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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職涯與生小孩,是女性的零和遊戲嗎?一段女性勞動與婚育的拔河歷史

事實上,在工作與家庭、收入與小孩的兩難間,每個人都是輸家。 事實上,在工作與家庭、收入與小孩的兩難間,每個人都是輸家。 圖片來源:Jacob Lund/Shutterstock

1974年秋天,當我的媽媽抵達維吉尼亞大學時,她從來沒想過自己得做出選擇。那時媽媽留著長髮,是個嬉皮風格的孩子。她的母親,也就是我的外婆,曾驕傲地宣稱在1928年出生的她是一名「天生的女性主義者」,那是在《美國憲法第19條修正案》賦予女性投票權僅僅8年後。

我外婆靠著一己之力念完大學,擁有4個孩子與一段關係平等的婚姻,因此期待她的女兒也有相同的未來。但當我的母親在維吉尼亞大學就讀時,她卻記得大多數同年齡女性知道她們前方有兩條路:你可以擁有一份職業,或找到一名有職業的丈夫,而你負責生小孩,沒有第三個選擇。

從農田到工廠:工業化如何影響女性的家庭權力?

在1990年代,社會學家卡洛琳.莫瑞爾(Carolyn Morell)針對沒有孩子的女性進行調查,那是在西蒙.波娃出版《第二性》超過40年後,也是在我母親大學畢業快20年後。然而,莫瑞爾調查的許多對象,依然不認為有一條同時通往孩子與職業的道路。莫瑞爾寫道:「這些女性將生小孩等同於離開支薪工作與留守家裡,將養育孩子視為婚姻中一種性別分工,讓她們在經濟上產生依賴,同時讓他們在婚姻關係中的權力被侵蝕。」

即便到了晚近的2014年,哈佛商學院針對同時擁有商管碩士學位的夫婦進行一項調查,也發現大部分男性與超過半數的女性,都期待女性會成為孩子的主要家長。

有歷史學家描述一種典型的案例,探討女性如何在勞動力變得重要時卻被擠出勞動市場。這種案例經常始於前現代、前工業化歐洲社會的某個地方,原先當地的農夫家庭透過耕作自有田地獲取食物,並兼職製作手工藝以補貼家計。每天夜晚或在漫長的冬夜,幸福的農夫家庭會在燭光下編織、製果醬或編地毯,妻子會與丈夫一起工作,為家庭經濟基礎復出同等貢獻。在一些特定類型的歷史學家眼中,這些有如神話般的過去標誌了女性勞動的「黃金年代」。只要勞動還在家中進行,那就沒有太大性別之分;而只要勞動持續沒有性別之分,女人就能保有同等家庭權力。

接下來災難降臨了,為工業革命提供動力的機器將勞工從餐桌前強行移動到工廠,如同機械化的珍妮紡紗機(spinning jennies)平穩地將羊毛轉化為紗線,在1800年前後幾十年間,工廠中的設備數量的快速增倍,將英國的農夫轉變為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所說的無產階級,也就是勞工階級。人們湧入都會中心,用農業和手工業勞動力換取支薪勞動力,以小型家庭農場交換城市公寓的租賃單位。在城市中,家庭生活與工作被嚴格區分開來。

歷史學家E.P.湯普森(E. P. Thompson)戲劇性地描述這個過程,他寫到每天早上,每戶家庭被「工廠鈴聲粗暴地撕裂」。父親會去工作,留下母親照顧一個重要性已被掏空的家庭。家庭不再是經濟生產力或勤奮的家庭勞動地點,而是被降級到剩下兩種功能:扶養小孩和為小孩創造一個柔情、充滿愛意的舒適空間,家成為了「無情世界裡的庇護所」。一路走來,女人失去為家庭做出經濟貢獻的能力,以及伴隨那種貢獻而來的家庭權力。

