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郭岱君為政大新聞系畢業，美國俄勒岡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職新聞局、總統府新聞秘書、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專長為政治經濟發展、近代中國歷史檔案。本文整理自2026年2月4日於天下雜誌舉辦的內部演講。）
台灣曾經有一個經濟上的大轉型。很多人都以為台灣生來就是市場經濟，其實不是。1930年抗戰之前，全球最流行的就是國家主義，由政府控制經濟資源，也就是計劃經濟，甚至更嚴格的管制經濟。中國國民黨當時也是如此。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的這段話「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清楚的就是不要實行私人企業。
但是國民黨1949年遷到台灣來，開始有了轉變。為什麼？主要就是因為在中國大陸的失敗。倘若沒有這場失敗，也許蔣介石等人還不會真正想到改革。
台灣甲午戰爭之後割給日本，殖民時代的經濟完全是因應母國需要，種蔗糖、鳳梨，稻米。蔣介石任命的第一任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後來惹出228事件，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他奉行管制經濟，認為商人就是貪，只有政府掌握所有資源才能公平，所以對台灣經濟的掌控非常嚴格。嚴格到什麼程度呢？1945年到1949年，台灣所有的企業，76.3%都是政府控制的。正因為陳儀的嚴格管制，才會使販賣私菸成為導火線，再加上長期管制下累積的不滿，於是爆發228事件。
1949年底，國民政府遷到台灣來。當時百廢待興，通貨膨脹、生產停滯、物資缺陷、沒有外匯。1950年，轉變終於開始了。
經濟大轉變的4個要角
這個轉變裡，有幾個重要主角。第一個當然是蔣介石，他在日記裡長篇累牘反省，為何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執政30年，他自己的家鄉奉化仍然跟30年前一樣窮？他希望能有一塊乾淨的地方，讓他重起爐灶，好好去實踐民生主義。
第二個是當時的台灣省主席陳誠。歷史上對陳誠的印象一般是呆板嚴肅的軍人，不近人情，尤其在東北問題上做出錯誤決斷，但我做研究時卻發現，他其實很願意接受新觀念。他在台灣好幾個重要的決策關頭做對了選擇，也重用了嚴家淦、李國鼎、尹仲容等人，是後來台灣經濟最重要的人物。
第三人是嚴家淦。他當時是經濟部長、財政部長，長於政治溝通，有手腕而不得罪人。最後一個就是尹仲容。他可說是台灣經濟轉變中一個能提出前瞻布局的人，擁有公營和民營企業經營管理、國際貿易的經驗，也是我們今天要講的轉變中的重要人物。
經濟轉型初登場：台灣的紡織業怎麼來的？
國民政府到台灣來，最早成立的是「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管理全台灣的企業，主任委員是陳誠。陳誠不懂經濟，因此真正的工作都交給副主任委員尹仲容。
尹仲容在一片亂麻之中，找出幾個策略。首先是整頓公營事業，再來就是發展策略產業，也就是找出適合政府扶植的特定產業。他決定的第一個是電力，這毫無疑問，所有工業農業都需要電；第二個是肥料，因為要恢復農業，這也都可以理解。但第三個他選的卻是紡織業。台灣明明不產棉花，本身也沒有紡織工業或市場，為什麼要扶植紡織業呢？因此大家都反對。
但尹仲容卻非常堅持。他的理由是：抗戰時，江南的紡織業都隨政府遷到重慶、昆明，他當初對這些紡織廠做過詳細的紀錄。當年的紡織廠老闆都來了台灣，基隆港有很多貨櫃，裡面的紡織機還沒有打開。他計劃使用「代紡代織」的方式，先利用美援買進棉紗，由中央信託局（CTC）與本地紡織廠商簽約，織成棉布，再由政府支持的農業與工商團體負責銷售。同時還對日本的棉紗進口提高關稅，以保護本國的產業。
