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春的一個平凡週一，英國工黨政府發佈了最新的移民白皮書（2025 Immigration White Paper: Restoring Control over the Immigration System）。這份極具野心的政策藍圖不僅是工黨政府自2024年掌權後，首次對移民系統正式做出的全面明確表態，也被許多人解讀為對5月初地方選舉落敗的回應，顯示一股更強烈保守排外的政治風向，正席捲這個曾以自由移民文化為傲的島國。
其中，現任首相施凱爾（Keir Starmer）在白皮書發佈會中，將移民從「與身俱來的權利」（right）重新定義為「需靠自身贏得的賦權」（privilege），這一措辭在英國國內掀起激烈的正反討論。
英國移民要面對的新現實
2025年的移民白皮書包括四大改革支柱：來英工作、學習、非法移民執法與定居。具體細節如：
．工作簽證方面：技術工作簽證（Skilled Worker visa）將要求更高的學位與薪資門檻；提高雇主需繳納的移民技能附加費（Immigration Skills Charge），並導入積分機制以支持更嚴格的資格審查；現行的護理工作簽證（Care Work visa）將被徹底取消。
．學生簽證方面：學生簽證管道的成本大幅增加。核發簽證的教育機構將被徵收額外稅額（預計將直接推高國際學生本就昂貴的學費），現行的畢業生簽證（Graduate visa）期限也將從2年縮短至18個月。
．執法與定居：非法移民的驅逐出境程序將更加精簡，若涉及犯罪事實，英國政府將優先執行快速遣返程序以避免冗長的上訴滯留。申請永久居留權（Indefinite Leave to Remain）的申請資格也將從5年延長至10年；各類簽證的語言能力標準則從基礎程度（A1）躍升至中階程度（B1-B2）。
這份白皮書明顯大幅提高各種門檻。工黨政府試圖藉此傳遞一個明確、甚至有點殘酷的移民管理方向：人力市場的入場資格將更菁英化，只有擁有足夠「資本」的人，才能參與其中。
排除經濟學
這份移民白皮書政策，加上2024年頒布的提高工作簽證與配偶伴侶簽證的最低薪資標準，反映了全球對移民的右傾潮流。在這個背景下，移民的配套政策成為一種篩選機制，跨國流動中的技能與財力標準將被重新檢視、定義。
以極具爭議的撤銷護理工作簽證為例，無論英國健康照護產業長期反映的勞動力短缺問題、以及撤銷簽證後該體系能否維持正常運轉的疑慮，似乎都無法阻止簽證撤銷。這反映了此項改革其實與現有勞動市場中真正缺乏的技能無關，重點是技能的「不可取代性」與「附加價值」。這種變相的篩選基準，再加上逐漸疊加的經濟壁壘，將把任何缺乏充足資源的流動力拒之門外。英國的移民管理做法揭示了台灣必須考慮的3個關鍵動態：
．不斷上升的成本：流動人口面臨更高的成本、更加嚴苛的要求以及更長的等待期（也是隱性成本的一種），構成了一個以財力為基礎的移民管理體系，將最需要經濟機會的工薪階層移民排除在外。
．勞動市場供需機制紊亂：自由市場的供需機制受到政治介入挑戰，勞動力市場功能與政治訊息傳遞之間將出現更多艱難的選擇。儘管市場已經反映短缺需求，但政府仍可能選擇犧牲必要的經濟考量，以回應、迎合大眾意向。
．技術與非技術工作的重新定義：英國取消了護理人員簽證，同時要求相關機構與雇主優先考慮以本國工人填補這些職位，顯示了技能等級分類的政治建構，挑戰了關於誰應該做某些工作以及對應薪資的既定假設。
全球流動力將面臨「菁英化機制」的衝擊。英國試圖透過重組勞動力等級制度的策略，暴露出技能分類更大程度服膺於政治考量，而非真正的社會需求；而技能所對應的薪資基準關聯性，實際上高於社會應用的重要性。
台灣面臨和英國相似的壓力
在國家發展委員會的預測下，台灣在2025年已邁入超高齡社會（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率達20%）。也就是說，我們與英國面臨著相似的壓力：迫切需要健康照護人員、中小型企業爭奪中階技術工人，以及大眾對移民帶來社會成本的擔憂。
