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在印度擔任華語老師的時候，每學期的第一堂課都需要說明華語歷史背景和使用人群間的關聯。在備課的過程中，我必須選擇要採取什麼樣的說法，才能對自己身為「印度學生的啟蒙老師」和「台灣教育中心的職工」這兩個角色負責。我想，每個駐外的華語老師或多或少都經歷過這個自我反思與建構論述的過程，同時這個論述也在對應教學受眾既有的「Chinese」印象。大中華民族思想常將文化、語言與血緣連結混為一談。為了避免在無意識之處被中共宣傳收編，我在教學論述中經常明示暗示邊界，指出社會群體中的多元與複雜認同是正常現象。
印象很深刻的一個例子是：我在為IIT Madras籌辦農曆新年活動的時候，安排了放天燈的活動。事前我們跟學校商討的重心，是如何避免天燈在森林校園造成意外火災。學校安排了當地新聞媒體採訪，在問到天燈的由來時，我解釋了平溪放天燈的文化觀光地景、放天燈活動本身傳遞的平安訊息與祈願意義。但採訪的記者認為我提供的內容不足，自行增加了「孔明燈」的典故。報導文中的China和Chinese讓我豎起神經。
祖先與國族：認同與歸屬的不同維度
前段時間我在網路上找到了區桂芝老師接受央視訪談的內容，裡面將賴總統發表談話時談到「中國已是台灣反滲透法所定義的境外敵對勢力」之詞，表示為賴總統使她無法面對中國的家人和祖先。區老師個人的言論和想法是她個人的自由抒發，但這段話語的呈現和由中國官媒播出的事實，使得這段訪談不僅僅是一個台灣高中老師的心聲，而具有某種號召和樣板的政治意涵。配合掃墓祭祖的4月，這讓我想到國籍、祖先跟安全問題要如何排列先後順序，以及人們對於祖先與血緣親屬的感情，需要什麼樣的出口與療癒寬慰。
現代社會中，「祖先」與「國族」這兩個概念經常交錯使用，但實際上，它們具有截然不同的內涵。「祖先」是透過血緣、家族和文化傳承所建立的連結，這種認同通常與個體的家庭史、文化習俗、宗教信仰和口傳記憶密切相關。祖先認同強調的是生命的延續性與情感上的歸屬感，具有私密且親近的性質。例如我們在節日祭祀祖先，表達感恩、緬懷與敬意，這是源自於對自己來源與存在的感性理解。同樣的，另一些人對於自己的來源與存在，認為是來自（非人的）神的創造。這些人認為拜祖先並不是極端重要的儀式，祭祀已逝的親人和拿香供牌位，代表不同層次的信仰實踐。
此外，人口占台灣比例很少但同樣重要的原住民族，他們看待祖先的方式又跟漢人不同，並且至今仍然深受強勢文化力量的影響。這些基礎人口（不含近50年移民）所組成的，居住在台灣境內、具有台灣國籍的族群，所形成的「國族」面貌、語言和觀念雖然未知，但理論上應該不能夠用大中華主義思想來涵蓋。從事實上跟正義原則上都說不通。
女性、難民和原住民
然而，祖先認同也蘊藏著性別與殖民歷史的不公平。例如在傳統家族祭祀中，女性往往被排除在宗族祠堂之外，尤其是已婚女性，死後無法回到自己原生家族的祖先牌位，而未婚女性甚至只能在特定的「姑娘廟」中受紀念，但未婚男性卻可以留在原生家庭。此外，在殖民歷史中，被殖民政權強迫參戰或者逃亡的家人，經常無法正式加入被家族祭祀與追念的行列，反映出家族祭祀背後隱含的權力結構與排他性。
相較之下，「國族」是一種更為現代的建構，通常與政治實體、主權疆界以及集體意識型態相關。國族認同建構在共同的語言、歷史、政治制度、甚至是想像的共同體上，強調的是集體與社會性，更多涉及公共領域及政治參與。就工具性而言，國族要動員的是過去以宗族／鄉里／教區為基礎所不能完全涵括的更多人。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中提到，國族概念是現代政治社會所構築的想像共同體，並非自然形成。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亦強調，傳統與國族主義經常是經過人為加工與再創造的，並非絕對源自歷史本身。安賀梅（Sarah Ahmed）的研究則指出國家的紀念日、歷史追思儀式或公共教育中的歷史敘述，都是國族認同展現的重要場域，也是情感的文化政治互動展現。我認為還包含包括文學與梗圖，因此在台灣的例子當中，兩岸交流活動，從媽祖、「視頻」觀看訂閱到城市論壇，都可以視為是這些場域的其中面向。
小心符號動員
這兩個概念之間的差異，尤其在現代國族主義與全球化交錯的語境中明顯可見。有時國家會藉由動員祖先的符號來鞏固國族認同，卻未必真實反映個人對祖先情感上的認同與歸屬。因此，將祖先與國族概念區分清楚，能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理解現代人複雜而多元的身份認同。
此外，這些中國與台灣為敵與否的論述，忽略了民族內部文化和認同的多樣性。比方說，中國內部的藏人和維吾爾人怎麼想呢？台灣的原住民怎麼想呢？例如，大中華民族主義除了經常無視少數民族的自我認同與文化獨特性，傾向將其同化至一個單一且想像的統一民族當中，它本身的「神話性」有不同世代研究者如王明珂、蕭阿勤、蘇維新、陳怡潔等深入探討，包括戰後國民政府遷台在台灣實施的「中華文化復興」，陪伴至少兩代人度過重要的社會化時期。這種盲點不僅可能導致族群間的衝突與不滿，加深身份認同上的混淆，也更能警示需要空間來尊重個體多元且豐富的自我理解，莫因戰爭氣氛升溫而提前做出放棄自我與表述的選擇，將衝突看成零與一的簡單認知。
我自己還在反思和理解的路上，如同上一篇關於邊界清晰與國家現身的文章，此文僅僅將這段時間以來一點思考寫成短札分享。除了漢人，期待聽到更多聲音以不同類別的族群身分現身表達對於自我、土地與國家的心聲。如何在國族動員與祖先認同之間保持敏感而警覺的距離，或許是我們共同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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