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00年之前，從世界各地來到東南亞的男性商人、水手、士兵，與東南亞女性形成了對彼此有益的伴侶關係。東南亞口岸的開放性與國際性，使長途貿易的富商在此擁有頗高的地位，對於習慣控制自身市場多數領域的當地女性來說，這些可作為性伴侶的富商特別有價值。
東南亞港口對來訪的貿易商提供了具有高度價值的暫時婚姻機會，而非其他地區那種賣淫的娼妓：
只要他繼續居住在此地，這場婚姻就會和睦地持續下去。當他想要離開的時候，他會給她任何他承諾的事物，這樣他們就能以朋友的態度與對方分開，而她也可能繼續隨心所欲地找尋另一個屬意的男人，這沒有可恥或丟臉的。
男、女權力較為均衡的情況，促進了一夫一妻制，也讓男女雙方都比較容易離婚。中國人、印度人、穆斯林這些亞洲的外來者，要將這個模式納入他們的一夫多妻制觀念之中，其實並不困難，因為他們人在不同的港口時，就可以有不同的妻子。相對的，歐洲的基督徒要在沒有罪惡感或醜聞的情況下接受這套體制就困難得多。到19世紀時，這種跨種族的結合竟受到商業移民自身的藐視，而這樣結合的人們也會被當成低等階級；不過，東南亞人本身比較不會這麼看。
異國通婚，讓東南亞女性成為異國伴侶的代理人
由此，東南亞女性成為與外來者進行文化交流的先鋒。作為當地銷售體系的參與者，東南亞女性可以向她們的異國伴侶提出市場狀況的建議，並且在這些異國伴侶離開的時候擔任代理人：
如果她們的丈夫有貨物要賣，她們就會設置店鋪以零售方式販賣，這種兜售方式會比批發出售的價格更好，她們之中有些人會帶著貨物到內地城鎮，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購買丈夫所要前去的外國市場所需之產品……但如果丈夫出軌，她將會熟練地給丈夫服一劑藥，把他送往另一個世界，以消解自己的怨恨。
尤其是在早期階段，我們可以想見，當時是東南亞的女人在對來訪的華人、歐洲人或阿拉伯人解釋度量衡和通貨的體制，也是東南亞女性發展出不同體制之間混合經營的做生意方法。此外，只要貨幣兌換這個行業還是當地人在主導，從事的人通常都是女性。
在麻六甲、馬尼拉、巴達維亞等城市土生土長的華人，形成永久的混合語／克里奧爾化文化（creolized culture），此即土生華人／「峇峇娘惹」（peranakan）／「麥士蒂索」。在此等文化的形成之中，第一代東南亞母親的角色極為關鍵。
麻六甲和馬尼拉的華人似乎是在當地人中找到伴侶；在地處偏僻的巴達維亞地區，早期華人則是從奴隸或前奴隸女性之中選擇伴侶。日本基督徒的小型流亡社群，在一個世紀之間便因為同化而消失了，這種日本基督徒的女兒大多嫁給歐洲人，他們的兒子則是迎娶信奉基督教的印尼前奴隸女性。17世紀定居在巴達維亞的華人，比較可能會娶來自峇里島或婆羅洲的女性（她們可以接受華人吃豬肉），其中，成功人士的兒子可能會被送到中國受教育，但女兒就從來沒有這種待遇；這類人士的女兒會成為比較有成就的華人眼中適合的結婚對象，因此混血群體的內婚制再次建立。
婚姻結盟，是東南亞外交的元素之一
初期軍事階段進入印度洋的歐洲冒險者組織嚴密，使得他們從東南亞女性伴侶得到好處的機會更為稀少；但逃脫官方控制的歐洲人卻可能這麼做，而這對於他們要適應東南亞極有幫助。
最初一批前往東南亞的葡萄牙遠征隊，是1509年狄奧戈．薛奎羅（Diogo Lopes de Sequeira）的隊伍，探險隊相信他們之所以倖存，是靠一位來自麻六甲大型爪哇人社群的女性，「她是我們一位水手的愛人，趁夜晚的時候游泳到船上」，並警告葡萄牙人，盤陀訶羅計畫在宴會時把他們抓起來。
阿爾布克爾克在1511年征服麻六甲之後，曾派遣三艘船艦前往東邊，探索肉豆蔻和丁香資源，這次任務中最成功的成員，就是副指揮官佛朗西斯科．塞拉（Francisco Serrão），塞拉在爪哇島港口錦石進行補給期間，很明智地娶了一位當地女性。塞拉的船雖然在摩鹿加地區失事，但塞拉和他的妻子，再加上一些族群混雜的追隨者，居然設法贏得德那第蘇丹的友誼，並為葡萄牙和德那第蘇丹國的親密關係奠下基礎。
幾乎所有身在東南亞例如摩鹿加或大陸區據點上的葡萄牙人，都有當地的妻子或是小妾，隨著葡萄牙人漸漸適應亞洲的商業方法，這些妻妾扮演著至為關鍵的媒介或調解角色。
