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對美國來說，就跟過去國旗對英國的意義一樣。透過電影，山姆大叔期盼也許有朝一日，若過程未受阻撓，能夠美國化這個世界。
──《晨報》（倫敦）（Morning Post 〔London〕），1923年
美國崛起成為全球霸權的概念基礎，結合了美國例外主義中根深柢固的理想化傳統、傳教意識型態與商業國際主義，其中又以一次大戰後威爾遜總統闡明的自由民主國際主義政策，最為持久強大。
美國政策的目的是要以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所形容的「軟實力」（soft power），取代歐洲返祖式的權力平衡體系。也因此，為了帝國的利益，美國採取的立場逐漸趨於矛盾。
透過殖民，美國建立起龐大帝國
兩次大戰的戰間期中，美國在某些殖民地提高了當地參與度，在其他地方則收緊控制力。到了1939年，美國殖民帝國的幅員已經廣達323,750平方公里，殖民地子民總人口數達1,500萬人。雖然夏威夷是人民享有公民權的合併領地（incorporated territory），經濟上與政治上仍舊是殖民依賴的狀態。對於菲律賓，美國再三重複宣稱其殖民政權僅是為了讓菲律賓走向自治的暫時性準備狀態。1934年的《菲律賓獨立法》（Philippine Independence Act）為群島創造了自由邦（commonwealth）的地位，預計將於1945年走向獨立。波多黎各雖然具有「形成但未合併」的領地地位，當地居民在1917年獲得美國公民資格，1929年取得投票權。整個1930年代，面對波多黎各無數罷工及萌芽的獨立運動，美國更加收緊殖民統治政策。至於關島與薩摩亞則沒有當地的政治參與，由美國海軍持續進行殖民統治。
在拉丁美洲，美國持續經營既有的非正式帝國，經常利用自己與南方鄰國之間巨大的力量差異，取得政治控制，並推進經濟與文化滲透力量。華府經常對這些國家橫加干涉，以重建秩序、保護投資或收取債款，正是遵循老羅斯福1904年提出的非正式帝國合理化邏輯──「我們只想看到所有鄰國都能穩定有序而繁榮。自我管理良好的國家，自然可以相信我們的溫暖友誼……倘若鄰國能夠維持秩序，為所當為，並不需要擔憂美國干涉。殘暴、錯誤或導致文明社會瓦解的無能者，也許最終將需要某些文明國家的干涉……而美國不能無視自己的責任。」
到了1930年代中期，為了回應國內外逐漸升溫的批評浪潮，再加上一股對於拉丁文化的迷戀，同時也面對德國威權勢力下的激烈商業競爭，美國展開了新的「敦親睦鄰政策」。策略移轉強調泛美主義（Pan-Americanism）的合作精神，並以更微妙的方式取代華府的挑釁態度，為的就是贏得拉美的忠誠。
一戰後權力大洗牌，美國擠下英國成為「廣大通訊帝國」
美國的經濟動能在戰前已令英國人感到驚訝（也經常感到害怕），「削瘦而野心勃勃的山姆大叔挑戰矮胖約翰牛名義上的世界經濟領袖地位，並超越英國成為主要的工業強國。」
然而同時間，英國仍舊享有不少贏過美國的長處，特別是對國際貨幣政策與通訊交通網絡的控制，這些都維繫著帝國的全球經濟強權。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從根本改變了這種權力架構。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與債權國，取代英國成為全球化的主力。戰爭期間，華府提供英國大量食物、彈藥與武器，部分是以美國借款支付，到了1917年金額已經高達23億美金。仰賴美國物資和金錢的英法經濟模式成為1920年代的公式。
1929年證券市場崩跌前夕，美國是全球經濟的主要引擎，占了世界工業產值的五分之二，以及16%的商業活動。
同等重要的──同時也受到美國經濟強權崛起的推動──是建立「廣大通訊帝國」的行動。政府對於建立全球資訊高速公路及大量商機的巨大興趣，促使美國在1914年後不到20年間，從國際通訊的邊陲地帶晉升到主導地位。
一次世界大戰前，大英帝國是無庸置疑的全球通訊領袖。跨越世界大洋、將近16萬公里長的電纜線，將帝國中心與印度、澳洲、非洲及加拿大連結起來。美國人的加入，表示將打破英國人在越洋電纜系統的獨占地位。由於經濟穩定性仰賴門戶開放，因此美國人深信在國際關係中，溝通蘊含的力量有其根本的重要性。
這種對於全球意見宰制力的信念帶來了實際的成果，其中之一就是一次大戰期間記者喬治．克里爾（George Creel）領導創立的公共資訊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CPI）。公共資訊委員會成為美國第一個政府宣傳機構，在國內外進行大規模宣傳，為國家－私人資訊合作的全球網絡建立基礎，後續將成為國際溝通領域中的美國領導指標。