英國取消護理人員簽證不僅是在市場擾動下的決策，護理簽證更佔所有技術類工人簽證的75%──換句話說，他們取消了需求最高的簽證類別，即便市場警示相關產業的功能可能面臨崩潰。
台灣應該對此有所警惕。我們現行的社會照護移工佔外籍勞動力（《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8到10項工作）總數的29～36%（見圖表中藍線趨勢）。但細看外籍勞動力在此行業內的比例，他們幾乎佔了整個照護行業勞動力的一半，在疫情前甚至超過50%。我們對於外籍照護人員的依賴程度遠超過英國──在英格蘭，外籍照護人員佔比大約20%。也就是說，如果相似的政治風向吹向台灣，屆時，我們的社會照護體系將面臨更嚴峻的挑戰。
台灣在政策反覆的部分也可是一樣。今年年初，台灣勞動部宣佈了針對畢業僑外生開放的6個工作類別，包含醫院照護輔佐、物流倉儲理貨員、貨車駕駛、貨車助理、公路及市區汽車客運駕駛或安全管理人員，然而幾個月後，又因為公眾反對而暫停該計劃。這與英國的情況有異曲同工之妙，反映了政府在面對民意風向與經濟需求時的搖擺不定。這樣的政策混亂帶來雙向的信任建立困難：不僅是台灣內部對政府有所質疑，對於我們急需的跨國技術勞動力而言，台灣的市場環境也讓人難以信任。
跨國勞動力與本地勞動者間的平衡難題
現實上，台灣社會內部對於移民工的考量，更多了兩岸緊張局勢的影響。相比英國，除了移民帶來的社會融合焦慮，我們同時還需要擔心國家安全、文化認同和社區和諧。也就是說，當移民工成為更深層身份認同衝突的代名詞時，我們需要思考：基於自由市場原則的理性經濟策略，還有實踐可能嗎？或許更加艱難。
然而，平衡跨國勞動力與本地勞動力利益的擔憂確實存在，這也是促發英國這次大刀闊斧移民政策改革的重要因素。但在擔憂的背後，它更大程度反映了大眾對就業競爭和薪資停滯的擔憂。限制移民、同時把勞動危機轉嫁給雇主，絕對不是根本的解決辦法。真正的平衡需要兼顧於本地勞動力的培訓、提高薪資和改善工作條件。如果沒有針對這幾項問題作出承諾與行動，本地勞動力仍然可能排斥進入特定工作類別，因其低薪與較差的工作條件而卻步。結果是移民限制只會持續帶來勞動力短缺，對現實就業環境沒有實質幫助。
對台灣移工政策而言，這是一大警鐘。台灣的現行「客工」制度與更加嚴苛的移民制度，其實就是利用更高的成本考量，為本地勞動力樹起一道堅實的保護牆。但是在客工制度背後，是整體勞動力環境短缺的長期結構性挑戰。而英國的政策雙重賭注──選擇政治控制而非經濟必要性，以及將融入成本轉嫁給跨國勞動力個體──將會是一場政治實驗，結果有待觀察，但相關產業的警示不容我們忽視。
全球流動新規則
英國的政策轉向反映了一個全球趨勢：各國政府越來越傾向將移民控制作為展現政治實力的工具。當經濟論述不再足以為移民政策提供正當性時，文化焦慮與國家認同變成新的政策驅動力。這種轉變的後果是：移民不再被視為填補勞動缺口的解決辦法，而是需要被「管理」的政治問題。
對全球流動人口而言，最大的諷刺在於，他們長年被要求以經濟貢獻證明自身的正當性；但當政治風向轉變，這種論述卻不再提供保障。這也顯示，將移民視為市場商品，只會導致更深層的排斥與脆弱。
台灣也正站在類似的十字路口。在全球流動規則轉變的浪潮中，我們必須認真思考：是要推動真正以人為本的移民政策，還是任由偽裝成移民管理的政策滑向經濟懲罰的陷阱？流動未曾停止，只是規則變了。若要打造永續的勞動政策，台灣必須做出決定，是要服務國家利益與人性尊嚴，還是步上英國後塵，將移民變成只有少數人能負擔的奢侈。
雖然英國的政策實驗結果尚未明朗，但台灣不應該坐等他國的答案。我們應該重申，移民政策改革不應是零和遊戲，而是如何在全球人才競爭中創造雙贏的局面。台灣的選擇，決定我們是成為一個包容具競爭力的社會，還是在短視的政治考量中錯失發展機會。這不僅是政策問題，更是價值選擇──我們希望為下一代留下怎樣的台灣？
（作者為移民研究員，專注於移工治理和移民經濟體系研究。）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4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