1835 年,英國織布棚內的場景。圖片來源:Wikipedia

女性勞動消失,家庭主婦崛起

儘管一直以來不同人對前工業化時期無性別之分的勞動神話抱持強烈質疑,學者也針對不斷變化的勞動環境如何影響女性與家庭的議題爭論不休,但工業革命對女性的生活與地位,確實造成一場重大的革變。歷史學家琳諾爾.大衛朵夫(Leonore Davidoff)和凱瑟琳.霍爾(Catherine Hall)曾闡述,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數十年間,大約是與工業革命改變英國同一時期,英國女性能從事的工作種類急速減少。在1790年代,英國女性在當地的職業名錄中,擔任獄卒、水管工人、屠夫、農夫、裁縫師和馬具工人;但到了1850年代,她們的選項已經被縮小到教師、女裝裁縫師和女帽製造者。

在此同時,讓女性留守家中遠離支薪勞動開始有某種社會意義。許多勞動階級家庭因為經濟需求,無法劃分女性化的私有家庭領域和男性化的公共工作空間,但新興中產階級家庭卻能這麼做。這群中產階級群體既非貴族,也沒有家徒四壁,至少能在表面上假裝很成功。有鑑於此,擔任一名家庭主婦或一名勞動的妻子,遂成為區分新興中產階級和勞動大眾的鮮明界線。

更具體來說,是女性在勞動上的缺席得以區分兩者。莎拉.史蒂克尼.艾利斯是書寫英國家庭生活的權威之一,她在1839年曾寫道:「紳士能夠利用工作時間從事幾乎任何卑微的職業,只要他們有方法維持體面的家庭,他們仍舊稱得上是紳士。」但同時,「如果一名女士接觸任何與商業有關的事物,無論那事物有多精緻,她都會因此失去地位,不再是一名淑女。」無論一個家庭中的男主人從事什麼樣的工作,不管那份工作多麼骯髒或需要體力活,只要男主人的妻子能留在家裡,就意味著他們是中產階級。

我們會看到許多作家描述男人在「工作」或「勞動」,與女人相關的詞則是「職責」(occupation)、「奧妙的廚藝」(culinary mysteries)與「責任」(duty)。如果我們要掉一點書袋,則可以說女人唯一的「勞動」(labor),是她在分娩時從體內推出一名新的美國人,讓孩子誕生在這個世界上,在那之後女人不會再勞動。假如說女人最高的天職就是成為母親,那麼履行伴隨母職而來的責任根本不算是勞動。

女性不被允許同時擁有孩子與工作

當然,女性本身不會存有這類幻想。蘇珊.B.安東尼(Susan B. Anthony)是一名女性權力與投票權的倡議者,因為從未結婚生子而頗負盛名。缺乏家務的羈絆是她深具政治影響力的原因,那讓她得以在美國四處奔波,對數千名觀眾演說並推動女性投票權。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Elizabeth Cady Stanton)是安東尼的密友與政治夥伴,她因為有7名子女而離不開家,那使得她無法站在爭取女性投票權運動的第一線,即便她一直是其中最具啟發性的思想家之一。

「你看,」斯坦頓在1853年寫信給安東尼時說道:「我在家裡忙來忙去,小孩圍繞在身邊。我還要洗盤子、烘焙、做裁縫等等。我可以產生許多好點子,但我不能去找書,因為我無法空出手來。那工作需要我的大腦和我的雙手。」

像安東尼這樣的19世紀女性主義者很清楚知道,從事家務勞動(包含擔任一名母親),和政治、智識或專業能力多少是相互排斥的。而她們懷疑這並非意外。

從1880年代開始,美國雇主開始設置排婚條款,實施強迫結婚婦女離職的政策。1931年,一份來自堪薩斯城和費城的公司調查發現,有61%的保險公司、37%的出版社和35%的銀行,都有實施反對僱用已婚婦女的嚴格政策。其中,46%的保險公司、34%的出版社和21%的銀行,都會在女性雇員結婚後開除她們。

