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到中研院民族所看了「鮑克蘭先生的臺灣壯遊」特展。聽解說知道，主角Inez de Beauclair是女性，但偏好被稱作「先生」，讓我聯想起童年時讀過的作家林海音。那是一個有年代感的稱謂，顯示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空，一個女性可以獨立存在並且受尊重的狀態，以及這個詞語來源的文化權力結構意識。
中研院的展覽資訊豐富、視覺配置舒服吸引人、又利用數位技術將鮑研究員的工作紀錄與成果呈現得栩栩如生。鮑克蘭先生的家人聯繫中研院民族所捐贈的材料以及他們的參與，讓這位民族所第一位外籍研究員的形象更加有「人情味」。
我透過一個數十平方米大的展間，認識這位從歐洲來到亞洲，因為興趣投入研究、最後留在亞洲工作退休到生命盡頭的女士，覺得饒富興味與敬意。在中研院舉辦這樣一個展覽，也有廣義的政治與外交的意涵。
鮑克蘭的故事讓我想到，我工作的田野地區，也有兩名在同時代從歐洲來到亞洲從事研究的學者。我想作為對照，我可以利用一篇短文的篇幅，簡短介紹這兩位同時代的「男性」研究者的故事。
為了保護部落文化，主張完全融入的爭議民族學者
Verrier Elwin的全名是Harry Verrier Holman Elwin，為了方便我們稱他為艾爾溫。艾爾溫是來自什麼樣的背景、會使得他對亞洲感興趣呢？他出生於20世紀初的英國多佛（Dover），那是一個英格蘭東部沿海遙望法國的濱海小城。他的父親是一位聖公會主教。艾爾溫無疑受過良好的教育，這可能跟他父親的職業生涯穩定收入豐碩也有關聯。他能上學而且在牛津大學默頓學院（Merton College）接受高等教育，一路讀到博士學位。他在讀書的時期也擔任牛津大學基督教聯合會主席，逐漸展現他對行政治理的興趣，並且在20歲出頭時選擇牧師作為他的身分與職業。
25歲時艾爾溫作為傳教士前往印度，加入了印度中西部濱海城市普那（Puna）的Christa Seva Sangha聖公會方濟各會，開始了他的傳教士生涯。年輕的艾爾溫在那個時代去到印度，又距離反抗殖民政權民族自決等政治風潮的大城市如孟買不遠，他大約聽了也讀了不少當時印度領袖（也大部分是男性）的言詞論述──那個時代的女性論述通常被限制在她們的日記與日常聚會的小圈，直到下個世紀才開始被歷史學者研究。
一般廣泛認同的事實是，這位年輕的白人牛津大學畢業生，思想與情感都深受甘地和泰戈爾的影響。1935年在甘地的道場住過後，艾爾溫改宗成為印度教信徒。可能這個年輕人需要找到一個「心靈的歸宿」，也有可能他當時並不認識印度憲法之父安貝卡博士（Dr. B.R. Ambedkar）吧。
艾爾溫並不是受過正式民族學訓練的研究者，沒有接受過正式的人類學訓練，是透過詩歌、文學與自我學習進入這個領域的。他在英屬印度殖民統治逐步制度化、同時民族自決與反殖思潮日益浮現的歷史時期，展開其民族誌式的體驗與探索。他曾在今日印度中部的奧里薩邦（Orissa）與中央邦（Madhya Pradesh），對Baiga與Gond等社群進行長時間的田野研究，並主張研究者需「生活於其中」，以建立深度的社會與情感連結。
在此脈絡下，1940年，時年38歲的艾爾溫與一位Gond社群的年輕女性Kaushalaya（亦稱 Kosi）締結婚姻。此一婚姻若以當代法律與倫理標準審視，無疑涉及嚴重問題；然而，若置於20世紀前半葉、不同社會對婚姻年齡、親密關係與公私界線的理解差異之中，則更能顯示其歷史與文化的複雜性。即便如此，相關安排在當時亦並非全然未受質疑，而是始終伴隨爭議與不安。
