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天的母親節，我去華山光點看了一部我一直想看的電影──將近5個小時的《由島至島》，和將近1個小時的導演與歷史顧問QA。
《由島至島》給人的第一印象便是它非常地長，長到觀眾必須發展一些策略才能連貫地看完它。這種片長讓我想起塞爾維亞導演埃米爾．庫斯圖里卡（Emir Kusturica）的電影《地下社會》或者賴聲川導演的舞台劇《如夢之夢》，看完當下無法立刻回憶完整的內容，而比較像是碎片的畫面或者印象特別深刻的情節。
《由島至島》的題材本身就比較嚴肅，而且有可能讓人感覺沮喪，討論的歷史跨度與複雜程度也很高。或許是影片的長度使它的步調不疾不徐，讓人邊看邊調適情緒，對觀眾來說其實相對溫柔。用簡短的方式來表達影片內容，大概包含以下幾個部份：
二戰之前從台灣移居到東南亞的華人，因為二戰的關係被當作戰俘關押在澳洲；
日本軍國主義向外擴張時，由台灣殖民地出發到東南亞多地為日軍作戰的台灣年輕人；
從台灣到馬來西亞工作後，結婚、留在當地定居的台灣樂手，後來被納進日軍作戰與戰時治理的戰爭機器當中；
日軍在東南亞建立的細菌武器研發基地，與其中工作的人；
從發生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屠殺事件，連結當時參與過的日本、台灣與當地三方倖存者與國民。
這部影片訪問的對象，從還活著的台籍日本兵、還活著的日本軍人、戰俘營的後代、從事大眾教育與和解行動的日本退休老師、屠殺倖存者、倖存者後代或家屬、還有因專業而與事件有關的博物館從業人員、醫療人員。
我很高興能夠從一種與東南亞連結的歷史感，認識日本軍國主義在台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建造的史實，和那些經歷過或者有關聯的人如何觀照與詮釋。不過，我認為影片成功傳達了幽微的情緒、困難的立場、記憶中的創傷等效果，影像敘事優美緩慢；但在影片敘事程序的安排上，缺乏一些有助於觀眾理解的重要背景因素，使得感受無法接軌理性的了解與情緒壓力的抒發。受到獨立評論的邀請，我撰寫一篇感想。
在戰爭中，台灣人猶如進入供應鏈系統
在訪問的人物中，最接近我生活日常的是出生在澳洲戰俘營的女士，現今已經是祖母級的人物了，以及戰爭犯後代的楊先生。女士尋訪親戚、在限制自由的情形下度過童年、失去親人、拿出語言課本的畫面，還有楊先生介紹老家與祖母的樣子，如果不是放在印尼華人戰時作為一個華人離散社群、以不同心態與位置參與／被捲入戰爭、離散社群的適應與彈性、以及馬來西亞建國後採取種族分離制度使華人受到歧視對待等等背景下，很難理解女士不願重提的心境與戰爭的直接關聯，而更容易從人性共同情感的角度去投射。
的確，在意識面與知識面上接觸戰爭的時候，往往我們本身的情感、自我認知和道德判斷都會遭遇挑戰，第一反應可能就是對於殘害生命行為的價值判斷。然而戰爭的發生往往不是個人能夠選擇參不參與或要不要成為那一部份的，大規模戰爭影響的種族、族裔、地區與宗教，往往會將人的文化身分與戰爭產生關聯。再者，論及不同的角色身分，軍人是超乎職業性的，他是甘願化身為工具性的角色來達成集體的目的，移民的意識則是更加個體化，或者以自我團體（家庭、宗族、鄉里）為主。
影片用重演的方式，主要建構了兩種場景：一種是在司令部裡策畫以台灣作為基地控制東南亞的日本軍國主義決策團體，一種是身在不同荒野對著鏡頭自述的年輕台灣男性、和他們在戰場中抱著木頭變成一座讓人踏過渡河的橋的情節。這兩者形成鮮明的對比。對著鏡頭自述的年輕台籍日本兵與後來導演訪問從戰爭中倖存的蒼老台籍日本兵，又形成鮮明的對比。因為後者主要貢獻了台籍日本兵去到東南亞、但渾然不知周圍發生屠殺，或者直接否認日軍曾經在中國或其他地方造成屠殺的證詞。
