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被殺的印尼共產黨員以及同情分子，雙手都被綁縛了起來。接著，一群安梭爾成員在一支陸軍部隊的護送下……把他們帶到處刑地點，也就是森通（Sentong）這座村莊，以及普沃達迪（Purwodadi）的植物園。這些地方已經預先挖好了坑洞。被害人一一被帶到那些坑洞前，由行刑者把繩圈套在他們的脖子上，然後束緊，直到他們昏暈過去，接著再用鐵棍以及其他堅硬的器具毆打。被害人死亡之後，頭顱還會被砍下來。有數十人在森通遭到這種方式殺害，在植物園則是約有一千人。萬人塚上方都種植了香蕉樹。
──匿名，〈關於印尼反革命殘暴行為的額外資料〉
打擊印尼共產黨及其盟友的暴力行動，在疑似政變過後不到幾天即告展開。到了1966年中，據估已有50萬人遭到殺害。在1968年的一份報告裡，中情局把那些事件形容為「近代最駭人也最密集的流血慘案之一」。在50年後的今天，那些殺戮事件連最基本的事實，也都仍然充滿了不確定性與歧見。關於那些事件的本質以及背後的邏輯，也仍有嚴重的誤解。
由於那些殺戮行為缺乏系統性的官方紀錄，因此要重建事件就必須仔細發掘各種記述，包括目擊者與加害者的證詞與回憶錄、外國政府的解密文件，以及內部報告還有軍事官員的正式聲明。本章將提出以下這幾個問題：有多少人遭到殺害？受害者是誰？他們是怎麼死的，在什麼地點，在什麼時候？此外，又是誰殺了他們？
有多少人遭到殺害？
在那場疑似政變帶來的後果當中，有多少人遭到殺害？各方估計的數字從78,600人到300萬人都有。估計的落差之所以如此之大，部分原因是那些殺戮發生得非常迅速，另一部分的原因則是被害人的屍體被棄置於全國各地無可計數的無名塚裡。
也許更重要的是，這樣的估計落差反映了一項事實，亦即那些必須為殺戮慘案負起責任的人物，持續掌權了30年左右，以致根本不可能對殺戮事件的嚴重程度真正進行調查。這樣的估計落差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西方國家、國際組織與媒體針對共產主義者在冷戰臻於高峰之際遭到殺害的情形，刻意採取沉默與漠不關心的態度。
不意外，這個人數的問題也可見於新秩序的批評者與擁護者之間，有時極為激烈的論戰當中，只見批評者大體上引述比較高的數字，擁護者則是通常（儘管不是毫無例外）堅持採取比較低的數字。新秩序的部分擁護者甚至利用人數的不確定性，質疑是否真的曾經發生過大規模殺戮。
舉例而言，當時派駐雅加達的一名前中情局官員提及「屠殺的迷思」，還有其他中情局官員則是聲稱那些數字受到過度誇大。此外，印尼當局雖然從未徹底否認曾經發生大規模殺戮，卻沒有明白揭示遭害人數，而是一再大打迷糊仗。
儘管有這些障礙，學術界卻在近年來出現了一項粗略的共識，認為遭到殺害的人數約有50萬。這個數字合乎各大西方大使館的內部估計，那些大使館在1966年2月底推斷40萬是「非常嚴重低估」的數字，而真實的數字有可能高達100萬。50萬這個數字也合乎印尼高階軍官在當時做出的估計，例如一名軍官就在1966年1月向西方駐外武官提出的簡報當中引用了這個數字。
值得注意的是，50萬還低於其他高階印尼官員引述的數字，例如權高勢大的安復部參謀長海軍上將蘇多莫（Sudomo）在1976年10月接受荷蘭電視訪問，就指稱「在那場政變之後有超過50萬人遭到殺害」。此外，在1966年9月舉行於美國國務院的一場會議上，蘇哈托將軍的心腹楊．瓦倫多（Jan Walendouw）指稱，遭害人數達120萬人，相較之下50萬連其一半都還不到。
受害者是誰？
那些殺戮事件有個普遍的誤解，就是認為那些事件主要是受到族裔或種族敵意所驅使，而且其中許多或者大多數的受害者都是華裔人士。通俗陳述以及部分學術陳述也指稱，許多遭到殺害的人士是死於私人恩怨：因為情感糾紛、買賣問題或者家族世仇。