由政府提供原料、協助銷售、還有稅務保護，民間只要負責生產，這麼好康的事情，誰不做呢？所以台灣紡織業蓬勃發展。但出乎意料的是，1953年1月他突然毫無預警表示，將即日恢復日本棉紗進口原本的低關稅。當時社會一片譁然，但他卻明白地說，國家對產業的保護必須有所限制，不能培養出一個「溫室產業」，你要是競爭不了，就自己淘汰。當時確實有一半的紡織業因此倒閉，但其他的留了下來，持續成長。台灣紡織業直到80、90年代，都還是台灣工業重要的力量。
進口替代讓台灣工業初具規模
尹仲容這樣的作法，其實是典型的計劃經濟。但1952年，發生了另一件帶來改變的事。經濟學家蔣碩傑由國外休假回台，來見尹仲容。據說兩人相談非常不歡，談完離開的時候，尹仲容甚至坐在椅子上，都沒有站起來送客！蔣碩傑抱怨，尹仲容跟其他國民黨官員一樣，都是計劃經濟的腦袋。
然而他送了尹仲容一本書，是英國經濟學家James Meads寫的《計劃與價格機制》（Planning and Price Mechanism）。尹仲容收到書後，當天晚上就看完了。他開始明白，經濟最重要的就是市場機制。自己在屋子裡想要做什麼是沒有用的，要看市場的反應與價格變化，才知道什麼是大家最需要的。於是，尹仲容開始轉而要求政府放鬆管制，發展民營企業、推動外匯貿易，只是當時無人聽懂。
1953年，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告一個段落，尹仲容做了新的工業委員會的召集人，開始大力推動進口替代的初級工業。由於當時的台灣幾乎什麼工業都沒有，所以他決定，一些基礎的水泥、玻璃、縫衣機、肥皂，全都由台灣自己來做，不向外國進口，以節省外匯。方法還是一樣，由政府提供資金、協助技術，還負責銷售，很多有眼光的人因此發家起業。
不過，這件事做起來仍不是那麼簡單。舉個例子，台灣當時想要發展塑膠，有了美援，要在民間找可以承接的工廠。可是台灣哪裡有化工廠呢？想來想去，想到了造紙的永豐餘，於是找來了何傳老先生，送他去日本觀摩。然而看了半天，造紙和做塑膠實在差太多了，何傳最終拒絕，不敢接手。
怎麼辦？難道要把錢退給美國嗎？那時也沒有什麼隱私權的概念，大家就拿來台灣銀行的存戶帳簿，找台灣還有什麼有錢人，於是找到了王永慶兄弟。當時工業委員會的化工組組長是嚴演存，陪著王永慶去跟尹仲容談，最終拍板定案。然而根據嚴演存的回憶錄，他帶著王永慶走出尹仲容辦公室，王永慶居然問他：「你們剛才一直說那個plastic，到底是什麼啊？」連自己未來要做的是什麼都不清楚也敢接手，這證明王永慶真的膽子很大。但是因為這樣，有了化工組的幫忙建構，才有了後來的台塑。
第一次財經大辯論：可以用國營事業股票跟地主換地嗎？
當時來台灣的許多官員，都在反省國民政府是怎麼在中國大陸失敗的。特別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因為國民黨在中國大陸最後那段時間，物價每天十倍百倍的飛漲，最後是金融崩潰，導致狀況一發不可收拾。也就是在大家的各自檢討中，爆發了第一次的財經大辯論。
辯論中主要有三種聲音。第一種認為現在來到台灣，根基不穩，只有計劃經濟才能確保穩定；第二種認為計劃經濟在中國幾十年，已經證明失敗，現在應該要改為開放自由；第三種聲音則是尹仲容等人提出的，認為國家必須朝自由經濟走，但政府現在還不能完全放手，應該由國家領導，慢慢促進市場經濟發展，引導市場經濟走向正軌。
這過程中，國營事業的既得利益者、政治上的保守派、三民主義派，反對聲音鋪天蓋地而來。而1953年又發生了一件事情，讓辯論火上加油。那就是政府的土地改革。
國民政府來到台灣，立刻就開始土地改革。第一個階段是三七五減租，佃農租賃的利息不能超過37.5%，這個簡單，只要用行政命令嚴格執行就好。第二階段公地放領，這也簡單，當時政府手上有很多從日本殖民時期接收來的土地，可以全都拿出來分給農民。第三階段是耕者有其田，希望每個農民都有田地。但到了1953年，土地分完了，政府也沒錢，於是進入僵局。土地改革到底還要不要做下去呢？
蔣經國主張暫緩，但嚴家淦、尹仲容等人主張繼續。若要繼續，得先有錢。當時想出的方法就是：把公營企業的股票拿出來，去跟地主換地。若還不夠，則發行土地債券。當時許多大地主不能接受自己的土地就換了幾張紙，但也有些大地主從此獲得大量資產而富起來。
