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難民議題感興趣已經有些年了。從研究流亡藏人開始，我開始關注當代人口的大量遷徙、造成人口大量遷徙的原因以及應對之道。
戰爭與迫害無疑是20世紀以來最重要的因素，氣候變遷造成土地沙漠化或被海水淹沒，則是最新也最令人擔憂的現象。另一方面，由於民族國家的建立以及二戰後前殖民地獨立，國家彊界越加確立、穩固，並發展出多種安全管理技術。加上冷戰對峙的影響，大量人口遷徙因為跨越國境，格外引起關注。
對於這些因為非自願因素（多半是為了逃生的緣故）而離開祖國家園的人群，在二次大戰後，以國際聯盟／聯合國的形式設計並提供了多重保護。我們現在所熟知的難民資格定義、權利保障與安全庇護的規則，都是在當時奠定基礎的。20世紀50年代的全球政經環境與當代，已經差之千里，最大的差別或許是經濟成長減緩，人口壓力變得更重，財富重分配以及環境保護意識的提昇。
當然，保護難民並不是只有單純保護那麼簡單。難民並不僅僅象徵著他們所承受的傷害、苦痛與不公，他們也是經濟活動的可行生產要素，他們的知識能夠豐富我們的視野，幫助我們了解個人／我群生活經驗之上的世事，思考更適合社會發展的原則，完善那些執行這些原則的指南。同時「他們」和「我們」的分別，會因為共同生活經驗，以及共同遵守同一套守則（並討論這些守則）而逐漸消失於無形，直到再沒有一條清楚的線可以標記。
當代難民的面貌
歐洲的難民危機，曾經是佔據新聞版面的重要話題。那些不同膚色的、說著不同語言的、不同宗教信仰的、不計一切代價要爬過鐵絲網尋求庇護的難民，曾經為歐洲不同階級、信仰、人道援助層級的人群、組織與政府帶來衝擊。
如今，人口移動背後的成因更加複雜：在委內瑞拉，失敗的經濟政策導致通貨膨脹、公共資源例如醫療付之闕如，為了下一代的未來或者僅僅是為了確保下週的食物，人們冒著人身安全的危險踏上違法穿越國境之路。在馬來西亞，居住在密林中維持傳統方式生活的部落人群面對國家管理人口的造冊登記手續，一不小心就可能成了無國籍而失去公民權利。在約旦和土耳其，居住在城市中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戰爭難民開始向其他國家二次遷徙，為了工作或求學，返鄉仍然遙遙無期。在印度，年輕一代的藏人難民開始紛紛移出難民定居營區前往西歐──相對於穆斯林或者來自非洲的難民，篤信佛教、非暴力光環加身的藏人相對更容易取得庇護資格，在西歐的大城市過著「另一種難民身份」的生活。
逃離與生根
這些遷移人口帶給我的啟發是多重的。我在台北出生成長，然後到印度跟英國求學就職，每到一個地方，就是一段築巢的過程。從找居處落腳，摸清楚社會規則和機構職能，建立社交圈，紮根的動作讓我感覺安全，踏實，有生活感。頻繁地搬家許多年，在不同時區和國度，我也發展出一套生活的節奏，維持這套節奏，有助於我保持內心的平衡，我便不容易感到迷茫失去方向。
當我觀察這些移動人群的生活，我發現到，人是如何透過生活本身，將一個陌生的空間改變成自己的地方，從而創造歸屬感。我們總是容易假定人在安頓下來之後才會感到安全和穩定，然而對於習慣移動的人來說，距離感與管理社會關係互動，跟定居者習慣的邏輯是不同的。這讓我理解到，必須從他者的意義世界中去理解，對他們來說什麼讓他們感覺到安全？如何能夠讓他們對一個地方產生歸屬感？而不是將自己以為的邏輯套用在他人身上。用文化去界定不同類型的思考方式也不完全是合適的，移動這個因素使得文化本身在生活與經驗中變得更加多元混雜，必須回歸主體去面對「難民」這個和我們同樣平等生存的人，理解什麼是能夠，且需要做的。
救助弱者是一項與基督精神相連的信仰行動。儘管今日在歐洲，例如英國，多數人已經不再認同自己是嚴格意義上的新教徒或天主教徒，這些關連基督徒美德的道德原則仍然鑲嵌在社會生活當中，管理人們的良心與罪惡感。回顧臺灣的文化，我們接受難民的文化原則是什麼？是因為將他們視為同病相憐的新移民？或是基於同情他們的遭遇給予施捨？這些文化邏輯會掌握政策擬定背後如何看待受庇護者的形象，影響他們在臺灣的處境。當過去接受美援救助的、被日本殖民統治的，變成助人的、接納新移民與難民的，它也會改變我們看待自身的方式。
人是強大的資源，我們永遠無法正確預測，接納一小群無家可歸無處可去的人，將為我們的社會注入如何豐富的活力與多元想像。
期待難民法能夠盡快通過，讓遠來對臺灣自由民主開放社會充滿期待的全球申請庇護者，能夠有個安全的地方歇息。法條上路後，施行細則才能夠通過實際案例規劃得更完善，讓投入在其中的公務人員、執法人員以及民間監督團體的工作能夠更上軌道，而不是無法可依據導致什麼也做不了。關於無國籍、逃離暴力、尋求希望的動機，臺灣人很懂。在世界上其他國家緊縮移民控制，對所得再分配的空間逐漸緊縮，將國界越畫越深的時候，或許正是臺灣說明自身價值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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