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英國有兩個推心置腹的朋友：茱笛和茲雅。從名字可以發現，她們並不是台灣人，或者說，也不是華人。我需要一個可以從學校辦公室下班後放心誠實抱怨的環境，能幫助我發洩受到不公對待的怒氣，以及辦公室政治帶來的負面能量。茱笛和茲雅除了傾聽，更帶來了不同的觀點，同時讓我鍛鍊用英文罵人的勇氣與修辭力。跟她們在一起，我不再是那個忍辱負重、轉身退讓的留學生。
茲雅和茱笛做我的受氣包已經兩年多了，但我們好像還沒有相互厭倦的跡象。我們原本打算存錢買房子住在離彼此不遠的地方，像是為壓力很大的工作任務而佈置相互照看的補給營。但這個計畫被新冠病毒疫情和對我來說相當嶄新的英國政府面貌給打亂了，除了大罵英國脫粒黨和不負責任不願戴口罩的英國人，偶爾多曬太陽之外，我們毫無辦法。畢竟那是民選的政府，代表社會多數的期待。
這篇文章，我想說三個關於我們親身經歷的小故事，用來啟發讀者思考鑲嵌在日常生活中的種族區隔、印象定型以及位階控制。
你在英國，要用英國的方式切香蕉！
茱笛有新聞學的學士學位，之前曾經是自由接案的年輕記者。從巴塞隆納搬到英國後，原本主要以西班牙文寫作的茱笛決定念一個碩士學位適應新的環境和表達技巧。然而，需要依靠自己找工作付生活費的她在找工作時頻頻碰壁。
西班牙國內經濟狀況一直疲乏不振，大量西班牙人於是到英國一邊學語言一邊做兼職，希望有一天能夠轉正。茱笛碰上這波出走潮，事業尚在轉型的她屢次遇到新媒體的編輯不願付合理的稿費，索性將找工作的方向轉向教育，只要有機會就去試一試。後來，她順利拿到了一個做課後輔導活動公司給的初級職位，經過數日集中培訓後她開始上工。每天早上8點到9點半，到公立學校迎接家長需要早點去上班而必須提早到校的孩子，並為他們準備活動和早餐。
雖然當不成記者，茱笛保持樂觀盡量享受這份跟孩子在一起的工作。然而她也發現到，工作團隊除了英國白人經理，所有團員都是來自東歐或南歐的移民，甚至沒有黑人或亞裔。
有一天，當她在學校廚房切香蕉準備孩子的點心時，收到經理的指正。「妳這樣做是錯的！我們這裡不是這樣切香蕉的！」茱笛當下驚訝非常。切出的香蕉片尺寸質感並無二致，純粹是下刀的角度和順序。然而當經理堅持茱笛必須用英國的方式來切香蕉時，茱笛只能從命。從我的眼中去看，茱笛跟那名經理都是白人。然而，區隔她們的巨大分別是，茱笛是移民。
你憑什麼認為我不會說英文？
我剛到英國的時候先重新念了一個碩士。從一般生活英語要轉到學術英語並不容易，而且我念的是閱讀量很大、寫作方式很文學的人類學，我經常要花比別人多3倍的時間閱讀當週教材並且準備作業。英國生活的第一年，所有事情都在咬合矯正，在這個不舒服但必須要蛻變的過程，一個好朋友建議我去剩食回收的餐廳計畫做志工。
每週一次的志工工作讓我感覺放鬆，即便是花6個小時洗切蔬菜和洗碗，並不擔當準備菜單和烹調的工作，我也感覺勞動充實身心，掃光心裡的憂慮。做完雜工之後還能飽餐一頓，並且打包用不上的食材或超市盆栽再回家。
某天，我被分配到派餐台，在顧客進入充當用餐區的教堂時，按照他們的意願，將食物裝盛到他們的餐盤。這是一個按照自己的心意與可支付能力來付餐費的設置，因此窮人也能夠在溫暖的環境中飽餐一頓，並且稍事休息，往往還能打包水果和麵包。
然而連續2週，當我站在派餐台，我發現排隊的顧客會跟我前後的英國志工打招呼，卻對我冷眼相向，甚至只是對著食物一指。即使我主動問候（或許聽起來有點生硬）也是如此。這讓我感到相當驚訝和洩氣。而且相較於其他志工，我更常受到男性流浪漢的觸碰與騷擾，而領班卻不打算處理。之後，我打定決心不再擔任派餐台的工作。即便如此，我還是經常被問到「妳的英文為何說得這麼好？」