早在1920年代初期、美國打破電纜網絡的獨占情形後，美國企業很快就連結起西半球、加勒比海與太平洋上的遠方領地。但美國不只是在電纜通訊領域中取代大英帝國，它還推動了一個無線（或稱無線電通訊科技）的新網絡。透過政府大力支持，RCA公司很快將新崛起的無線電帝國加以擴張外延，到了1930年代，美國的廣播機構觸角已穩定地伸向拉丁美洲，並在非洲及環太平洋區拓展市場。
另類殖民：當好萊塢電影不斷輸出美國意象
「軟實力」的一個面向，是大眾文化輸出的大幅成長。1914年前，文化吸引力加上繁榮的外銷經濟，已經讓許多歐洲人意識到「美國化」的好處與黑暗面。戰爭期間，公共資訊委員會已確保了世界各地的通訊戰會運用美國產品及其文化象徵，來鼓舞盟軍士氣，並支持戰後和平國際秩序的美國理想。「到了1920年代，美國書籍、電影與新聞在全世界已成為如吉利刮鬍刀與亨氏番茄醬一樣令人熟悉的景象。」
克里爾委員會在戰爭期間的活動特別提供了促成好萊塢崛起的助力，並在戰間期歲月建立起好萊塢的全球娛樂帝國。商業力量與文化輸出連袂並進，以至於到了1920年代末期，柯達（Kodak）生產了全世界75%的膠捲，國際電話電報公司（ITT）獨占聲響設備的生產，美國企業則擁有全世界過半數的主要電影院。
針對美國堅信文化輸出與貿易可促進和平的國際秩序這件事，一位法國評論者在回應中表示，美國人假設「確保和平的唯一方法，就是讓思想、語言及外國人的靈魂美國化。」
1923年，一份倫敦報紙也提出類似論點，警告大家虛擬的美國會帶來長久的想像的力量，論者堅稱，「縱使美國停止外交與領事服務，船艦全都靠港停泊，觀光客待在家中，離開全球市場，世界最偏遠的角落仍舊會熟悉它的公民、問題、城市鄉村、道路、汽車、帳房與沙龍……電影對美國來說，就跟過去國旗對英國的意義一樣。透過電影，山姆大叔期盼也許有朝一日，若過程未受阻撓，能夠美國化這個世界。」
記者愛德華．羅利（Edward G. Lowry）也在1925年評論道：「現在看起來，大英帝國跟美國電影裡的太陽都不會落下。」
帝國作為一種生活方式
過去3個世紀中，美國在帝國方面留下的紀錄極為矛盾。國家權力展現的型態變化不斷、國家與全球化過程之間多重而緊密的連結，以及其所投射於全球的美式概念之魅力，統統形塑著此帝國力量。
從建國伊始，美國就是帶著強大的反帝國主義論述而創立，但這種論調也融合了傑佛遜式「自由帝國」的概念，並帶有滿滿種族主義意味的天命（Manifest Destiny）思想。這種論述提供的普世框架被運用在世界上許多地方的建國過程中，亦不乏帝國主義色彩。不論是以跨大陸帝國、殖民地國、非正式帝國、「應邀而來的帝國」，或以全球霸權之姿，美國都將這種控制往不同程度、不同布局，甚至於相互交疊的空間展現上伸去。
就像其他現代帝國，美國也以普世主義的語彙合理化自己的擴張行徑。然而沒有其他哪個帝國像美國一樣，將自己的統治權與空間畛域切割開來。可以肯定的是，地緣戰略與地緣政治考量固然重要，但美國同時身為大西洋與太平洋強權的身分、移動不定的前線，以及美國經驗適用於全球的明確主張，都是領土考量僅為過渡用的證據。
長期以來，美國有一種持續的心理傾向，強調著共和帝國的普世性，在文化展現上甚至還要在太陽系行星之間表現這一點。從20世紀初開始，美國在意的就不是空間的控制，而是對於現代性動脈──如貿易、交通、通訊與文化交流──的控制。網際網路只是這個趨勢的最新顯現，美國將自己置於獨特的地位上，既能從全球化受益，又可以抑制全球化潛在的有害副作用。
最終，在美國勢力實際觸及全球之前，外界對於美國的想像及概念，是先行於帝國之前、預期帝國到來的強大要素。至少從19世紀末起，美國人就運用這種心理傾向，結合它持續擴大的權力基礎，將美國的意象投射到全球論述的震央中心。從過去、現在到未來，此一趨勢可能會持續製造羨慕、適應、模仿、拒絕與仇恨。任何試圖制衡或圍堵美國吸引力擴散的努力，至今為止都是失敗的。面對2001年9月11日對美國的恐怖攻擊，許多來自海外的回應都以一句簡單的話表現團結：「現在我們都是美國人。」美國作為一種意象與概念，也許是它在所有帝國中表現最成功的指標。不論遭到抗議或欣羨，美國以自身定義自己。1943年的邱吉爾顯然說對了：未來的帝國是「心智的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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