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這一年來，我的生活主軸都放在博士論文的田野研究。我費盡心思取得許可，在喜馬拉雅山麓邊境的原住民小村，研究情緒如何幫助人適應環境變遷，學習當地的人地關係哲學與情感連結。然而，一場新冠病毒浩劫，打亂了原本的計畫。我滯留在小村的寄宿家庭，一待就是40多天。
這段期間，印度政府應對病毒傳播，初步採取全境封鎖，並實施全日宵禁。身為外國人的我，一下子變成多重弱勢，當地村民因此決定為我提供庇護與協助。
在這樣的傳統社會裡，如何發展出應對病毒的策略？
新冠病毒的訊息是透過手機通訊軟體進入這個小山村，同時伴隨著大量的療法與謠言。人們了解的第一件事情是，這種病毒來自中國，並衍生出病毒是自然界產物或另一種戰爭武器的陰謀論。
這塊地區經歷過1964年的中印戰爭，其後印度國軍長期駐軍，在山上擴增基地並頻繁進行演習，所以會有這樣的陰謀推論並不奇怪。此外，因為病毒來自中國，翻譯自「中國某醫院某醫生」的治療說法也被認為相對可信。
至於謠言，在病毒成為全國新聞頭條的3月底，從世界末日到國家毀滅的傳說各式各樣，有些真的嚇到了我們村中的阿姨叔叔。曾經離開山村受教育的十幾二十歲年輕人，還有我，便成了長輩的求證對象。手機通訊軟體因為不完全倚靠文字，圖像與聲音也是重要的訊息傳播方式，因此即便是未受過正式教育的人群，也可以理解內容並做出反應。
我身邊的村民們很快組織起來，針對手中判斷為可信的訊息策劃應變措施。首先是各村村長集合起來喝茶開會，決議關閉所有接待遊客的旅館和餐廳，本地人與外人的界線立刻壁壘分明，外來客被視為是疾病傳播的帶原體。
傳統上，每個村莊都有一位民選的村長，各村的村長有不同的領導風格。有些村長成為領導，是因為經濟方面的成功；有些村長是因為曾經參加軍隊，見多識廣且為人富同情心；有些村長則是因為他對於村民有求必應，因此被選為村長。相對於印度政府施行於全國的村議會（Gram Pachayat）制度，這些傳統制度上的村長與村長老團體才擁有實際的領導權。
其次，村民與地方政府共同組織新冠病毒應急小組，並進行分工。自從全日宵禁後，基於親屬與鄰里關係的社會連帶動員，協助應急小組掌握有哪些情況需要預先準備，又有哪些社區較為弱勢。由於大家都待在家裡、幾乎不出門，關於糧食補給、工程延緩、收入減少、親友困於外地等等問題，幾乎都由應急小組解決。
不論是村中的印度公民或者來自尼泊爾的移工，以出賣勞力日領薪資的族群被疫情影響最大，因此小組每15天都會送上免費糧食配給。在附近的城鎮，糧食配給成為每戶標配，由政府與民間團體合作，民間社團與地方領導統籌，從城鎮附近的農家取得原生的可食野菜和新鮮蔬菜，每週一次送至家門口。每戶所需要付的費用甚至比從前的買菜錢還低，因為這些蔬菜再也不用經過來自阿薩姆邦的盤商收購再賣回，省了不少額外費用。
病毒溝通以及民主基石
鄉村是熟人社會，很容易透過幾層親戚關係等非正式方式，取得應急小組、民間團體的聯繫方式並反映需求。也因如此，村民才會認為我處於弱勢。
最初的一兩週，由於擔心我的外國人身份可能會讓我被不知情的村民攆出村莊，我的寄宿家庭向村長與村民勸說，力保我安全留下。警察小組也來到寄宿家庭家訪，確定我住得安全舒適，並且以行動告知村民，他們已經確認我不會傷害到村民的健康。村民們看到我的反應，也從一開始的「你從哪裡來？」，變成「你不用擔心任何事情。」
