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的民主進程，往往繫於該地共同體建構與族群政治的步伐。例如今年年初於台灣出版、集結馬新港台四地觀點、思考馬國首次變天歷史意義的評論集《變天之後：馬來西亞民主進程的懸念》14篇評論，都不約而同指出：「變天」是否代表馬國民主已然前行一大步，取決於行之已久、證成威權政體的「馬來人至上」國家共同體構建方針，在未來會否有明顯變化。
印尼剛在4月舉行完新一屆總統與立法機構選舉。印尼大選所以受外界關注，除了是因為印尼選民與候選人基數龐大（印尼是全球第三大民主國，2019年選民與候選人數字分別達到近2億與超過30萬）、總統與立法機構選舉又首次在同日舉行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印尼的國家共同體構建進程，一直是學者的研究興趣所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現在已成國族意識研究經典，其作者美國學者Benedict Anderson在學之時專攻印尼研究，1950年代爆發內戰的印尼，也是《想像的共同體》書寫之時的參考案例之一。
印尼華人與民主化進程
華人在印尼屬少數族群，故此於印尼民主化時期，華人政治地位的轉變往往是外界評估印尼民主進程的重要指標。旅居印尼的台灣人吳英傑月前發表了文章〈印尼還會排華嗎？〉，對印尼民主化時期的華人地位轉變評價正面。文中一段說：
在2006年，印尼政府將華人提升為印尼一個族群，成為華族，和境內任何種族一樣享有公平的政治權利，唯一不能擔任總統的限制也被取消。而不斷對自己華人傳教士祖先身分覺得驕傲的瓦希德，更是在1999到2001年期間擔任印尼總統。而如果從1945年印尼建國以來，華人擔任內閣首長的比例，遠遠超過華人人口比例，參政權並沒有被剝奪，反而一起貢獻國家，印尼排華與否，這是一個很強力的證據……從我個人的經驗，老婆遠房華人舅舅在30多年前參軍，最後以空軍上校退伍，遺孀至今仍然領取終身俸。而前不久獅航失事事件，上電視接受訪問的警察少將，也是一位姓林的華人醫官，而印尼的華人博物館更是詳細記載歷史上1,000多名華人在印尼國軍擔任軍官的細節，現在印尼武裝部隊更有不計其數的華人軍官警官，擔任保家衛國和維護社會秩序的工作，他們的權利在武裝部隊完全中立的規範下得到完全的保障。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者戴維信（Jamie S. Davidson）近著《印尼模式：國家民主化二十年史》（台灣2019年譯本，原著於2018年出版，書名原為Indonesia: Twenty Years of Democracy），為印尼民主進程提供了更整全的脈絡分析。從戴維信角度看，縱然在印尼民主進程之中，昔日威權政體的舊精英影響仍然存在，民主化過程又令國內宗教與族群矛盾加劇，但相比亞洲其他地區的民主進程，印尼民主發展仍然出眾。印尼的政治暴力問題相對不嚴重，選舉能和平進行。雖然穆斯林佔國家人口8成，但印尼至今仍能維持世俗國身份。亦因此，戴維信對過去印尼華人政治地位轉變的評價同樣偏向正面。
毋容置疑，於2016年印尼首都雅加達省長選舉期間，與現任總統佐科威關係密切的華人候選人鐘萬學因觸怒穆斯林而斷送自己的政治生涯，但戴維信仍然提醒讀者：「我們不應忘記，在民主化時期，印尼華人地位確已被提高。於國會之內，乃至在華人人口較為密集的北蘇門答臘、廖內群島、西加里曼丹等省市的地方議會之中，華人議士處處可見。更何況，2016年年底的騷動終究沒有演變成族群流血暴動，換作是在蘇哈圖時代，情況應會大不相同。」
需要注意的是，戴維信並沒有盲目吹捧印尼逾20年民主進程的成就。他認為，印尼民主進程的一大隱憂，是國家欠缺法治，「暴徒與激進份子或因而能夠毫無代價地攻擊少數族群與政治對手，受害者往往會有冤無路訴。」貪污成風，正是國家法治不彰的原因之一。
在政治邊緣的商界精英