然而，這件事情也捲入了財經大辯論。「我們不是要節制私人資本嗎？把公營企業的股票拿給私人地主換地，豈不是讓私人也能來干涉公營企業的經營？」最大的反對者，就是來自國民黨內部。尹仲容、嚴家淦等人為了推行政策，不得不各地跑去演講，甚至聲淚俱下。花了很多力氣才終於順利推動，這一次的大辯論也來到尾聲。
從「管制私人企業」到「鼓勵私人企業」
在這一連串過程中，蔣介石也開始鬆動了。後來曾任經濟部政務次長的王昭明回憶，有天主管把他們幾個年輕人找去，給了一個任務：「國家過往奉行的都是孫總理的『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但這和政府現在做的已經有衝突了，你們想想可以怎麼解決？」
王昭明他們想了半天，最後想出一個解釋：所謂的「節制私人資本」，不是限制，而是「管理、調節」。眾人將這說法寫成小條子謄上去交給總統，也不知道會不會被採納，只能每天等著總統的公開發言。等了好幾個月，終於聽到蔣介石在對外談話時，用了他們的這個說法。幾個人因此高興得不得了。
1954年，陳誠在國民黨第7屆三中全會的施政報告中，宣布「凡是可以讓人民經營的事業，應該儘量開放民營」。這一年政策開始大轉變，由政府嚴格管制變為放鬆。公營企業不但要進一步民營化，而且要和民營企業競爭；而政府有責任促進經濟發展，包括立法保護私有財產。這一點非常重要，只有保護私有財產，私有企業才有意義。
這一年，尹仲容出任經濟部長，結合美援會（資源）、工業委員會（設計）、中央信託局（融資）、經濟部（執行）的功能，積極推動工業建設，但也因此得罪許多既得利益者，被人控訴官商勾結。即使地檢署查無不法，他還是因為打官司，辭掉了所有職務。國營事業派也因此趁虛而入，民營事業的發展一度停頓下來。
第二次財經大辯論：改革匯率開始外貿
時間來到1957年。台灣原本的基礎工業，絲襪、肥皂、縫衣機，在尹仲容最早的進口替代方案下做得相當好。可是台灣畢竟很小，一個家能用幾台縫衣機？一個人能洗幾塊肥皂？市場很快就飽和。市場飽和就產能過剩，產能過剩又沒地方賣，於是貿易開始出現赤字，失業、裁員也增加。產業過度依賴政府和美援，自己無法生存。
另外就是當時有所謂「複式匯率」，新台幣兌美元的數字，有9種甚至11種之多。這原本是政府想針對不同產業給出不同價碼，比如醫療用品進口是救人的，匯率就好一點，絲襪口紅是奢侈品，匯率就高。結果反而造成外匯很難做，因為根本沒有一個基準可以計算。管制中貪腐的問題也相當嚴重。於是，又到了必須轉變的時刻。第二次的財經大辯論接續登場。
這次辯論也和美援有關。美國戰後給30幾個國家提供援助，現在要逐步縮減。這時有一派人認為，既然第一階段的進口替代已經飽和，現在可以來做產業升級，從絲襪肥皂進展到化工、小型機器。但尹仲容代表的另一派卻認為，即使做第二階段的進口替代，未來市場還是一下就飽和了，又會面臨今天的困境。只有打開外貿，改為出口，才能最終解決問題。
尹仲容這時重新復職，擔任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的秘書長，開始在報上寫社論，歡迎大家提供意見。當時保守派的代表如財政部長徐柏園等人，年紀比較大，曾經親眼看過中國大陸的經濟崩潰，因此現在極力主張穩健。徐柏園就擔心台灣的農業無法在市場競爭，更沒有專長外貿的人才，過早開放台灣市場，會把台灣置於危險之中。
但尹仲容認為，台灣市場狹小，又缺乏資源，第二階段進口替代不是辦法，唯有出口才能解決。但出口最大的問題就是匯率。台幣如果在市場上不能流通，出口根本沒有辦法做，於是又開始討論外匯改革。最後政府成立了一個外匯貿易小組，吵了許久，終於在嚴家淦的居中斡旋下，決定依照尹仲容的做法來執行。徐柏園當場辭職。但依據紀錄，他回到財政部後卻告訴同仁：「雖然我已經辭任，我們財政部也不贊成外匯貿易改革，但是既然政府已經決定了，希望各位還是要支持！」
就這樣，外匯貿易改革終於開始。這是中華民國有史以來最大的外匯貿易改革。首先，複式匯率改為二元匯率──這是因為還有一個匯率要當年底才到期，到期後就變為一元匯率；另一方面就是新台幣當天貶值，從對美元24.58元，當天貶為40元。這真是現在再也難以看到的大改革。水閘一打開，台灣外貿從此得以飛速發展。
美援中止前，如何說服總統削減預算？