缺少傳統關係扮演轉譯資訊的角色，政策很難深入鄉村。3月底4月初，政府發放一系列的防疫資訊海報，但海報貼在街上，上街的人少之又少，沒有什麼效用。村長於是以電話通知各項最新的防疫措施以及應急補助，包括保持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外出必須配戴口罩，一家只能有一人上街採買必要物資，以及領有糧食配給卡的家庭將會有3個月的免費白米等等。資訊轉譯的成敗還包括轉譯者是否受到村民的信任。
到了4月中，天氣轉暖，村民已經開始投入家附近的菜田耕種活動。這些耕種活動並不是為了考慮糧食不足的風險，純粹是因為以勞動為主的鄉村生活，人們閒不住。村民並不是不採用村長老決議的居家隔離措施，而是會結合自身經驗判斷來採取行動。這個邦（Arunachal Pradesh）到目前為止一直保持零病例，村民之間相互監督禁止外來人士，甚至是物資都必須經過隔離檢疫。
一般對於邊遠地區或鄉村民眾的歧視態度，已經內化成為村民自觀的一部分，「所謂的村民就是他們無法理解某些邏輯嘗試或者是落後的」這樣的敘事策略不斷出現在應對疫情的討論中，而我無法認同這樣讓刻板印象存續的看法。
新冠病毒對於大部分人來說都是一種超越體感經驗的想像物質，病毒是什麼、影響層面是什麼、如何自我保護與保護他人，這些都需要一套教學方式或者群學機制。我深信，唯有嘗試找到與民眾溝通的方式，才能免去在面對未知或風險時一味依賴權威，導致權威變成威權。而民眾的組成是多變的，即便是在工具上人們對於方法的使用已經嫻熟（例如數位通訊與社交媒體），內在的哲學與知識論基礎是多樣又美好的。來自不同專業的資訊如何轉譯與交換，是構築民主這個方法可能的基石，而民主素養正如這個山村居民所演示的，是一種對於差異與他者的尊重與肯認。這些是當我和執法人員與村民對話時得到的感想。
落難的研究者 vs. 家庭新成員
我有多年在印度農村進行田野調查的經驗，不管是住在寄宿家庭或是自行找旅館住宿，都能適應各種條件生存，並且甘之如飴。不過我從沒有遇過去留不得自行決定的情況。對於外在環境與自身身心健康的掌握，是田野調查工作能順利完成的要件之一，但新冠病毒疫情使得這份掌控或者管理成為一種和不確定性的拉鋸。
新冠疫情也不禁讓人思考，在城市規劃農業生產並且改進產銷制度，能夠有效抗衡災難造成的糧食安全風險。同時這份農業生產工作也有助於改善都市居民的心理健康，並且培育與環境一同工作的體感經驗，有助於深化環境意識。換句話說，新冠疫情啟發的是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回顧那些被我們一度捨棄的傳統社會關係，面對自身真實的感受與需求，拋棄人工或科技造就的取代物，直向可持續性的發展本身而生活。當呼吸與進食變得不可能，當缺乏一個安全的處所棲身，民族主義或者人道精神只是一種空想。
在這個小山村，我的角色一下子從外來的研究者變成一個家庭的姊姊。我的寄宿家庭並不是事先安排的，他們也堅決不願意讓我支付食宿，我只能趁他們不注意的時候偷偷買食物和生活用品之類的。在感受疫情造成的不確定之下，這份確定的保護、關懷、陪伴，做什麼都把我算進去一份的堅持，讓我感覺擁有了一個新的家庭與家人。
也因為和這家人24小時生活在一起，由距離與未知構築的美感也蕩然無存。我想在他們印象中，所謂的博士班學生或學術研究者就是喜歡煮飯但不保證好吃，不太會下田但硬要去湊熱鬧，看到聽到或想到什麼都要拍照寫筆記，心情不好的時候會一次吃很多零食，會問很多怪問題逗得大家覺得很荒謬好笑，這樣的一種存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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