我會理性地從軍事供應鏈系統（軍事工業與物流的製造、動員和運輸）去理解這些故事情節與對比。特別是在戰爭方面，你可以稱這類系統為戰爭機器（war machine）；但在廣義的戰爭意識上（比方說晶片戰爭或者糧食戰爭）它更接近中性的供應鏈（supply chain）的概念。軍事供應鏈是戰爭機器的一部份，涉及武器、糧食、科技設備的製造與分配，在非自動化的時代，主要運轉系統的就是人工。現代戰爭大幅依賴供應鏈的穩定，將後勤補給視為戰爭成敗的關鍵，後勤補給在影片中也包含作戰動機，包括不可饒恕的敵人印象、甚至包括單純供給男性的性或是婚姻的承諾。
從系統的角度去思考，是因為當時一般人能夠做選擇的能力與自由、或者我們在社會學當中所稱的能動性（agency）已經很少。戰爭機器更接近一種主權鬥爭，動員力量以推進衝突或控制，成功的供應鏈追求的則是交付貨品以及滿足資源利用的最大效益。我描述了這兩種可以分開也可以重疊的系統，請想像在這個系統當中順流逆流，為了獲取更大的權力或者為了自我保存（這兩者也並不衝突）的人們。他們對於人生的信念會是什麼？他們會覺得活著的意義是什麼？他們會珍視與仇恨什麼？而放在殖民者、被殖民者與殖民地的情境當中，又會有那些更加複雜的心理衝突？
我認為在當時的殖民地架構下，殖民主義很大一部份就在於殖民者能夠決定被殖民者是誰。台灣人猶如進入一個供應鏈，而非理解自己有能動性、能夠爭奪主權。戰爭機器作為一個哲學概念，在當代我們也會用它來形容「流動的抵抗」（如Deleuze & Guattari），我不認為當時的台灣人在從事這些流動的抵抗。
而有意思的是，「後」供應鏈的生活經驗與反思，是否會影響到活過那段時間的倖存者如何安置這段記憶，以及對著一個他者（非家人、親密的朋友親屬或者同輩同鄉）的鏡頭重述這段記憶？
「去人化」如何讓我們冷漠
我們先前談到機器與供應鏈中的人。影片中看似荒誕的生產婚姻承諾信件、篩選或歪曲真實的戰時宣傳、把A地當實驗基地去攻佔B地的計劃、強迫婦女變成洩慾工具的暴力、將人群分類當成物體戳破與毀滅的行為，這些都帶有「去人化」（dehumanisation）的特質。
去人化，不把人當人看，現今聽起來可能會覺得很荒謬，怎麼可能發生？人的存在本身不就是一個事實？這跟人如何認知他人有關。去人化的表徵，包括把人動物化和機械化，如果不是動物化或機械化成另一種物種或者存在，可能就會把對方幼稚化或是認為對方是不完整、不正常的人。人變成系統裡的生產要素，人的特質單純變成拿來利用的工具，否認他們的理性，文化和平等地位。用「去人化」來強化自身控制另一方的正當性，同時以此方式對他人的痛苦或死亡產生冷漠，也就是將我以外的他者視為可以或者需要被控制、主宰、改造的對象，甚至合理化暴力。這麼說是不是聽起來就比較熟悉？
退一步從外圍觀看系統的運作，在這部紀錄片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在各種宣傳文件當中一般的、日常的，那些可以用來和自己的生活發生聯想的，「人做為人」的紀錄一概被刪除，這或許基本上就是一種對「旁觀者」的認知操縱。
有一個成長在加勒比海的馬丁尼克、後來在阿爾及利亞工作（這兩者都是前法國殖民地）的人叫作法農（Ibrahim Frantz Omar Fanon，多數時候他的名字被寫成Frantz Fanon），他在地球另一端和片中的人物一起活過類似的時代與被殖民的經驗。他認為殖民制度不僅剝奪土地與資源，更透過語言、教育、文化再現（representation），使被殖民者失去作為「人」的認知與地位。通過被指稱為不完整的人，被殖民者被描繪為「野蠻人」、「未開化」、「不成熟的兒童」，需要歐洲的教化。這種指稱被內化成一種自我否定與厭惡。
