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詢問東亞人是如何來到馬尼拉，更有趣的問題是問他們為什麼要留下來，又是在什麼樣的條件下留下來。
為了正確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應該區別一下東亞移民的背景。即使是在相對少數的團體中還是會有各類型的人，而且會隨著時間進一步變化。最大的團體是海上行動者，也就是船員、商人和漁夫，他們的生活有部分是在海上度過。這個團體的成員多從福建結夥前往馬尼拉，還有比較少部分是從廣州、九州和堺來的。他們期盼獲得穩定的收入和比較好的生活水準。
量化資料讓我們看到他們鹹魚翻身的故事，根據明朝兵部估計，在1630年代。每年有10萬名福建人來到馬尼拉。我們不應該完全採信。不過這個數據這還是讓我們大致了解有多少中國勞動力，以及在馬尼拉有多少工作機會。福建港口城市的居民提供了豐富的技能，滿足殖民地的需求。這些福建人從過著當海盜的討海生活，變成有安全感和穩定性的定居生活。
直到16世紀末，移民都很容易在西班牙的建築工程、農業或港口找到工作，缺少穩定職位或固定收入的日薪勞工，成為馬尼拉常見的景象。
菲律賓的跨文化相遇，構築出生機勃勃的城市
第二個團體是定居的福建人，包括零售商和工匠。在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打算在馬尼拉展開自己的事業。他們掌控各類型的服務業，分別擔任園丁、木匠、烘焙師父、肉販、漆工、金屬工匠和金匠，或生產磚塊與石灰。雖然日本人也會在馬尼拉經營服務業，但如果沒有中國人的勤奮和付出，西班牙人不可能以低成本蓋出好房子。
福建居民深知他們在群島的物質福祉中不可或缺，當時城市的氣氛主要是由臨時湊成的權宜合作所主導。事實上，近代馬尼拉的現實景況是：統治菁英只被賦予不完全的、打折扣的權力。中國人掌控了大部分受人尊敬的職業，包括造船工人、通譯或通事，這讓他們在城市社群裡躋身有影響力的位置。其中，通曉數國語言的人尤其能掌握操縱訊息的手段，這能讓他們所屬的社群或贊助人獲利。
理論上，東亞人要提升社會地位的唯一方法就是改信天主教。但是就算他們改變宗教信仰，僅僅受洗也不會讓他們變成虔誠的天主教徒。有些日本居民打算靠著自己經營商店、交易日本船貨，或為西班牙人擔任船長、船員、士兵、私人助手或傭兵，累積一定程度的財富和社會地位。
第三個團體是由海上傭兵所組成。這個現象可以往回追溯到1550年代中國沿海的倭寇劫掠。當時海上的防禦主力就是從平民人口中僱用的傭兵。這群人在1620年代又重新現身，但出現略為不同的特徵。當時福建沿海走私盛行，荷蘭人也會與違法的中國商人合作。
而日本的海上傭兵通常是由「浪人」組成。「浪人」是指沒有領主的武士，他們出現於戰國時代，尤其是在關原之戰（1600年）和大坂之役（1615年）之後。在1615年，席爾瓦總督僱用數百名日本軍人搭乘15艘船艦，對抗滲入摩鹿加群島的荷蘭人。在西班牙與日本的合作中，兩方透過一種特殊的公私參雜的形式進行軍事協助。日本人也替荷蘭人和澳門的葡萄牙人服務。
移民與當地原住民合作通婚
原住民人口當然在馬尼拉扮演關鍵角色。雖然原住民在國外貿易中居於邊緣地位，但他們還是會影響社會政策。原住民相較於東亞移民，通常是在不那麼刻意、也較不自由的條件下參與國外貿易。唯有當中國人不願意或無法滿足勞動力市場需求時，總督才會指派工作給當地人。
有部分原住民社群是透過通婚與中國人口產生連結。這類連結在中國商人先於西班牙人來到菲律賓群島時是很常見的。隨著華裔－菲律賓人家庭數量增加，群島上出現一個全新的殖民定居群體──麥士蒂索常來人。他們嫻熟兩種語言，又比不在菲律賓出生的人更熟悉西班牙文化，所以西班牙人比較容易信任他們。殖民政府因此認可他們是通事，稱呼他們為「卡斯提亞語專家」（ladino en lengua castellano），會讓他們陪同法官一起檢查從福建來的商船。
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敘述中經常提到中國和日本僕人，這些人通常有卡斯提亞的名字，還會擔任通譯。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他們之中有些人並不是自由人，因為近期研究顯示葡萄牙在東南亞的奴隸貿易中，亦有來自中國與日本的奴隸。