戴維信的《印尼模式：國家民主化二十年史》固然是理解印尼複雜民主進程的簡明入門讀本，但要更深入認識印尼民主的運作細節，我們仍需對讀2018年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由學者鍾武凌所著的Chinese Indonesians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Democratisation and Ethnic Minorities。對於印尼民主進程的缺陷，兩本著作的診斷一樣，都認為國家法治不彰，是印尼民主發展之大患，這很可能會繼而威脅國內華人少數族群的政治權益。不過，就華人處境而論，兩部著作對印尼民主病因的理解卻大不相同。前者傾向視華人為同一受壓迫的少數族群，後者卻認為，印尼華人不能被簡單視為單一受害族群，部份華人其實是印尼貪污成風、國家法治不彰的重要問題根源。
鍾武凌認為，「華人」定義不同與階級意識，是分裂華人族群的兩個因素。早在荷殖時期，印尼華人至少可被分為土生華人（Peranakan）與托托克人（totok）。土生華人是南下華人與印尼當地人的婚姻結晶，在印尼居住年期以世紀計，他們的生活習慣早已與當地融合。托托克人則是18-19世紀巴達維亞（今雅加達）荷蘭殖民者之間的流行用語，意指生於外國的純血新移民，生活文化與政治傾向仍以中國大陸為本位。
階級地位差異亦成為印尼華人內部鴻溝的重要源頭。學者以「受蔑視的富裕階層」（pariah business class）形容威權時代的華人商界精英。這些華人精英處於政治邊緣位置，為得到牌照、合約與國家銀行貸款等國家經濟特權，他們向執政集團輸送金錢利益。在印尼民主化時期，這些華人商業精英甚至成為政治改革的阻力。為求私利，他們或透過行賄、在國家監管機構之中安放親信，或僱用惡勢力在首都以外省份威迫平民與從政者，或收購媒體以影響輿論。顯而易見，這都是阻礙印尼自由社會與法治發展的政治行徑。
之所以提到華人之中的「受蔑視富裕階層」，是因為若然細心察看印尼選舉，我們便會發現，華人從政者所面對的反對力量不一就定來自印尼原住民，上述華人精英反而會成為華人從政者的絆腳石。2010年陳金揚在印尼北部棉蘭的參政經驗是頗為有趣的案例。陳金揚原為醫生，後來熱衷於參與社會運動。在2010年，陳金揚成為首位競選棉蘭市長之位的華人，也得到民主行動黨（PDI-P，現任總統佐科威所屬的政黨）的提名。他和穆斯林女候選人搭檔，希望爭取跨種族票源。
不過，陳金揚並沒有理所當然地得到所有華人組織支持。支持陳金揚的是印尼百家姓協會（PSMTI），但另一華人組織印尼華裔總會（INTI）卻選擇為有犯罪背景的候選人背書，很可能的一個原因，是陳金揚拒絕與總會進行某種黑箱利益輸送交易。在第一輪投票之中，陳金揚與競選拍擋所得票數為第二高，這出乎眾人意料之外。結果在第二輪投票之前，華人選民被謠言恐嚇，謠言內容多是陳金揚若能當選，棉蘭將會發生反華暴動。陳金揚最終敗選。
值得補充的是，陳金揚早在2000年代初參政時，便已深受印尼基層原住民支持，原因是陳金揚將促進跨族群教育、維護原住民中小企利益列為主要政綱。這都說明，陳金揚在2010年選舉落敗，並不能簡單將之歸因於印尼原住民與華人之間的對立關係。鍾武凌因而在書中結論指出，華人商界精英以賄賂方式介入政治滿足私利，既干擾國家制度運作，亦加深印尼華人作為黑金政治始作俑者與投機主義者的負面形象，這終難消除原住民對華人族群的怨恨。如此，印尼華人只會成為國家族群矛盾的重要問題根源。
說到底，確保域內各族群都能平等享有政治自由，理應是民主進程之中的核心議程。對讀《印尼模式：國家民主化二十年史》與Chinese Indonesians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Democratisation and Ethnic Minorities，對此一核心議程帶啟示極大。
（作者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與《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18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