我不確定法農的理論是否可以用來詮釋1930～1940年代的台灣人和日本人的關係，但我想指出「人」的概念和「如何為人」的想法，當時可能非常不穩定與模糊。而那種不穩定與模糊的自我意識，可能在戰後繼續伴隨著人們。
台灣的戰爭責任
在研究與藝術表現當中探討與表現曖昧與複雜是可貴的，但在教育場域中需要清晰的基礎去認識與思辨。中華民國有一部固有彊域與實際控制範圍並不相符的憲法，在從中華民國逐漸轉變成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過程中，高等教育或者華語教育之於全球各地的華人，先是一種「已發展狀態對未發展或發展受阻的狀態提供援助」，而後變成一種「吸引消費者選擇台灣產品的市場思維」。台灣對於在印尼、馬來西亞、越南、緬甸等地的華語族群（並不一定是中華民國的「國語」）普遍認識不深（台灣本島對於離島也認識不深）。所以在課程中以《由島至島》當中的訪談素材作為教學內容時，如何提供學生認識與思考的框架十分重要，給予人道主義精神現實感。從這部影片當中延伸思考自身與華人離散族群的關係也很重要。
這些說著「華語」（可能是閩南語、北京話或者各地方言）、祖先是移民的「華人」，跟今日我們用國籍劃分的身分很不同。族裔身分與族裔政治在二戰後脫離殖民、以馬來族／馬來文化為主體建國的馬來西亞是一個熟悉的生存狀態，但在台灣可能很難感受那種「華人」是少數的情境。
我的西歐白人學生普遍對於殖民主義與殖民地有種「被教導過」的罪惡感。我不具備相關專業，猜測可能這種罪惡感對年輕心靈來說是種他們的道德情感不夠成熟去處理所造成的困擾，很容易導向否認與漠然。我只是幻想如果真的要談台灣的戰爭責任，對象又是中學生，我覺得應該以此為鑑，避免那種空洞的同理與膚淺的反思。
在我成長過程中那種經由學校與社會教育而來的「大中華主義」或者中華民族主義、中國民族主義思想，我在離開台灣到印度與英國生活的許多年中，曾經批判性地思考它們。聲援與相互扶持（solidarity）不必然一定是基於相同的血緣，也可以是基於相同的信念，而這個信念基於個人自由意志的選擇。特別是相同的血緣、或者會說相同的語言，經常反而成為剝削或者迫害得以成立的基礎關係，例如片中提到的台籍以及會說閩南／福建話的日軍，用親切的語言誘使躲避逃命的人們現身，即便明知現身的下一步便是被虐殺。
根據台灣戰俘營紀念協會已出版的研究，台籍日軍在本島也參與了關押與虐待戰俘的行為。台灣人的經驗可以與歐戰時在歐洲複雜的語系、戰爭機器與離散社群，以及戰後對於人為何參與極權主義國家機器迫害的哲學討論對照。
台灣觀眾該如何理解《由島至島》？
我並不是偏好嬉皮、反政府、愛與和平的類型，在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之間，我認為經營邊界很重要。我跟很多人一樣，是用家族先人的方式去連結我自己與戰爭，想了解我的家人在幼小或者和我類似的年紀時，經歷了什麼樣的國家、社會與經濟情況，這是我對那段歷史抱持興趣的方式。看到這些影片中的人們在面對訪問者冷不防提出的材料與發問，我經常對那些或者尷尬、哀傷、微慍或者逃避的表情感到同情。事實上我並不清楚拍攝者訪問的時候，受訪者是否已經提前得知訪綱，我也更想知道那些協助訪問的子女與翻譯有什麼感受與思考。
