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清晨醒來讀的是香港人民再次上街的消息。法律的管轄權將原本薄弱的中國與香港邊界去除，香港的「特別」行政地位不再，未來過境返國都要小心三分。儘管香港人民的抗爭策略令人時而起敬、時而莞爾，從事件一開始，我想的便是：一旦時不我予，台灣作為主權獨立國家，將以什麼方式接受難民申請庇護？
難民法草案在立法院一躺就是數年。著手建立難民法，不只是更加完善了台灣面對國際自願與非自願移民潮所建立起來的移民政策，同時也象徵了台灣的主權國家地位。不同於隔了海峽的中國，我們有自己的法條與政策，安置前來投靠的受迫害人群。難民法的建立，將有助於台灣重視人權，並共同承擔國際社會責任，更加鞏固台灣自身的安全。
然而，台灣的特殊性使一本「通則式」的難民法規輾轉難定。理性預測，一旦難民法上路，基於地緣位置與易達性，我們首先要面臨的問題是審核來自中國大陸港澳地區的尋求政治庇護者。在保護安置與國家安全考量之間需要哪些程序？要在何處、如何安置？這些策略可能就與因為性別身份遭受迫害來台尋求庇護的案例大不相同。
再者，通過難民身份核可之後，主管機關與社工有責任追蹤難民的下落，從食衣住行到心理諮商、融入社會、在台灣開始新的生活，這不只需要政府協助，同時也需要來自社會與文化層面的支持。尤其中文是一個不太容易快速熟稔的語言；然而中文不流利，在台灣找工作就特別困難。
如何活用國家中央政策與地方自治的彈性範疇？目前北美與西歐可見到的「庇護城市」（Sanctuary Cities），是一個值得參考的例子。
什麼是庇護城市？
庇護城市的政府在中央政府採取緊縮、非人道的移民處置措施時，採取不合作的態度，提供非法移民生存與喘息的機會，站穩腳跟貢獻城市經濟，拒絕浪費公共資源的嚇阻性逮捕，甚至以提供社會保護的手段，進一步管控無證移民在城市中的群聚地區與生態，減少犯罪機率，以免釀成更大的社會衝突。
在英國，庇護城市運動主要由非政府組織主導，並和地方議會合作。除了提供物質上的庇護，他們也深入社區，從社區中凝聚力量，為難民／申請庇護者重新建構非正式的社會安全網。他們認為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促進對彼此的認識：難民需要認識這個上岸庇護的環境，當地社群需要認識難民的處境與思維。非正式的社會安全網為難民提供的不只是食物、禦寒衣物與庇護所，同時也包括身體與心理健康，透過藝術、團體運動、公眾教育、信仰系統等等，社會融合不只是單向的讓新移民融入當地社會，而是在人際交流中重塑地方認同。
英國的城市庇護網絡（City of Sanctuary）便成功統合超過100個村、鎮、城市與地區加入，成為難民提供庇護的網絡。不同的地方自治法人團體可以相互交流籌劃活動與其他實作經驗，根據難民適應、開展新生活等不同方向的主題，針對地方治理、財政、溝通、安全調解等需求共享經驗，共同為逃離暴力與迫害的人們提供安全居處。
庇護城市的邏輯起自對中央移民政策的不合作，並且需要地方議會形式的社會參與作為基礎，相對於台灣的中央－地方關係，並未有明顯相似之處。但反轉邏輯來看，台灣的台北、高雄，特別是台中，已然成為移民居住與工作的大都會，提供了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人群相對較活絡的就業機會與生存空間，市府財政也不需要完全倚靠中央。城市庇護優先實施於國家庇護，或許可以為難民法的改善空間提供實例探討。
站穩腳步，讓更多人得以共生
難民安置除了人道考量，也不免包含國家期待滿足某些種類勞動力的需求。如何有效的輔導難民重回職場或者創業，以他們獨特的生命經驗豐富台灣的經濟與文化力，也需要在不同的安置條件下，去探尋合宜的、符合多元難民面貌的方法途徑。
正如本文一開始所述，一個完整的移民政策，有助於型塑台灣的國家內涵──並非基於利益需要而引進勞工，或者因為歷史事實而不得不想出一個框架來包含目前居住在島上的所有人，而是更細緻地考慮「誰有資格成為台灣人」，而誰沒有、或者失去作為台灣人的資格。
在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國家後，我們不斷以新的面貌出現在全球視角中，自然將會吸引那些尋求台灣自由與法治給予其生存空間的人。台灣的民主精神賦予他自由放聲權利、台灣活躍的社會力與多元文化能夠包容各種不同的身份與身世，讓他能夠安全地在島上生根，重新拾起因暴力與迫害中斷的生命。原則一旦擬定，其他都只是技術問題。
他們可能來自香港，可能來自中國，可能來自阿富汗，可能來自蘇丹，不管他們來自何處，這個命題的重要性來自於我們知道自己是誰，因此我們知道我們的國門將為誰而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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