毫無疑問，確實有些人是因為這類理由而遭到殺害。在雅加達以及其他大城市，像是棉蘭、三寶瓏與泗水，有不少華裔印尼人都在那場疑似政變之後，遭到毆打以及羈押，有些經過受審而被判處長期徒刑，還有些則是遭到殺害。10月1日之後的混亂氛圍無疑也為清算私仇提供了一個理想的機會。舉例而言，在約書亞．奧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的《殺人一舉》（The Act of Killing）這部紀錄片裡，其中的中心人物就充滿自豪地描述了自己如何在那場疑似政變之後遊走於棉蘭市區，殺害他們所能找到的每個華裔人士，包括一名年輕女子的父親，原因是那名女子曾經拒絕他們其中一人的追求。
不過，印尼那些殺戮事件真正吸引人注意之處，在於絕大多數的受害者之所以成為目標，都不是因為族裔或私人理由，而是因為他們在政治上的理念、活動以及關聯。為數極多的受害者都是印尼共產黨及其附屬組織的領導人與成員。也許不令人意外的是，印尼共產黨的高階國家領袖也都成了攻擊目標：例如艾地、盧克曼、喬托與薩基曼（Sakirman），都在遭到軍方羈押之後，於不明的情況下遭到射殺。
但在1965至1966年遭到殺害的大部分人士都不是主要政治人物。他們絕大多數都是窮人或者下層中產階級人士，包括農夫、種植園工人、工廠勞工、學校教師、學生、藝術家、舞蹈表演者以及公務員，不是住在鄉下村落與種植園裡，就是在小都市與城鎮外圍的簡陋聚落裡。不論怎麼看，他們都不會是直接知曉或者涉入10月1日事件的人。相反的，他們之所以成為攻擊目標，原因是他們自己、他們的家人或好友，加入了印尼共產黨或者該黨眾多附屬組織當中的一個。簡言之，絕大多數遭到殺害的人士都不是因為他們實際上做了什麼事，更不是因為犯下了任何罪行，而是因為他們加入了合法的政治與社會組織。
殺害他們的是誰？
一如這些殺戮當中的受害者，加害者的身分主要也不是由族裔或宗教界定，而是取決於他們的政治與組織隸屬關係，以及意識形態立場。的確，這些殺戮最引人注意的一點，就是其中的加害者與受害者，幾乎全都屬於相同的族裔與宗教群體。因此，爪哇穆斯林殺害爪哇穆斯林、峇里印度教徒殺害峇里印度教徒、新教巴塔克人（Batak）殺害新教巴塔克人、弗洛勒斯島上的天主教徒殺害弗洛勒斯島上的天主教徒，如此等等。
實際上，殺人者及其被害者不僅屬於同一個廣泛的族裔與宗教群體，而且還經常是同一個村莊、同一個鄰里，甚至是同一個家族的成員。因此，除了少數例外（包括華裔印尼人所遭到的攻擊），加害者與受害者都無法藉由族裔、種族或宗教而加以區分。
相對於宗教或族裔認同，加害者的政治與意識形態認同所具有的核心地位之所以必須受到強調，部分原因是這點正是印尼的這項案例和其他許多大規模殺戮的不同之處，但也是因為許多針對印尼這項案例所從事的學術研究，都聚焦於伊斯蘭教在殺戮當中扮演的角色。無可否認，大部分的殺戮行為確實都是由穆斯林所為，不過，在一個約有85%的人口都是穆斯林的國家裡，這樣的現象並不令人意外。
比較重要的一點是，各大宗教的信徒（尤其是天主教、新教與印度教）都加入殺戮活動，也都以宗教符號和權威煽動暴力，或是為暴力賦予正當性。此外，在高度信奉伊斯蘭教的西爪哇省，發生的殺戮事件相對極少。這些模式強烈顯示，和普遍觀點不同的是，伊斯蘭教並不是殺戮背後的驅動力。
如果暫且不管加害者的族裔或宗教隸屬關係，甚至也不管他們共同的政治與意識形態立場，那麼他們幾乎全部共有的特色就是身為軍隊、民兵團體或者私刑組織的成員。實際上，我認為這些團體的成員很有可能是接受，並且欣然擁抱了一種為極度暴力賦予價值的獨特機構文化，同時也學會從所屬團體的暴力手法當中採行特定種類的暴力行為。團體動力、權威的壓力以及恐懼的結合，促使原本的普通人做出他們本來可能不會做的事。