「等我成功之後，就能改回原本的姓名」
茲雅的父母親的家庭來自肯亞，她的許多親戚仍然住在那裡。父母親努力打拚，在英國得到受尊重的工作、買了不錯的房子，茲雅在中產社區長大，幾乎每隔一兩年都回肯亞與親戚共度暑假。擁有在肯亞生活的經驗與眼界，讓她比同齡的孩子更成熟、更體貼，也更喜愛享受生活的樂趣。
由於連接肯亞鄉村與西歐城市生活的經驗，讓她對國際發展工作感興趣，透過高等教育更進一步認識衝突、和平、國際政治協商與人道援助工作。碩士畢業之後，家裡也不急著催她找工作，讓她有空間決定自己的步調，不斷修改履歷，嘗試不同領域與不同職缺。最後，茲雅決定在公家機關工作，並且選擇自己感興趣的法律扶助相關行政工作。
茲雅說她花了很長的時間找工作，其中一個原因也是因為她的名字。當她把名縮短不顯出非洲風格，把穆罕默德的中間名隱藏，只留下英國普遍常見的姓，她獲得的入選面談數量立刻明顯增長。「不是我不願意用自己的名字，而是我必須隱藏自己的姓名，如此我才能避開別人的偏見，取得被公平審視的機會。」
在學術界，我們也經常見到某些非洲裔的學者，在晉升成教授或者成名之後，便將自己的名字改成原本的姓名。因為當爬到那樣的地位之後，別人必須記住他們的名字，而不再是他們必須考慮如果自己的名字難念或難記，會失去一些機會。「我比其他歐盟求職者更懂得英國，我在這裡出生成長。然而因為我的名字，我被當成有恐怖份子嫌疑的外來者。」
不同社會有不同的脈絡，勇敢去愛
這三個故事來自我們在臉書通訊團體上的視訊聊天。印度的時間比英國快4個半小時，講到一半，我已經開始哈欠連連。茱笛打開風趣的動畫框，我們紛紛將自己的臉放進外星人的肚子裡、變成河豚或Ｖ怪客，最後根本看不出我們的膚色。茱笛拍了很多screen shots，把我們滑稽的樣子記錄下來。我們換入虛擬派對模式，為6月出生的茱笛慶祝生日，然後讓鏡頭追著茲雅的貓。午夜過後，茲雅在圖片中選出她最喜歡的一張，宣佈要將這張變成今年的聖誕節賀卡封面。我撐著好想睡的精神，讀過她們最後的評語然後按讚。
我們是別人眼中的廉價南歐勞工、穆斯林黑人、亞洲女性。但我們在彼此眼中只看見愛。
種族、性別、族群身份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往往是艱難的對話，它很容易因為團隊氣氛的和諧、或者節省力氣打拚共同目標而犧牲。我發現當我們能夠談論這些讓我們感覺不舒服的對話，用自己的語言說出所想所感，而不是借用社會運動或政治鬥爭的語言，能夠勇敢地說出真實的經驗，不管它事大事小，信任與了解才能產生，進而打開友誼的契機。
我想說的是，我們的眼光或許可以冷靜穿透目前已經設定的膚色與種族區別，去看見人性真實的需要都是平等的。不要將自己的判斷力限制在一盒已經準備好的蠟筆顏色中，而是透過真誠的對話去發現盲點與更公平的分類方法。同樣的，透過看見全球延燒的話題，能夠去重新審視各地道德標準與價值觀的不同，磨合出可以行動的志向（agenda），而不是僅僅在社交媒體或者請願場合表態。種族議題因為我親愛的朋友而變得不同，透過友誼與結盟，有一個層次的收穫不是用經濟利益去換算的。
因為新冠疫情的阻隔，使得我和茱笛與茲雅，以及許多英國人好朋友，無法一起享受那座島上的夏天，寫這篇文章，也在傳達我對他們的想念。這些故事已經過她們的同意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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