徐柏園辭職後，嚴家淦回頭坐鎮財政部，尹仲容則繼任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他曾說，自己的目標就是最終消滅這個單位，希望未來外匯貿易可以不再有審議管制。儘管這次推動空前成功，他仍認為自己的改革不夠完全，希望未來能夠有更整合性、更全面的改變。
1958年，美國開始要縮減美援了，希望中華民國政府能趁現在盡快健全自己的經濟體制，未來美援停止後才能自立。美國當時的駐華代表叫做郝樂遜（Wesley Haraldson），和台灣關係很好，他在1959年12月提出了8點改革建議，包括削減國防預算、採用合理預算制度、稅務改革、外匯改革等等，有點像一封哀的美敦書，提醒中華民國政府趕快執行，如果台灣能改善自己的經濟結構，那麼即使美援結束，美國還是可以用其他投資等方式來提供資源。
大家知道，古今中外所有改革，就是掌權的人要放權。重點是統治者願意嗎？美國提出的這8點，經濟官員都知道該做，只有一點做不到的，就是削減國防預算。當時蔣介石為了反攻大陸，國防預算幾乎占了全年國家總預算的一半。誰敢去跟他談？
幾個官員在陳誠家裡沙盤推演了好幾次，最後在1960年元旦過後不久，去士林官邸向總統報告，決定由嚴家淦開口。
根據李國鼎記錄，那天蔣介石在院子躺椅上聽他們報告，全程都閉著眼睛。嚴家淦說完之後，好幾分鐘沒有動靜。大家在一旁乾著急。過了好久，蔣介石才帶著濃重鄉音開口：「可以嘛！」就這樣通過了。
我後來去看蔣介石日記，他那天的記載是：「辭修（陳誠）攜靜波（嚴家淦）來……尚可接受，余已同意。」他沒有寫最重要的，這群人到底怎麼說服他？絕對不能直說「你要削減國防預算」，蔣介石肯定不願意。嚴家淦出的計謀是：告訴總統「我們維持預算金額不變」。實際上這是考驗蔣介石的數學，因為民營企業一直成長、經濟一直成長，國防預算的金額維持不變，其實比例就是降低的。蔣介石到底是上當了？還是明知其意仍然同意？我們到今天都不知道真相。
總之總統同意以後，尹仲容負責寫出了一個「19點財經改革」，項目很廣，但執行不力。很多官員覺得這只是要做給老美看的，並不認真。最後，陳誠與尹仲容等人想出辦法，又訂了一個「獎勵出口條例」，把19點改革的內容藏在其中。因為說要改革聽來刺耳，但變成獎勵出口，這一籃子條例就迅速通過了。裡面包括稅務減免、私人企業租購土地、農地改為工業用地、國營事業繼續私有化等。政府的思維終於變了。不僅是鼓勵民營企業，而是有責任要讓民營企業成為整個經濟成長的引擎。
但你說，尹仲容滿意了嗎？沒有，他老兄又寫了一篇社論，〈十年來經濟發展的檢討與展望〉。說自己過去十年最大的失策，就是沒有推展一個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改革。因為經濟改革不能只改經濟跟財務，還要有政治、文化，包括思維等方方面面，經濟改革才能夠真正的從骨子裡成功。
台灣能做到舉世僅有的轉型，是他們的努力促成
1965年，台灣根據國際的經濟標準，已經轉型成功。但尹仲容沒有看到這一天。1961年1月，他突然高燒，等不及醫生來到就過世了。後來才明白那是猛爆性肝炎。王昭明回憶，尹仲容葬在陽明山，大家去送葬後，只有陳誠在散場後依然不走，望著天感嘆：「我就怕把他累死。結果，我還是把他累死！」
簡單的說，台灣之所以能夠成功在短短10年內從計劃經濟成功轉為市場經濟，成為全世界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做到的罕見案例，有幾個原因。首先就是領導者要支持，蔣介石對經濟並未干涉，而是把發展權全盤交給陳誠。而陳誠雖不懂經濟，但用對了人，在最後關頭做了正確的決定。當時國民政府的官員有很強的雪恥心態，想在中國大陸失敗後，在台灣重新站起來，也敢大膽的用新思維去解決問題。兩次的經濟大辯論，對於舉國朝野的共識很有幫助。美援在其中當然扮演重要角色，而另一個重要的就是尹仲容──上面所有條件，其他國家都可以複製，只有尹仲容這個人，是沒辦法複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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