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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新加坡母親的故事:平衡工作與生活,不該是階級特權

新加坡的低收入家庭雖然很不尋常地排除萬難,改善生活,購買自己的組屋,處境卻依然岌岌可危。 新加坡的低收入家庭雖然很不尋常地排除萬難,改善生活,購買自己的組屋,處境卻依然岌岌可危。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這篇文章要從娜娜(Nana)的故事講起。2014年,我們第一次見面時,娜娜在一間女性飾品店擔任銷售員。她37歲,有3個小孩,分別是12歲、10歲和7歲。

談話一開始,她就告訴我希望自己有辦法讓孩子上補習班。他們的學業成績落後,兩個較大的孩子數學都不及格。如同現今許多的新加坡父母,她發現家庭作業比自己念書時困難很多,所以她無法直接協助孩子的課業。不過在弄清楚費用後,她知道自己負擔不起所有小孩的補習費。

她和丈夫工作時,她的母親會幫他們看小孩。不過儘管有母親協助,她還是經常認為自己沒有好好照顧每一個孩子。她最小的女兒剛進小學,對新環境不是那麼適應。由於必須上班,即使學校開放特定時段讓父母到班上陪伴孩子,娜娜也無法到學校陪她。娜娜覺得很內疚,尤其是女兒注意到一些同學的媽媽會去。

娜娜的收入對一家人來說很重要,所以她不能掉以輕心。除了三個孩子外,她還要撫養70歲的母親。丈夫過去從事還不錯的藍領職業,但是一次嚴重的職業傷害導致他無法繼續工作。他們失去住所,從一個親戚家搬到另一個親戚家,每一次住到後來,關係都變得緊繃。

有一陣子,他們住在臨時的出租組屋。那裡的居住環境很糟,沒有鋪地磚,也沒有鐵門,他們必須和另一個家庭共用那間兩房式組屋。浴室地板「非常噁心」,小孩沒穿拖鞋就不肯踏入。後來他們無力支付房租,被趕出去,只能住在一輛租來的廂型車裡。他們每天晚上把車子停到濱海公園,丈夫睡在前排座椅上,她與三個孩子和母親則睡在後面。有時遇到警察盤問他們在車裡做什麼,他們得撒謊說是到那裡釣魚。

那陣子很難熬、壓力很大,她時常擔心孩子被帶走。早上上學前,她會在凌晨4點帶他們到公共廁所洗冷水澡。娜娜當時在一間時尚的女性服飾連鎖店工作,必須整潔體面地上班。一些同事知道她遇到困難,會釋出善意,給她食物讓她帶給孩子吃,不過也有人說她的閒話,討論「娜娜怎麼老是出問題」,這讓她覺得很難過。她提到和母親在那陣子經常「斷食」;孩子沒有抱怨,不過都變瘦了。

娜娜的故事並不罕見。三年來,我聽到許許多多的故事,細節雖然不相同,主題卻十分相似。這些故事不符合我們對新加坡的理解和想像,無家可歸、餓肚子、凌晨4點到公共廁所洗冷水澡,這些都不是我們想到新加坡時會出現的畫面。

無家可歸、餓肚子、凌晨4點到公共廁所洗冷水澡,這些都不是我們想到新加坡時會出現的畫面。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托兒所無法滿足的需求:低收入家庭如何照顧年幼孩子?

只要家中有6歲以下的孩子,每天的生活必然忙亂不堪。幼兒時時刻刻需要成人陪伴和監督,並且需要各式各樣照顧,從清潔到餵食、從穿衣到協助他們四處活動等。確保小孩平安健康是全天候的任務。所以,如果受訪者有年幼的小孩,一切事物的前提不意外地,都是誰可以提供這種無微不至的照顧和監督。

收入有限的人無法外包家事和照顧小孩的責任,鄰居與家庭成員因此成為重要的支援系統。不過,由於他們本身往往也是低收入者,得承受許多壓力和挑戰,所以能夠提供的支援通常不那麼穩定。

收入較低也代表要花更多時間和精力執行某些任務,例如現金不足,無法一次購買太多食物,所以要上市場更多趟,或是由於曾經拖欠帳款,不能等到月底才繳費,必須定期到郵局替現金卡儲值,用來預付水電費。他們也可能得出門繳納帳單,而收入較高的人可以從網路銀行或預先設定的銀行帳戶扣款,就不用多跑這一趟。另外,還要安排時間與社工或老師見面。