了解歐洲人的東南亞女性先驅，就像了解之前的華人一樣，她們自然成為了翻譯和協商者。東南亞群島區有證據顯示，即便在語言不是問題的情況下，女性還是會擔任協商談判的角色，這應該是因為女性具備商業角色且習慣於議價與和解；同時，貴族男性不願從事這類的事情，唯恐這會貶低自己的地位。派往講越語的交趾支那地區的第一次荷蘭代表團，發現與他們交涉的人大多是婦女，他們在交趾支那宮廷的翻譯人員是兩位年長的女性，先前曾在澳門居住、當過葡萄牙人的妻子。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暹羅首都阿瑜陀耶取得成功，很大的原因是它在1640年代取得有利的貿易條件，這件事情得要歸功於一位懷抱事業心的暹羅女子，荷蘭人稱她為奧索特．佩古（Osoet Pegu）。奧索特．佩古雖然出身於阿瑜陀耶的孟人貿易社群，但她從孩提時期開始，便從頻繁光顧的荷蘭商人那邊學得荷蘭語，成年之後，佩古成為荷蘭人和暹羅宮廷之間不可或缺的聯絡人，她還曾被3任荷蘭人代表納為「妻子」（就當地人的角度看是如此，但荷蘭人並不這樣認知）。直到她1658年過世為止，奧索特．佩古一直是富裕的貿易商兼中間人，對於泰國王后及重臣擁有巨大的影響力。
這種重要的婚姻結盟，是東南亞外交的部分元素，它甚至可能延伸到東南亞王室本身；王室可能嫁出女兒、或迎娶人家的女兒，藉此與強大的外國人鞏固聯盟關係。長久以來，華商、阿拉伯商人、印度商人都了解這種關係，並且利用它來創造出當地的文化混合體（cultural hybridities），此外，那些離開群體控制的歐洲人也是這麼做的。勢力強大的亞齊蘇丹伊斯坎達．慕達，娶來一位泰國公主為妻，企圖強化自身與暹羅的關係，他也向英國代表湯瑪斯．貝斯特（Thomas Best）提議過，英國公司應該要送英國女人給自己：
如果我讓她們生了小孩，而且生下的是男孩，我將會讓他成為帕里亞曼（Priaman）、帕撒曼（Passaman）與沿岸地區之王，這些都是你們取得胡椒的地方。這樣一來，你們就再也不用為了這些商品來找我，而是去找你們自己的英王。
擁有豐富的植物學知識，東南亞女性知道怎樣在熱帶生存
成千上萬來到亞洲的歐洲人，他們的死亡率比起家鄉的歐洲人高出四倍，死亡原因可能是瘧疾、天花以及在他們所建立的人口密集的都市聚落之中多種經水傳播的傳染病。荷屬東南亞據點的歐洲人死亡率通常在10%以上，但在公元1733年巴達維亞瘧疾大流行的時期，這項數字曾飆升到駭人的36%。當地出生者死亡率最高的時候是兒童時期，所以，嫁給歐洲移民的女性成人，通常會有些免疫力，而且常常可以比丈夫更加長壽。
歐亞混血的女人從她們的母親那邊，學來比較健康的習慣，例如每天洗澡和嚼檳榔（已證實可防止寄生蟲與消化性疾病），又從華人朋友那裡學到要飲用煮開的茶水。在早期的葡萄牙人或荷蘭人聚落中，亞洲女性也許可以從原本奴隸或私生女的身分，躍升為富裕的寡婦；到了第二代或第三代子孫的時候，他們更加努力讓龐大的財產保持在巴達維亞等聚落的菁英內部。
當時，有圖謀的男性若與前夫為荷蘭東印度公司高層的歐亞混血寡婦結婚，便可藉此獲得不少財產。一個嫁得不錯的歐亞混血女性限定群體，漸漸成為掌握巴達維亞財富的中心角色，她們的族群來源極為複雜多樣，但她們的共通語言卻不是荷蘭語、而是葡萄牙語和馬來語，她們最重要的共有儀式，就是每周光鮮亮麗地去上新教教堂，還會有個奴隸在旁撐著陽傘隨同。
在該時期，這些有著重要媒介作用的東南亞女性，對文藝復興時期的知識有了更深的了解，主要是植物學與人類健康方面的知識。一直以來，女性都是在負責接生、墮胎以及草藥的採摘、交易與使用。讓早期歐洲觀察者大為驚訝的是，東南亞女性在市場裡賣的草藥居然如此豐富。此外，東南亞女人也常常是厲害的按摩師、接骨師，她們也是靈媒，能跟造成精神或神經紊亂的神靈交涉。東南亞女性透過長久的經驗，知道要怎樣才能在熱帶生存，這點倒和歐洲公司隨船派來的外科醫師形成強烈對比。她們教導不情願的歐洲男人，如果想要做愛，就得每日洗澡。當歐洲作家願意屈尊承認他們的療方來源時，通常是來自東南亞女性草藥師。
相較而言，在印度和中國，歐洲先驅與當地女人少有接觸，歐洲人通常是被帶去跟男性阿育吠陀（Ayurvedic）與體液專家進行理論性的探討，但是這些理論卻沒有什麼實際的效用。就實用層面而言，東南亞的醫學主要是靠殺菌草藥與草本療法，邦迪烏斯表示在這方面「他們的植物學知識……遠遠比我們更為先進。」對這套知識整理最力的人，是安汶的大博學家郎弗安斯（Rumphius or Georg Eberhard Rumpf，1627-1702年），他對東南亞草藥的探索，推進了歐洲植物科學的發展。和邦迪烏斯類似，郎弗安斯對於提供他知識的東南亞女性評價極高，他尤其感激他於1674年大海嘯中不幸喪生的摩鹿加妻子對於自己草藥知識的重要幫助。
好書推薦：
書名：東南亞史：多元而獨特，關鍵的十字路口（未來十年顯學，東南亞研究經典）
作者：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
譯者：韓翔中
出版：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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