或許是影片將焦點放在「揭露」與「不該遺忘」，我覺得在一些細節上，影片略過了提供理解證言至關重要的線索。比方說否認南京大屠殺發生的楊先生，為什麼會對日語女聲訪談員說那樣的話，如果不是導演解釋我們都想像不到，那是他特別安排一個日軍後代的年輕日本學生用日語去訪問原本不願意受訪的老先生，而老先生其實想藉此告訴年輕人不要因此自責。
5個小時長的影片分成上下集，跟上集相較，下集的內容結構顯得更加開放，我在觀看時偶然出現的質疑與不耐更加明顯。我安慰自己這或許是一部作者電影，導演是馬來西亞移居台灣的華人，所以他要面向的世界觀更廣，對話論述的知識論背景超出我能理解的經驗。但我是反對超越背景與情境去探討人的行為並作評價判斷的。我在影片當中看到的也不是人性的複雜和脆弱，反而正好相反。作為一個身分主要為漢人的台灣觀眾，我感覺我像是被刻意放在一個模糊邊界的「華族」分類中，被引領去認同或者牽連那些或許和我分享了些許類似文化背景的族群，反映了影像敘事者內在的不安，雖然我不清楚那種不安從何而來。這是我第一次看導演廖克發的作品，片中收錄導演一邊拍攝一邊提問的問題本身、敘事線架構出一個長對幼敘說的旁白和影片下集推進的敘事方法，導演也在訪談中表示這是一種他想像將來對兒子解釋的設定。
道德曖昧／道德矛盾是指個體或群體在面對某一行為、情境或抉擇時，對其道德意涵產生互相衝突或難以歸類的判斷與情感反應。這種狀態常見於價值觀複雜、倫理原則相牴觸，或文化背景差異明顯的情境中。而面對道德曖昧的方式，也像面對被殖民或者被壓迫後自我厭惡的方式一樣多元，形式亦可超乎想像。文學家陳千武在他的幻想小說《獵女犯》中讓年輕的台籍日本志願軍和慰安婦相遇，這些幻想背後想要美化的是哪一些心態呢？許多參加國民黨軍隊的年輕人在民國39年也參與了韓戰與緬甸遠征隊，被關押在戰俘營或者困在法屬越南，一江山戰役協會出版了這些後來變老的老兵口述史，讓我們看到那些開放式結尾的與創傷共存。
台灣近年來陸續探討身世，從二二八事件轉型正義到原住民權利與土地正義，當下中台之間的戰爭張力緊繃。在這些張力與對過往歷史的公開與再現中，台灣的國民教育與公民對國家的想像有關，固然我已經離開教綱很遠了。我想起參觀首爾慰安婦紀念館時一個安置在既有建築外的展廳，是一個比原初設計成立的時間更晚的展覽，主題是韓國軍隊在東南亞參與戰爭時於當地強暴與凌虐婦女受害者的證言。慰安婦紀念館裡頭本就有包括台灣的慰安婦訪問影像錄影，與這個展廳裡的受害者肖像和翻譯過的證詞並置時，讓我感覺到震撼，從而從更大的尺度與多重的身分去思考暴力與控制，還有記得的意義。相對於出現在街頭的慰安婦少女銅像，這間小小的展廳，也呈現出另一重意義。
這樣一部影片的結尾恐怕很困難，導演用一個看似最沒有爭議性的諷刺（人口販運與軍事物資供應鏈的檔案紀錄對照恐龍展覽）作為隱喻，我卻為在訪問中看起來很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的台博館古生物組工作人員抱屈，他們就像個道具被陳列在這部與他們的訪問主旨不符的影片中。或許我觀看整部片的心情一直都很複雜，我不認為殖民、侵略與戰爭應該存有詩意。
《由島至島》是這些經歷戰爭的年輕人的生命經驗，可能也是這部影片的製作過程與製作班底的身體經驗。這是一個以「非出生在台灣的方式」成為中華民國國民的影像藝術工作者所介入與創作的台灣歷史作品。向工作的團隊與台灣政府的經費支持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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