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位於歐洲西南部突出的伊比利半島上，往北走要經過法國與比利時，才會來到歐洲西北部的荷蘭，兩個國家直線距離將近1,500公里，距離台灣就更遙遠了，都有1萬公里以上。但這兩個國家於1568年在歐洲本土曾經開打80年戰爭，影響甚至還飄洋過海，到遙遠的台灣繼續延伸對打了兩場戰役。從這段歷史，也可以看出17世紀全球局勢的複雜性，與台灣數百年前就透過大航海的貿易，突出自己戰略位置的特殊。
經濟與軍事考量下，各國在台灣設立據點
荷蘭早期由稱霸歐洲的哈布斯堡家族所管轄，當來自哈布斯堡家族的菲利普二世成為西班牙國王之後，荷蘭在概念上也成為西班牙的屬地。菲利普二世帶領西班牙進入極為強盛的黃金年代，在大航海時代殖民各地，從南美洲取得珍貴的白銀，用來購買明朝的絲綢瓷器；印尼奇貨可居的香料，被運往歐洲成為昂貴高級品。而航運需要補給，西班牙也就在菲律賓呂宋島開闢貿易轉運站，買賣之間取得可觀利潤。
但航海並非是西班牙的獨佔技術，靠航運發家致富對其他的歐洲國家來說，也是努力的目標。於是，遠東利益成為西班牙、葡萄牙，以及稍晚崛起的英國與荷蘭之間競爭的資源。獨立後的荷蘭憑藉更新的航海技術，很快入主印尼成立東印度公司，與盤據呂宋島的西班牙分庭抗禮。而同時期的日本也跟這些「南蠻」有貿易往來與利益糾葛，豐臣秀吉還曾想發動戰爭，讓日本獲得更多力量。
為了平衡這樣的關係，在經濟與軍事的考量下，於三方之間設立一個據點做為折衝，就顯得相當必要。於是荷蘭先在澎湖設立風櫃城，但因為明朝無法接受，又轉往三不管地帶的台灣，於1624年在大員（今日台南）建立熱蘭遮城。有著相同戰略思考的西班牙，則是在1626年選擇更接近日本的基隆和平島，建立聖薩爾瓦多城。
西班牙與荷蘭在台灣的戰役
當時的西班牙是政教合一的國家，雖然貿易很重要，但宣揚天主教與發揚國威，仍是航海事業的主要劇本，與純粹商業考量的荷蘭立基點有所區別。不同路線也的確反映在經濟成長的數字上，西班牙從17世紀開始就面對通貨膨脹、貿易逆差、本土失業率大增，加上戰爭導致人口流失、勞動力下降，還有貿易收入來源的大買家日本開始鎖國，都讓國力大幅衰退。這也導致西班牙逐漸縮編海外據點，包含裁撤北台灣的城堡與駐軍規模。
這對荷蘭人來說，當然是清除西班牙勢力的絕佳機會。1641年，荷蘭組織了由荷蘭人與台灣原住民編成的700人隊伍，準備進攻社寮島（和平島），但這個嘗試性的軍事行動，卻在荷蘭自身火力不足的情況下很快撤回台南。但這次戰役也並非全無收穫，至少順手把原本由西班牙人掌控的的淡水收入囊中。
隔年，荷蘭在準備更周全的情況下捲土重來，揮軍北上。雖然西班牙在台灣的長官曾自行決定補強防禦力量，但荷蘭這方有印尼總部的艦隊從海上支援，陸地上又有原住民的聯軍，海陸兩邊夾擊，讓西班牙無力招架。戰事後期西班牙陷入圍城，雖以砲戰攻擊，但畢竟武力懸殊，加上原本由原住民供應的糧食斷絕，一週後就開城投降。荷蘭接管城池與西班牙俘虜，也宣告西班牙結束對北台灣16年的統治。
從此，荷蘭得以掌控整個西台灣，而聖薩爾瓦多城則成為荷蘭前進東台灣開發採礦事業的基地。只是沒想到僅僅19年之後的1661年，這段劇情重新上演，鄭成功從台南北上攻打荷蘭，這座城池成為荷蘭退守的據點。1668年鄭經再次北上肅清，荷蘭才炸毀這座城堡，完全撤離台灣。
17世紀的基隆與紐約，有段相似的故事？
今日，人們已經無法窺見聖薩爾瓦多城的全貌。但根據文獻紀錄，這座城堡的形式是屬於稜堡格局，也就是四個角落特別大，能在沒有死角的情況下觀察四周的軍事建設。過去荷蘭西印度公司在美國「新阿姆斯特丹」也曾有過類似建築，後來當地被英國攻下，英國人為了紀念故鄉，把這座城改名為「新約克」，也就是今天的紐約（New York）。稜堡外的城牆後來被改建為市街，命名「城牆之街」，就是今日繁華的華爾街（Wall Street）。從這個角度來看，17世紀的基隆與紐約，竟有段相似的背景故事。
回到西班牙與荷蘭在台灣的戰役，除了雙方進入我盛你衰的黃金交叉時期，對台灣來說，荷蘭人帶來殖民壓迫，也帶來開礦、農耕技術，以及大量外來品種的移植，甚至當時所引進的牛隻，也成為日後台灣農業發展的耕作主力。透過傳教，更讓台灣成為很早就接收到歐洲新興教育的地區。在大海航時期，做為歐亞必經路線，台灣可說是歐亞舊世界與新崛起的美洲之間三角勢力匯集的關鍵地帶，這個地理上的特殊性，也成為日後推動歷史發展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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