甲米地場區的造船事業進一步證明中國人和菲律賓勞工會在西班牙專家的監管下進行密切合作，領取固定工資。沒有找到建築工作的人就會當鐵匠，負責鑄造鐵釘和螺栓、大頭釘等需要的東西。
1619年的一份西班牙紀錄顯示：「擔任鐵匠的當地原住民，每月支薪12里耳，中國常來人鐵匠則每個月領28里耳。他們換米的兌換率相當於西班牙人的二分之一」。相較之下，中國的工資在30年來幾乎沒有什麼改變。西班牙人的所有亞洲海上事業，都需要菲律賓人造船工匠，同時也很需要菲律賓船員。菲律賓人具有的航海知識讓他們顯得不可或缺，尤其是對群島周圍凶險海域的認識。跨太平洋的蓋倫帆船會僱用中國人和當地人，也有很多人以船員身分繼續留在新西班牙。
「馬尼拉夢」下的黑暗面：剝削的奴隸販賣制度
在馬尼拉放債的中國人特別能彰顯出馬尼拉中國人的強大地位，但有關這方面的研究較少。在一個臨時擴張、交易日趨複雜的馬尼拉市場中，資金短缺的西班牙人就會尋求這類放貸者。諷刺的是，放貸的中國人代表那些等著蓋倫帆船把白銀運來的人，以下例子可作為參考：在1610年，中國人借款給西班牙人每張3比索的票據中，有大約480張沒被償還。這導致一個很古怪的局面，中國商人變得像是提供貸款給西班牙商人的資本家，這也明白反映出西班牙想獨占蓋倫帆船貿易的嘗試失敗了。
中國人在幾個領域都取得主導地位，這表示他們具有很快的適應性，而且在面對物質文化或作法改變時，都能掌握需要的技能。馬尼拉的外國居民替西班牙人工作時，當然會學習新的技巧，不過也一定有許多無意識下的適應。像是從天主教版畫和教堂擺設例子就可看出來。裝訂術是另一個足以說明中國人適應性的有趣例子：雖然裝訂術是中國人在馬尼拉學到的新工藝，但因為中國人原本就已熟知亞洲的紙張、文字和鉛字傳統，所以很快就上手了。在不過幾年時間，中國人就因為饒有天賦的手藝與勤奮的態度，兼之可以生產廉價產品而享有名聲。他們在短時間內就幾乎可以複製所有產品，這讓許多西班牙人感到佩服。
馬尼拉的整體氣氛很適合文化交流，因此那裡生產的產品品質漸獲提升。常來人的製品讓馬尼拉的城市社會富裕起來。不過，雖然中國人企業家創造出充滿生氣的經濟環境，西班牙的生產部門依然只是小規模，而且他們不與中國人競爭。西班牙居民的身分多為委託監護人、地主、商人、官僚或教會人員，只有很小一部分是靠著替他們同胞提供日常必需品謀生。第一級和第二級產業的工作都是由中國人、日本人和原住民人口擔任，也就是幾乎得完全依靠被視為「次等國民」的人。
本章是在討論「馬尼拉夢」，但是如果不提馬尼拉的黑暗面，討論也不會完整。許多亞洲大陸和島嶼的人並不是自願來到馬尼拉的，他們在馬尼拉的生活也始終是無止盡的勞役惡夢。奴隸並不是16世紀末東南亞島嶼的新發明。但戰俘是西班牙殖民統治的副產品，並受到所謂的摩洛人的挑戰。到了17世紀，在無法解決的人口壓力下，西班牙人對奴隸的需求日益增加。奴隸或者作為家庭幫傭（奴隸主甚至包含教會），或者在槳帆船上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人」成為馬尼拉市場的商品。
塔蒂亞娜．塞哈斯（Tatiana Seijas）指出馬尼拉的西班牙買主相較於非洲奴隸，比較喜歡亞洲奴隸。（註145）她還進一步指出直到17世紀許多年後，儘管法律上禁止，奴隸的非法買賣還是存在。在1621年，幾乎有三分之一的「城區」人口，或是說總人口6,110人裡面有1,970人不是自由民。15年後，奴隸和黑人自由民的人數，多到總督竟然建議把400到500名這類會「妨害治安」的人，強制遷移到附近島上交由耶穌會照看。
早在1550年代，葡萄牙商人就開始買賣亞洲人。到了世紀之交，馬尼拉又變得更涉入其中。非法買賣讓大量中國人、日本人和朝鮮人被迫強制移居。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是婦女和兒童，可能是在去哪裡的途中經過馬尼拉，或是在馬尼拉找到新家。他們之中甚至有些人的終點是歐洲，或在上船後被載到墨西哥。教會也經常和奴隸販子合作，讓交易取得合法地位。
好書推薦：
書名：馬尼拉的誕生：大航海時代西班牙、中國、日本的交會
作者：碧兒姬．特倫－威納（Birgit Tremml-Werner）
譯者：堯嘉寧
出版：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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