幾十年下來,美國出生率持續衰退,在2014年美國勞動力中的女性百分比,還比在1999年低了5%。圖片來源:Carlo Navarro/Shutterstock

在工作與家庭、收入與小孩間,每個人都是輸家

1935年在威斯康辛,州參議院通過一項決議,引發人們對雙薪家庭「嚴重道德問題」的爭議。州參議員擔心這類型的家庭,會使「避孕手法受到鼓勵。同時,夫妻領取薪水的自私行為,可能破壞文明與健康環境、擾亂安家理念,成為家庭生活分崩離析的標誌。」在麻薩諸塞州,法律允許雇主嚴格控管職業婦女的日程表。而在許多州,女性完全被禁止上夜班,那讓她們失去在必須24小時輪班的工作場所(例如醫院)被聘僱的機會。在1970年代初,當教師懷第一胎時被還是常會被固定開除,航空公司則有開除懷孕女空服員,以及禁止雇用母親的規定。在19、20世紀通過排婚條款和保護性法律的人認為,他們在提供女人顯而易見的選擇。他們認為沒生孩子的「老處女」,顯然比放棄教職、打字員、護士或公務員職位、離開職場的女性還要糟糕。但他們失算了。他們不但無法逼迫女性離開職場成為母親,反而達到相反效果:他們強迫一些女性放棄母職,專心工作。

即使在1964年後《民權法案》廢除許多惡法,讓女性可能同時擁有孩子與工作,結合工作和母職依舊很不容易。在1980年代初,一名人類學家主張職業女性處於一種非常奇怪的不穩定狀態,應該將她們視為「第三性」(a third sex)。她們不是男人,因為她們有懷孕和生孩子的生理潛力,但也不是女人,因為她們擁有職業。

那名人類學家是派翠西亞.麥克布魯姆(Patricia McBroom),她耗費許多年在紐約華爾街、舊金山金融區的高樓大廈、咖啡店和法國小酒館,觀察這些奇怪的生物。麥克布魯姆記下她們的穿著(海軍藍套裝、下巴打了個蝴蝶結的白襯衫、低跟鞋)、習性(進取的、理性的、清晰的工作專注力)、發聲方式(在表達任何觀點時,聲音非常低沉有力,具有攻擊性)、感情狀態(不管有多痛苦都不會哭,不會展現憤怒),以及可能最重要的:她們令人擔憂的生殖狀態。麥克布魯姆寫道:「沒有什麼比大幅下降的生育率更能反映適應不良的狀態。當女人不能生孩子時,表示事情不太對勁。」

最後麥克布魯姆總結,職業女性是如此無法適應她在白天出入的工作環境,以至於喪失了生育的能力。她也提出報告,指出1981年在《財星》雜誌幾千家大公司的女性企業主管裡,有61%的人沒有孩子。相較之下,她們的男性同行只有3%沒有孩子。這種不尋常的狀況從1913年就開始出現,當時人們進行一項調查,針對880位從事重要職業的女性,並發現其中就有四分之三的人沒有孩子。

1970、80年代,美國社會和文化發生結構性轉變,讓原先性別和工作場所的規範被顛覆。最明顯的改變之一是美國女性大規模投入勞動市場。到了1990年,已經有將近60%的女性在外面工作,這個數據涵蓋需要為了家庭經濟生存,還有出於職業抱負、智識或興趣而工作的兩種女性。

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在2019年的統計,在美國由已婚夫婦與孩子組成的家庭中,有將近三分之二都是雙薪家庭,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在全國大部分地區,家庭已經不能再靠一份薪水舒適度日。如同前面提到,「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典範只有曇花一現,在歷史上母親經常為家庭做出經濟貢獻。問題並不是出在母職與工作不相容,而是我們今日的工作模式跟母職愈來愈抵觸。事實上,在工作與家庭、收入與小孩的兩難間,每個人都是輸家。幾十年下來,美國出生率持續衰退,在2014年美國勞動力中的女性百分比,還比在1999年低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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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沒有小孩的她們:一段女性抉擇生與不生的歷史
作者:佩吉.歐唐納.海芬頓(Peggy O’Donnell Heffington)
譯者:廖素珊
出版: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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