我發現家中有年幼孩子的受訪者,通常承受極大壓力,他們經常手頭拮据,許多人提到希望能提升收入,但卻很難找到好工作。「好工作」的定義是工作時間能讓他們兼顧煮飯、打掃和照顧小孩;代表夠穩定、有彈性,這樣就不必費神思索誰能幫他們看顧小孩。

低收入家庭能夠仰賴的托育形式,主要是與政府相關的托兒所,由於有政府補貼,他們能負擔較為低廉的費用。整體而言,與十年前相比,現在這個選項比較普遍,不過仍然存在一些問題:首先,要獲得全額補貼的資格,媽媽必須有工作,這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沒有托育服務,婦女就很難有時間找到穩定的工作;沒有穩定的工作,就無法確保孩子能進入托兒所。

再來是地點問題。儘管新加坡托兒所的總量超過需求的數量,但是不一定位於父母需要的地方。低收入父母很需要離住家不遠、走路就能抵達的托兒所,一方面可以節省交通成本;另一個不那麼明顯的原因則是距離較近,才能讓其他人,例如鄰居或是較年長的孩子,在父母工作時把幼兒接回家。

重要的是,即使有托兒所,維持就業仍然不容易,因為每一天或週期性的照護缺口依舊存在。每一天的缺口出現在,托兒所的營運時間可能無法配合上班時間,把小孩送到托兒所通常不成問題,但在托兒所關門前(通常是晚上7點)接回孩子就是很大的挑戰。如果要上夜班或是週末得工作,托兒所就無法完全滿足托育需求,有些父母不得不在工作時把幼兒留在家裡,這造成父母極大的焦慮、使他們無法全心工作。

此外,也有週期性、相對而言經常發生的緊急情況。幼兒很容易生病,尤其剛進托兒所時,因此父母經常會遇到必須把孩子留在家裡的時候。低薪勞工在與雇主商量重新安排工作時間或請假時,通常沒有太多籌碼,他們的工作性質也幾乎不可能讓他們在家工作。不時得請假處理緊急狀況會形成壓力,也是很多人覺得自己除了辭職外別無選擇的原因。有些上司會刁難他們,不過即使老闆能夠諒解,很多人也因為自己無法成為稱職的員工,或是由於臨時請假、加重同事工作量而感到內疚。

如果小孩念的是幼兒園,不是送到托兒所,學校固定的長假又是另一個挑戰。學校假期會嚴重干擾低收入家庭的工作時間,因為他們不像高收入家庭,可以把小孩送去參加營隊或請人照顧、填補缺口。

托兒所就無法完全滿足低收入家庭的托育需求。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低收入家庭女性,也需陪伴孩子面對學業問題

孩子漸漸長大,愈來愈有自理能力後,一部分壓力會隨之減輕。然而,這個年紀的孩子也帶來全新的挑戰:相較於可以一整天待在全日制托兒所的幼兒,小學只有半天,沒有供餐或淋浴,所以孩子上小學後,父母就要處理新的照顧缺口和花費。

過去幾年,新加坡成立許多「學生託管中心」(Student Care Center)。不過仍有許多家長提到孩子很難進入原本就讀學校的託管中心,假如得參加校外機構,交通和成本都是很大的問題。此外,學生託管中心通常設計得太像學校,有嚴格的時間表,重點放在監督孩子完成作業,孩子自由玩耍的時間有限。父母通常認為這是好事,因為希望孩子養成寫作業的習慣,不過有些孩子很抗拒。

在針對政策和托育協助的抽象討論裡,沒有人提出這個問題,但是我聆聽父母談論小孩時,發現他們最重視的通常是孩子快不快樂,這也是女性放棄工作的關鍵因素。無論階級高低,父母都希望找到讓孩子感到開心自在、能夠信任的照顧安排。事實上,往往一次微小的事件就可能會導致孩子不快樂,使父母懷疑照顧者或照顧機構的價值。儘管替代選項是放棄工作,可能讓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更辛苦,不過如果考慮怎麼做對孩子比較好,這通常是較佳選項。

最後,另一個很大的照顧缺口和學業成績有關。今天在新加坡,我們時常聽聞高學歷女性為了陪伴孩子度過小學離校考試(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 PSLE)時期而辭職或留職停薪。有些受訪的媽媽提到之所以辭職,是因為孩子拼寫週考不及格,或是老師時常打電話和她們討論孩子的學業問題。許多父母本身學歷不高,未必能直接協助孩子的課業,卻依然認為自己必須做些什麼。如果她們不在家,情況可能更糟,因為孩子根本不做家庭作業。她們也許無法實際協助孩子寫功課,但是可以在旁邊監督和嘮叨。