婚姻本身具有多重社會功能，其意涵遠不僅限於近代社會所強調的浪漫愛。對許多社會而言，婚姻同時涉及結盟、生產關係的強化，以及家庭與社群之間的制度性連結；而婚姻究竟屬於「私領域」或具有公共性，也高度取決於文化脈絡。本文之所以提及艾爾溫的婚姻，並非出於道德評判，而是因為這段關係與其學術實踐、田野方法及私人生活之間，存在難以切割的交織，尤其是在他主張並實踐「住進部落之中」的研究取向之下。
在人類學史上，研究者透過婚姻、親密關係或準親屬關係進入研究場域，並非孤立案例。從曾被浪漫化的「字典情人」（dictionary wife）敘事，到當代仍可見的、以婚姻作為建立政治與語言聯盟的田野策略，這些做法長期處於學術倫理、權力不對稱與性別政治的灰色地帶，也因此成為學科內部反思與爭論的對象。
就現有資料所示，Kosi Elwin 的名字主要透過調查攝影與零星紀錄得以保存，而關於其家庭生活的細節仍相當有限（根據我查到的資料是兩個孩子都沒有能夠長大）。可以確定的是，這段婚姻最終以正式離婚告終，也顯示出跨文化、跨權力位置的親密關係，往往伴隨結構性的張力與不穩定性。
經歷過這些長時間在部落紀錄與嘗試理解與詮釋部落文化的工作過程，並且經歷改宗和通婚，艾爾溫在1954年1月成為第一個取得印度公民身分的外國人，並且被任命為剛獨立不久的印度政府的人類學顧問，特別負責東北部山地部落事務。1940～1950這段時間可能是艾爾溫本人身分認同與人生選擇承受最大壓力的時期。1947年印度獨立，他並未隨著他的「英國同胞」返國，離婚後又跟一位Pardhan Gond部落（通常一個部落又可以區分成多個小文化團體）的女性Lila再婚，並且生下了兒子。1954年，已經是50多歲大叔的他帶著年輕的妻子和幼子，前往歐洲教會已經深耕多年的西隆（Shillong）赴任。
他對於印度部落民族自決（主要是東北）的重要思想主要是在50年代末期出版的。1961年，他獲得印度第三高的平民榮譽蓮花裝勳章（Padma Bhushan）。他從英國出發的時候是皇家人類學學會的會員，2023年我在位於倫敦的學會檔案館查閱他寄回英國發表的文字記載時，發現他對於東北地區部落民所持的看法，可能是一種當時歐洲對於「原始文化」論的反動。儘管我在理性上更同意上世紀末法律人類學者對他研究見解的評價，我仍認為他已盡力去呈現與記錄當時他被告知的當地生活哲學與信仰。歐洲文化系譜並未真正離開過艾爾溫的心智。他當時所選擇的「工作」位置與「戰場」，反映了他對英國殖民印度情況的思考。他並未活得很長（這似乎也很合理），在西隆工作10年後他下山到德里治病並且很快逝世，我不清楚他的妻子與兒子後來如何維生。
因二戰開發出「第二專長」，因禍得福的人類學家
Christoph von Fürer-Haimendorf，我們在這篇文章當中稱他為海門多夫，出身於奧地利貴族家庭，其家族自1273年以來就為哈布斯堡王朝服務。他從年輕時就非常喜歡當時稱為Indology（印度學，或者現代多稱為南亞研究）的學問，1927年進入維也納大學學習人類學和考古學，博士論文就是研究阿薩姆（包含今日的印度東北）和緬甸西北部山地部落的社會組織。1935年他在當時的人類學研究重鎮──倫敦經濟學院進行博士後研究，並且加入了據說會講11國語言的馬凌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這個人對英國人類學的發展有多重要可以輕鬆在網上查到）的研究小組。
