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時，我和朋友們一起做過一項「台灣民眾對外籍配偶態度」和「外籍配偶適應」的團體研究報告。近日，一位散播武統言論的中國籍台灣配偶、也是台灣年輕人的母親被遣返，這則新聞引起我的注意和疑惑。
從報導中得知，她是在抖音上經營一個海外華人在台灣的頻道「亞亞在台灣」，其中提到中國遲早會用武力統一台灣。我首先疑惑的是：除非她的影片都是在表演、除非她本人並不相信武力犯台會發生，否則她為何不會害怕這個「武力統一台灣」的行為會傷害她的孩子、先生和其他台灣親友？其次，她身為台灣人配偶與母親，使她獲得居留在台灣的權利，但要不要選擇成為台灣公民（從而必須放棄中國國籍），是她個人的自由選擇。聽說她在台灣待了10年，目前還沒有申請入台灣籍，繼續保留中國的國籍和戶口。因此若衝突發生，她可能還可以用自己的國籍身分保護她的家人親友？
當個體信念與國家立場衝突，民主制度能否解決？
我在法文課的一位同學，是來自中國的女性。她和前往中國工作的台灣男性戀愛結婚，願意隨他搬遷到台灣生活。據說他們最嚮往的是移居北海道，更加親近自然。我當時因為研究需要，要採購一批簡體字書籍，她用她的手機號碼與人際網絡協助我訂購，並將書籍寄到台北。我還記得我們約在景美取書時，她熱心地將沉重的書提過來。在熱情的背後，我似乎能看到一點點夾在她的故鄉和台灣生活之間的焦慮，那是曾經生活在英國的我也有過的類似情緒，屬於離鄉背井移民的微小焦慮。移民身分的曖昧性，在我的西藏難民書籍《桑和朵瑪：西藏離散社群的流動與社會韌性》中已經提及，這種曖昧性給予移民韌性去面對衝突和不確定，但也讓他們成為忠誠受到質疑的社會成員。
「亞亞在台灣」抖音影片對台灣社會造成的危害，可能是在中國與台灣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下，讓中國的抖音觀眾認為自己所想的統一就算不是對方完全順從、也應該是所向披靡；而在台灣這邊，則讓民眾對於像亞亞一樣未歸化且誠心支持「中國祖國」的國際婚姻伴侶，投以不信任的態度。這兩者對台灣社會來說都是一種傷害。前者是一種對極權暴力的默許，後者是內部族群的撕裂。她的家人，特別是她的子女，為了這些影片創作，可能也承受了相當大的壓力。
我看待這個問題的方式，並不是中國官媒所主導的言論自由，而是如何處理個體與社會、國家之間的信念、行動衝突，而民主制度是否能夠解決這種衝突？如果不能解決這種衝突，那麼公民與國家的關係可能成為意識型態的遊戲。
生活在台灣的自由，是能夠有批評政府施政的自由。因為這種批評所展現的公民不服從力量，被相信是找到制度縫隙、提升整體幸福品質的關鍵。官僚體系沒有監督，不太可能自己改善，法律和規則應當不斷應付時刻在改變的社會、文化、國際情勢。
綜觀促統、親中、反共、反戰等風風雨雨，我覺得有意思的是，不知道台灣法律對於公開散布有害台灣社會的言論，有什麼樣的懲罰？從利用政治人物身分自稱「中國台北」，到支持中國以武力控制台灣，有哪些法律可以不分對方是出生就具有公民身分、或是移入後取得居留及公民身分，都受到平等的約束？
台灣不是一本護照，而是需被共同守護的家園
我並不支持在中國與台灣對峙氣氛緊張的時刻，將中國籍配偶的歸化年限縮短。就像很多我臉書上的朋友，我也認為將全部中國籍配偶妖魔化、將反共無限上綱，是在走一條非常荒謬的民主回頭路。但我認為，在中國籍人士來台時，確實有很多信任問題需要解決，因為中國並不是和台灣一樣自由的國家，那是一個權力極大並且會控制人民的政府。
支持台灣與中國關係保持現狀，其實就是各自論述。但長久以來台灣在國際的空間已經被壓迫、被取消，覺得還存在自行論述的空間，或許只是因為完全不將地緣政治與國際關係納入考慮，或者早已決定自己將順服於壓迫自身的霸權。
居留與歸化的現行法律規定包括無犯罪紀錄。因此非法打工被列入黑名單、成為國際刑警組織追捕的逃犯，自然不能獲得長期居留資格。在這些類似案件上需要探討的，應該是台北市與台灣移民署的資料庫為何沒有互通？確認國際警察組織和台灣政府的同步情況，以避免背景有問題的移民進入台灣。另一層類比則是目前被強迫滯留在中國的台灣籍公民和台灣人的中國配偶，他們當中一些人甚至毫無音訊，凸顯了中國和台灣兩方在人身安全與言論自由上巨大的差距。
中籍配偶的言論在既有法規上造成新的張力，她也在台灣依法維權，在民間組織和民意代表的協助下進行抗議活動。現時她已出境，但她的家人和其他的中籍配偶依然會帶著對於這個事件的記憶生活，甚至處理創傷。台灣政府、社會與民代的處理方式也會樹立新的情資，影響其他國家判斷台灣在中台衝突下的立場。這個事件不會到此結束，清晰的論述和對家庭分別提供支持系統，有助於釐清與撫慰創傷。
台灣政府清楚解決這件事情，也有助於保護那些不從事政治論述、或至少不以政治論述為謀生之道的中國籍配偶和他們的家人。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須在公開談話中，把共同生活的原則講清楚。輿論與參與大眾文化的說法是最輕快的方式，提升到最高層次，也就是回到憲法去思考和解釋。雖然讓人比較心酸的是現在台灣憲法法庭遇到一些嚴重的問題，讓人無法不懷疑去年底以來這些混亂的政治趨勢，可能是一齣策劃好的攻擊劇本，而台灣的一些合法政黨在其中是否同意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甚至正式的聯絡人。
國家必須保護人民的安全、守護社會共享的價值。這不是某個政黨有某種意識型態執行完全控制的假設（如果是這樣就不可能發生各種國會亂象了），國家不是為了讓一小群人統治所有人而存在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是一群同質同類的人群要成立屬於自己的團體，而現在已經是後後後現代了。面對未來總是讓人有些迷茫，但各種團體正在形成自己的規則，包括重新擁抱極右翼種族主義。只是，這是台灣的選擇嗎？另外一個可能的盲點，是在兩種政治制度之間擺盪與反思經驗，可能忘記還有第三條路，或許選擇改變制度。
在居留與遣返之間有一條清楚的界線，那麼契約論的內容需要包含國族主義精神，自然也顯露了無可被否定的國家面貌。那些徘徊在兩種可能相互衝突的身分，或者多本護照中的第三文化孩子，和徘徊在居留和入籍之間，用身分管理風險的脆弱家長，比起其他生活中從不會因為身分遭受挑戰與汙名歧視的人們，更需要被看見、被引導。
台灣不僅是一本方便的護照。在其他國家不承認我們的情況下，對台灣的認同是守護國家的基礎。比起處罰造成傷害的人，更重要的是保護認同台灣的人們。這些人當中有極大的異質性，需要理解與掌握才不至於漏接。希望我們時時想起那些滯留他方、至今無法平安歸來的台灣人，以及認同台灣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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