低收入者尋求公共援助時,經常被告知:「把小孩送到托兒所或學生託管中心,然後去找工作。」這樣的建議聽起來很合理,但是一旦思考其中的細節:條件不佳的工作(低薪、時間表無法掌控、高壓);照顧缺口不時出現;孩子開心與否和照顧的品質;學校課業繁重及對考試的高度重視,就能清楚了解為何低收入家庭的女性決定不就業。他們的孩子就像高收入家庭的孩子一樣,需要可靠、能夠信賴的照顧者。他們和有錢的父母一樣望子成龍,希望孩子將潛力發揮到極致。

工作和照顧責任必須擺在一起討論,兩者缺一不可

過去幾年裡,我在受訪者家中度過許多午後時光。我去拜訪時,大門幾乎都敞開,電視也經常開著。在聊天的過程中,許多人進進出出。其他住戶經過,向我們揮手、點頭致意;孩子到走廊找朋友玩,在走廊上騎自行車或滑板車,避開鞋子和盆栽呼嘯而過;鄰居帶食物來拜訪。他們提到朋友、親戚或鄰居幫忙接孩子回家。你會感受到這些社區存在緊密的社會連結,似乎比有錢人的社區更富人情味。

許多組屋都共用一條長廊。圖片來源:Wikipedia

儘管如此,照顧的缺口依然存在。為什麼?原因很簡單:人們往來的對象經常是階級背景相似的人。儘管相互依賴、慷慨助人,但是每個人都有各自的挑戰,他們有自己的孩子要照顧、有帳單得支付、有工作要做。新加坡中產階級有所謂照顧孩子的「典型」方式,也就是「女傭加上媽媽或婆婆」。低收入者也會請家人看小孩,不過結果不太一樣。他們拜託祖母、阿姨、表親、姊妹、妯娌照顧小孩,但是這些人通常有自己的事要做,因此即使幫忙看顧小孩,時間一久,仍然存在某種程度的不穩定和不規律。較為富裕的家庭可以花錢彌補這些缺口,例如高收入家庭通常是由祖母和家庭幫傭一起照顧,但是低收入家庭的缺口就無法填補。

照顧缺口的問題,主要出在工作品質,說得更具體,是新加坡低薪工作的低品質。

身為提倡女權的學者,我相信就業可以為女性帶來諸多好處:薪水可以提升女性在家中的地位,工作與職業也能為女性帶來尊嚴、自主權和決策權。然而這些年來,我也看到低收入家庭的女性未必能感受到就業的好處,至少沒有多到足以超越在孩子沒有適當照顧下必須付出的成本。

這裡的主要問題是:我們在討論就業和照顧責任問題時,往往帶有階級偏見。我們的社會到目前為止,都沒有真正關注低薪工作的品質,此外,我們談論「工作與生活平衡」時,也違背現實、無視階級差異。

例如我的工作條件就與受訪者的工作條件有極大差異。首先,我知道自己基本上是週一到週五上班,而且上下班時間正常規律,許多低薪工作者的班表則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變動,而且工作時間不固定,例如他們可能上幾天夜班,接著是一天日班,或者這週工作幾天,下週的天數又不一樣,而且通常一週前才拿到班表。無法預測、不規律的工作時間,讓他們在照顧上很難安排,得花費大量精力思考如何解決孩子的照顧需求。

與此相關的是「掌控」時間的概念。低收入者的工作時間不僅不規律,也很難預測,全由雇主決定。正如不同學者指出的,彈性工時主要是對雇主有彈性,不是勞工。這並非低薪工作獨有的現象,不過尤其常見。由於無法花錢請人照顧小孩,受訪者不得不拜託鄰居幫忙、請較大的孩子代為照顧,或者讓孩子獨自在家,工作時間規律的人多半不會意識到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討論低薪就業者的工作條件,才得以了解只能找到不規律工作的人,有多難「平衡」工作和生活。

孩子生病也不敢請假?低薪工作者不敢享有的權利

許多低薪工作是約聘性質,並非正職職缺,代表勞工的休假有限,甚至完全不能休假,而且是按照工作時數計算報酬。即使是正職工作,帶薪休假或醫療保健等福利往往是依據薪資標準提供,低薪勞工因此無法享有太多福利。

除了這些正式權力的差異外,在實體權利方面也有顯著差別。我在工作場合受到尊重,從來不用懷疑自己是否有權力請假處理私事;我相信同事能夠理解,也不用擔心請幾天假會被扣薪、遭到責備或其他懲罰。相信自己不會受責難的態度,會影響我的做法和處理個人需求的能力。正如同荷蘭一項研究顯示,體諒的雇主和同事,決定了對於合理和預期做法的標準。