1936年，海門多夫離開倫敦前往印度，在阿薩姆的那加族（Naga people）中工作，與英屬印度地方行政官員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他在1937年短暫休假回到英國，跟原先受護士訓練的Elizabeth Barnardo結婚（Betty出生於英殖民印度的Darbhanga，父親是軍醫），接著這個夫妻田野調查雙人組便一同前往印度東北的那加山區（Naga Hills，約莫是今日的那加蘭邦Nagaland），繼續田野研究工作。
不幸的是，這對奧地利與英國夫妻剛好遇到二戰爆發，1939年他因為持第三帝國護照在英屬印度境內被殖民當局逮捕。戰爭期間他被限制在海得拉巴邦（Hyderabad），在Chenchu、Bhil、Reddi和Raj Gond等原住民族群中，和他的妻子進行了深入的田野工作（很多田野筆記是他妻子Betty寫的）。1942年到1944年日軍侵略那加蘭和曼尼普爾（Manipur），海門多夫基本上必須完全更改他的田野研究計畫。
我不知道他最後是怎麼跟資助他田野研究的團體交代的，但他在海德拉巴時期的工作實際上受到土邦領主的支持，他們的民族學研究工作也對當地部落發展與權利造成正面影響。1944～1945年戰爭尾聲他終於獲得自由，和已經在工作中鍛鍊、也成為民族學者的太太一起回到阿薩姆北方，在今天阿魯納洽爾邦（Arunachal Pradesh）的Ziro谷地一帶研究種稻的Apa Tani部落，直到1949年他收到SOAS人類系的聘書返回英國執教，最後在英國過世。
海門多夫是當時運用媒體記錄研究材料的「大亨」。我不太清楚他從哪裡來的經費，不過他拍了超過100小時的16毫米電影和超過2萬張照片，記錄這些地區的部落生活。1949年獲得皇家人類學學會的Rivers紀念獎章（算是一種光榮返鄉），他所撰寫的超過3千頁的文稿與出版書籍（包含太太與他的合著）以及大量的影像素材如今成為SOAS跟劍橋大學檔案館的館藏，許多已被數位化，可在網上免費閱覽。
在亞洲相遇並發生的有機碰撞
鮑克蘭讓我感動的原因是，她的成就是獨立的，並且有著她家人和後輩的參與。她敢於接聘到台灣來任職於故宮做研究，也敢於在戰時不停止她的教學與研究活動。她穿著長過膝蓋的A字裙，看起來是一位歐洲的中年女士，被攝影鏡頭捕捉到一邊吸菸一邊工作的模樣，讓人感到十分輕鬆與親切，基本上跟我在學校見到的老師同學沒什麼兩樣。作為一個台灣人，我看到她給出紅包的署名依然寫著中研院，可能意味著她退休後依然以這個身分為榮，或者這是她在這個她成年後選擇並且熟悉於其中的世界所使用的最後一個身分標籤。
對我來說，這些學者的生平故事對照華人文化高舉的「落葉歸根」或者「血濃於水」論點，打開了對於倫理的想像，也就是說在「是非」與「欲望（包含個人與集體的）」之間，並非只有我們從小學到的邏輯是對的。現今的文化權力結構與脈絡是如何我也還在摸索學習。當然，持有什麼國籍和護照依然是很重要的，一個有護照的研究者如果認為自己跟所研究的無國籍人士是平等的，那就太虛偽了。
戰爭、婚姻、學術好奇心與從事研究的意志，促使鮑克蘭、艾爾溫、海門多夫這些選擇在亞洲從事長期田野與學術職涯的學者，從歐洲跑到亞洲來做了「移工」。雖然我用「移工」這個詞，但我很清楚這些人相對於台灣自80年代開始常見的東南亞移工，是具有特殊「霹靂力矩」（privilege）的。我想要指出的是，他們也是獨自在海外追求自我發展的人類。在與地方和當地人與文化深度的交流後，他們的人生軌跡走向不同的發展。來自歐美的學者未必比較高明或者學問做得比較好，但有意思的或許是在共同探究的現實中彼此的心智與意識如何產生有機的碰撞。同樣或者類似的情節依舊在今日台灣上演，相反方向的觀察與融入亦在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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