不過，大部分的殺戮行動都由陸軍發動以及策劃。儘管官方說法指稱1965至1966年的暴力是大眾對於印尼共產黨的憤怒所造成的自發性後果，但大部分的證據都顯示陸軍是那些暴力的主要煽動者與策畫者。其中最惡名昭彰的一個是陸軍傘兵特種部隊團。不過，其他許多陸軍單位也參與其中，以各自獨立的行動逮捕、訊問以及殺害被指為共產黨員的人士。警方、海軍陸戰隊以及海軍的單位涉入程度較低。至於空軍的單位，則是因為同情左派（不論是實際上如此還是僅僅受到這麼認定）以及據說對930運動有所涉入，因此被排除在外，而在殺戮當中幾乎完全沒有扮演任何角色。
他們是在什麼地方以及什麼時間遭到殺害？
殺戮情形雖然幾乎可見於印尼國內的每個角落，卻是最集中發生在中爪哇、東爪哇與峇里這幾個人口密集的省分，還有在亞齊、北蘇門答臘，以及東努沙登加拉的部分地區。大規模殺戮活動在特定地區遠遠比較沒有那麼集中，包括首都雅加達以及西爪哇省。
另外，時間方面也有差異。最早的殺戮行動在那場疑似政變過後幾天就已於部分地區展開，而在其他地區則是過了幾個星期或甚至幾個月後才開始。值得注意的是，大規模殺戮不論開始於什麼時候，都頗為規律地在持續幾個星期後即告停止。此外，最嚴重的殺戮情形在1966年中雖然已經結束，但部分地區的暴力卻斷斷續續地一路延續到1968年。
根據各方說法，大規模殺戮首先在那場疑似政變的幾天後展開於蘇門答臘北端的亞齊省，然後在1965年11月戛然而止，造成1萬人左右死亡。在鄰近的北蘇門答臘，儘管氣氛極度緊張，也有些暴力情形，但大規模殺戮卻是直到1965年11月初才開始發生，而在棉蘭市內迅速擴散開來，並且延展到該省的許多農田與種植園。到了1966年3月，那裡已死了至少4萬人，甚至可能是2倍的人數。
在中爪哇這個人口密集的省分，大規模殺戮展開於10月的第三個星期前後，而持續到1966年中。那裡的死亡人數雖然沒有確切數字，14萬卻是個廣獲接受的估計值。在鄰近的東爪哇，系統性暴力在11月初大幅增加，尤其集中在諫義里、勿里達與岩望等城鎮，以及該省東北沿岸區域的一批鄉下縣分。那裡的殺戮情形在12月逐漸平息，到了1966年中已大致結束，據估當時已有18萬人死亡。1965年12月初，在那場疑似政變的整整2個月後，峇里島開始發生殺戮，結果在總數僅有100萬出頭的人口當中，就有8萬人左右在短短3個月的時間裡遭到殺害。
其他地區的殺戮甚至又開始得更晚。舉例而言，在印尼群島東端的東努沙登加拉省，殺戮現象直到1966年2月中才開始發生，然後在1966年3月中結束，造成多達6千名據稱是共產黨員的人士遭到殺害。
暴力的廣泛地理分布明白顯示其根源不在於單純的地方衝突或者個人仇恨，而是在於某種更大的國家動態當中。另一方面，殺戮發生的特定地點，尤其是集中在亞齊、峇里、中爪哇、東爪哇、北蘇門答臘與東努沙登加拉，同時又幾乎完全沒有出現在雅加達與西爪哇，則是需要某種解釋。如果其背後的驅動力是國家層級的指示、命令或者動態，那麼殺戮為什麼只發生在部分地區？換句話說，我們該怎麼解釋這種獨特的空間分布模式？
同樣的，殺戮的時間分布，亦即在某些地區幾乎立刻展開，但在其他地區則是晚了幾個星期或幾個月，也令人對於殺戮的肇因產生疑問。我們該怎麼解釋這種有所差異的模式？漫長的時間落差至少顯示那些暴力不是自發性的結果，而是由某種外部刺激造成。於是，這點也就迫使我們必須更認真思考那些暴力的近因。我們尤其必須要問，是什麼因素造成地方上的緊張關係升級成為大規模殺戮現象。
好書推薦：
書名：殺戮的季節：一九六五至六六年印尼大屠殺史
作者：傑弗瑞．羅賓遜（Geoffrey B. Robinson）
譯者：陳信宏
出版：春山出版
出版日期：202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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