本章聚焦在跨國經驗最為豐富的一群東南亞新移民子女，一般被稱為「海外歸國子女」或是「跨國銜轉生」，他們在海外有較長期的居住經驗，通常在中學或大學時搬回台灣。

「海歸二代」跟其他新二代的生命經驗存在怎樣的差異？首先，由於語言或口音，以及教育經驗不同，他們與一般台灣同儕的差異較為可見，也更容易被區分或標示出來，因此在教育銜轉過程中面臨語言、學習適應等挑戰。此外，海歸二代的家庭社經背景更趨於兩極化：社經地位較高者，父親多為台商、台幹或其他駐外人員，在海外認識母親，而後因為父親工作或是子女教育等因素搬回台灣；階級光譜的另一端，有些二代隨著離婚或分居的母親返回家鄉生活，也有些是移民母親在前一段婚姻所生的子女。

高社經地位海歸二代

留著長髮、長相秀氣的婷玉，大學前多在越南居住。她的台灣父親到越南尋求創業機會時跟當地母親相戀結婚。因為父母在北越的事業繁忙，婷玉跟姊姊曾經短暫跟台灣的祖父母同住，之後搬到胡志明市的外公外婆家，並就讀當地的台商學校，直到大學時才回到台灣。

婷玉描述自己是誤打誤撞、半推半就地「成為新二代」。在新南向政策的高峰時，她正在一所國立大學就讀，當時修習一堂創新實作規劃課程，她與同組夥伴在討論時「有點被迫要提出一個idea來」，她想到自己的生命經驗，便提議以新住民家庭為專案主題，沒想到引起老師肯定與同學關注：「就感覺……很特別！就是跟所有人不一樣……我們的題目在所有的題目當中就像是一顆星星一樣。」之後，她不僅受到媒體採訪，團隊後續也申請到移民署的專案補助，得以發展社會企業。

不過，婷玉在訪談中坦承，當時的她非常遲疑是否要把自己貼上「新二代」的標籤，她覺得揭露這個身分「會變得更弱勢的感覺」。突如其來的正面肯定，讓她意識到這個身分可能被轉化為紅利，媒體甚至用「台商公主」來稱呼她，即便她的父親其實只是台商工廠的幹部。她也清楚地意識到這些關注的前提在於「新二代」與「頂大學生」的反差連結，媒體想像中的高社經地位，或是學業成績的地位盾牌，讓她成為一個「非典型」、「特別」的新二代。

婷玉後來對於新二代身分的擁抱，以及媒體對於她成長歷程的想像，其實跟婷玉過去在越南的認同與經驗有所落差。她描述自己的家庭條件普通，私立大學畢業的父親、高中畢業的母親並沒有太多的文化資本挹注在小孩的教育上，但父親堅持「小孩要是個台灣人」，重視中文學習。台商學校是全中文的台式教育，她的越語讀寫能力相當有限，即便住在越南也像是個外國人。婷玉描述台灣對她來說是「又陌生又熟悉」的家鄉，每天臉書上滑的都是台灣新聞，同學們聽的都是台灣流行歌，學校裡看的也是中文報紙雜誌，回家聽的是台灣廣播節目，反之，她對越南社會脈動和流行文化少有掌握或興趣，看到越南新聞「有種與我無關的感覺」。

台校班上大約3分之1是駐外台灣家庭的子女，另外3分之2是台越混血，婷玉描述自己感受到的族群階序：「小時候會很自卑！因為老實講，會覺得就、就是你自己心中會有些認定，好像一個純native的台灣人的話就比較高尚。」她也發現，「純台灣人」同學的成績通常比較好，因為有台灣人媽媽幫忙照顧功課，在這個越南的「小台灣」世界裡，身為本地人的越南媽媽也面臨台灣的越南移民同樣的教養困境，她們不知道怎麼教育小孩，並非因為文化的落後，而是因為教材內容的差異。

婷玉在成長期間短暫返鄉的經驗，讓她接觸到台灣社會對於新移民或東南亞的汙名。例如安親班同學聽到她從越南來的，揶揄地問：「那你們是不是都划船上課啊？啊你們划船要划多久來學校，你們是不是都是沼澤、是田？」在這樣的氛圍中，她也內化台灣主流的意識形態，認為台灣是高尚、進步的，越南是低下、落後。她記得寒暑假的時候，每次回台灣都扛了一大堆食物、書。「在台灣的東西都像寶物一樣的珍貴！」她笑著說。婷玉的生命歷程後來的意外發展，讓她回過頭去反思自己的成長經驗，反而抱怨父母並不如其他同學家長有培育雙語資本的「遠見」，未能及早提供越語的加強學習資源。

身為台越二代的「閾限認同」（liminal identity，不是純越南人，也不是純台灣人），在新南向政策影響下的政治場域中，可能轉換為多元文化的身分紅利，但前提仍需確立台灣人的身分認同。圖片來源：Sorapop Udomsri／Shutterstock

在多重語言與身分間，尋找自我認同

同樣在越南就讀台商中學的Eva，則有著非常不同的感受與經驗。她對台商學校的印象是一個階級同質的小天地，讓同學們過著「像公主一樣的日子」，但她在中文學習之外，也能說流利的越南話，並有堅強的越南認同。