低薪勞工遇到必須處理家事的情況,往往無法享有類似條件,即使有正式權利,他們通常沒有實體權利。低薪工作的真實狀況是,工作者認為自己缺乏保障、無能為力,即使家人有需要,他們也不敢請假,擔心主管不高興。根據經驗,他們要努力避免被老闆責罵或失去必要的工作。在與低收入者交談時,我可以明顯感受到對於請假的恐懼和焦慮。

一名女性告訴我,她錄下孩子生病住院的影片,因為覺得自己需要這段影片作為證據,才能請幾週的假。我回想起孩子數度生病時,毫不猶豫地請假,其中的荒謬顯而易見,必須證明自己沒有撒謊,已經完全超乎我的想像。

一般人對低收入者主要抱持兩種偏見:第一,他們有不同的「價值觀」和「心態」,尤其在工作態度和養育子女方面。很多人認為,低收入者傾向做出「錯誤的決定」,導致他們無法脫離貧困狀態,尤其涉及教養小孩時;其次,他們寧可不工作,只想仰賴政府援助。許多人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公共政策將避免「依賴」視為首要之務。這兩種偏見事實上都不準確,甚至造成很大的傷害。

孩子與照顧孩子是許多受訪者生活的重心,他們所有做法和決定,包括工作、休閒、支出,都是關於怎麼樣對孩子最好。天底下沒有完美的父母,無論階級高低,任何階級都有各式各樣的親子關係。但是這些年來,我發現低收入父母犧牲自己舒適和享受的程度,遠遠超出較為富裕的父母付出的程度。

與收入較高的父母相比,低收入父母未必做出更多「錯誤的決定」,只是他們的做法較常導致負面結果。準確地說,他們在管理金錢和托育需求方面的選項沒那麼好,主要就是因為惡劣的就業條件,另一個原因則是托育需求缺乏持續、無條件的公共支援。因此,我們應該重新檢視自己的偏見。

很多母親很難平衡工作和照顧孩子。她會持續覺得自己為孩子盡了全力,但是仍然不夠;她依然會陷入必須工作和想要陪伴孩子的兩難。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女超人」都能成功克服困難嗎?

2016年年初,我再次見到娜娜。在2014年聊天時,我得知她懷了第四個孩子,現在孩子已經出生,她又回去上班。她仍然擔心孩子的成績,依然無法負擔補習費,還是為了工作和照顧孩子,蠟燭兩頭燒,不過她也滿懷感激,因為他們現在有了比較穩定的住所,而且沒有負債。四處搬家這麼多年後,她和丈夫終於買了一間組屋。生活仍然存在許多挑戰,但是她對於孩子可以規律上學感到欣慰。

她問起我的研究進展,我提到最近發表的一篇評論。她說她想看,所以我在當天稍晚把文章傳給她。那篇文章在探討低收入父母面臨的一些挑戰、他們有多關心孩子,以及他們並非做出錯誤的決定,而是選項不佳。讀完之後,娜娜傳了一則簡訊給我,說她盼望這篇文章能夠「鼓勵」遇到困境的人,希望他們「堅持下去,繼續活出最好的自己」。

我從娜娜的簡訊裡,看到我一再看到的精神:「堅持下去」、「繼續」、堅持不懈、設法找出內心的力量。我覺得娜娜真的很棒,她堅強、有毅力、足智多謀、充滿愛心、無私。就像我見過的許多母親一樣,娜娜在我眼裡是一名女超人。但是成為「超人」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而且通常無法挽救大局。

娜娜的故事是很多人希望我講述的故事:歷經千辛萬苦,卻依然堅持不懈,最後克服困難。但是她的故事並未就此結束,她還是很難平衡工作和照顧孩子;隨著孩子成長為青少年、她的母親漸漸老去,甚至可能更難平衡;她會持續覺得自己為孩子盡了全力,但是仍然不夠;她依然會陷入必須工作和想要陪伴孩子的兩難。他們一家人雖然很不尋常地排除萬難,改善生活,購買自己的組屋,處境卻依然岌岌可危:疾病、意外、與上司發生誤會、考試不及格、青少年叛逆,各式各樣的狀況都可能讓他們再次陷入危機,因為他們沒有緩衝的空間,能夠熬過這些生活中常見的風險。娜娜擺脫危機,不是因為就業條件和社會政策出現變化,讓她更能履行各種職責,而是儘管情況不利,她還是克服萬難。娜娜的故事值得稱許,但是絕非體制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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