Eva在胡志明市有堅實的越南親戚社群：經營家族成衣工廠的父親，視越南人為事業夥伴，母親婚前在工廠當幹部，婚後也有意識地教導Eva跟弟弟說越語。Eva 5歲時，母親帶著兩個孩子到澳洲讀書，投靠親戚住在雪梨的越南城裡，原本希望藉此讓孩子加強英語能力，沒想到卻經歷赤裸裸的種族歧視。她意識到必須堅強起來保護自己不被欺負，同時也在緊密連結的移民社群裡強化對越南人的認同。

國中時他們搬回胡志明市，就讀台商學校，她才開始學寫中文。她覺得自己不同於台商學校裡的「純台灣人」同學，還有「另外一層身分」。她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維持著多語言使用：跟爸爸講中文、跟媽媽講越文、跟阿公阿嬤打電話時講台語，跟弟弟講英文。她描述自己日常生活中不斷地在跨語境翻譯：「我腦中想的是越南文和英文，然後我再把它翻譯成中文講出來，所以我們的腦袋裡面，其實是比別人再多運作一步。」她肯認這樣的多語翻譯，能夠幫助她更容易與人溝通、說服他人。

Eva描述在胡志明市讀中學是她人生中感到「最舒服」的時期，回到越語環境與親戚圈讓她如魚得水，她也在台商學校的階級泡泡裡感到自由安全。但由於家族結束在越南的事業，Eva在高中時跟弟弟搬回台灣跟阿公阿嬤住，就讀天主教高中的英文班。由於她說中文帶著ABC的腔調，但「明明就長了一副亞洲樣」，因此被同學批評為「假外國人」、「假ABC」。在重視群體生活的台灣中學生活裡，個性鮮明的Eva被認為是「特立獨行」、「搞身分特殊」，有些老師也覺得她不時挑戰權威，是個「壞小孩」。

她記得有一次上公民課，老師講課提到「台灣有很多男性啊，在台灣找不到老婆，會選擇去用金錢去東南亞找外籍新娘」，同學們就轉過來看著Eva：「那妳媽媽是不是外籍新娘？」Eva生氣地回應：「我媽是外籍新娘啊，外籍不等於你是用金錢交易來的，為什麼會被畫上等號呢？」儘管當時的中文不夠流利，她也勇敢地反問老師：「那老師，日本人算不算外籍新娘？義大利人算不算外籍啊？美國來的算外籍新娘嗎？」

描述自己經歷多次「漂流經驗」的Eva，經常感受到自己在當地沒有歸屬感，或難取得別人的認同：「我常常覺得我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我在越南人家會覺得我是台灣人，我在澳洲，他們覺得我是亞洲人，我在台灣，人家覺得我是越南人，我就覺得我好像在哪裡都沒有一個、都沒有人認同我。」

在台灣念高中時，正值服貿抗議與太陽花運動，她開始關心社會議題，參與社會運動的過程，也轉變了她的認同圖譜。一方面，她因為與台灣的生活與未來產生共感，感受與認同自己是這個共同體的一分子，「台灣人認同」不是一個先存的身分，而是透過具體的政治參與而發展出來：

在這些活動中，我認同我自己是一個台灣人，是因為我想要為了這件事情出力，我想要改變這個事情，我想要留在這個國家，我想要改變這個情況。我想要參與這個東西，久了之後就變成說，那我是不是（台灣人）？其實我也覺得我自己是台灣人，我才會想要為這個國家出一分力啊，我才會想要改進這個國家。

另一方面，她也意識到，想要改變、參與台灣政治，必須「搬出我台灣的那一面」，比較容易得到別人的認可。當時有意投入政治職涯的她，甚至主動註銷了越南的國籍。上大學前的暑假，她跑去某位綠營候選人競選總部報名擔任志工，當時正值新南向政策實施之際，對方本來覺得她年紀太小、對她沒什麼興趣，她主動表達自己是新二代的身分，以及對新南向政策的興趣：「可是我媽媽是越南人，我很會講越南文，你們的政策我都有看喔，我知道你們要幹嘛，你不覺得用我對你們是加分嗎？」對方才欣然錄取她。

身為台越二代的「閾限認同」（liminal identity，不是純越南人，也不是純台灣人），在新南向政策影響下的政治場域中，可能轉換為多元文化的身分紅利，但前提仍需確立台灣人的身分認同，Eva這樣描述：

當然新二代的身分還是比較特殊。當你有這樣子雙重的身分，你再去發聲，人家會覺得，喔，make sense，因為你是一半台灣人。如果你是一個純越南人，我來這邊說，我要改變台灣的新住民現況，沒有人要理你呀，你講話沒有分量。嗯，所以你要讓台灣人對你講的話有感覺，你必須，身分是台灣人。

Eva後來放棄了政治事業的想像，畢業後在一家傳產公司工作，由於公司有生產線在越南，她的越南語文能力與當地社會關係，讓她很快升上主管。然而，她仍遲疑自己是否是一個「適格」的新二代。她覺得自己不像多數的跨國婚姻子女，來自經濟弱勢的家庭。她帶著同情的語氣說：「我覺得大多數真正處於那種情況的人，他們沒有辦法發聲，他們說出來的話，沒人要聽，沒有分量。」因而覺得需要透過「比較說話有分量、認識人脈比較廣的人」，進行新二代的社會倡議才有實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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