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是個合適的觀察尺度。
以10年為尺度，重新回顧那場捲動我們這個世代的「太陽花」，對照10年後的現在，政治與社會環境的變遷、參與者各自的生命經歷，回望10年間的滴滴點點，在這一刻，筆者有些思索想再與各位讀者朋友分享。
這10年來，每逢3月18日，都會有許多相關的文章，回顧探討運動的過程、重新檢視自身在運動過程中與之後的行為與思考，當然也有人際關係的持續修補與變化、等待應有的公開道歉與反省，以及推動許多尚未達陣的政治改革目標。9年前，筆者便曾寫下〈耕耘的人太少，收割的人太多──太陽花週年總檢討〉3篇系列文章，分享自己在運動後1年內的種種思索與觀察，如今來到10週年再看，對於當初指出的問題依然未見改善（甚至加劇、惡化），不免傷感。
筆者無意在此再花時間去叨絮運動中的細節，僅以自己「運動參與者／ 政治工作者」的視角，與大家分享一些想法。
收割運動能量者，辜負了所有對「太陽花」的期待
猶記得2014年4月10日那晚，我們看著精疲力竭的戰友們陸續走出立法院議場，一起高喊「出關播種，轉守為攻」。當時滿腔熱血的我們這些「議場外」，很快便發起了「青年佔領政治」的行動，訴求全面參選翻轉基層政治、從根推動憲法改革。但承載了運動能量與光環的「偶像們」，卻在那年出現「去政治」的表現，甚至也不再與社會、群眾談論出關後如何「播種」？要怎麼「攻」？
在直接能產生改變的2014年九合一選舉中，「偶像們」並沒有把握能量翻轉的機會。所謂「進步的政治競爭力量」迅速流失，選擇在群眾熱血沸騰的時刻去擁抱粉絲，卻把佔領期間的戰友一一拋下。回顧當時退場後的種種行動，「偶像們」明顯都呈現畏苦怕難的狀態，遇到爭議都用偶像光環去迴避，沒有實質進入地方政治的「磨練」，使得一連串不成熟的政治判斷耗盡了可創造改變的政治動能。
直到接近2014年的投票日，倉促的喊出「翻轉選舉」，才發現沒有太多人「撩落去」參與基層的九合一選戰，於是熱血返鄉準備投票的青年，找不到多少能寄託改變的選項。地方選舉對我國政治結構來說，相當於「春訓」、「小聯盟」，是磨練政治能力的重要場域，跳過小聯盟直接上去打大聯盟（國會），當年筆者便已指出弊病所在，如今再用事後眼光來看，依然無盡感慨。
在地方政治的運作實務面中，協商、談判與合作都是常態，而未經地方政治歷練的弊害之一，就是因為缺乏「協調能力」而只能停留在空想政治的層次；沒有在基層扎根、耕耘，只把群眾當作「取之不竭、揮之即來」的籌碼，更讓社會看見「偶像們」對基層選舉的輕視、忽略「選舉是一項專業」的事實。最終，當初所有「改變台灣政治生態的雄心壯志」全都被偶像光環給邊緣化了。
更讓社會動搖支持信心的，是2014年九合一選戰之後，那些原本閃避政治的偶像們紛紛在政治場域中活躍起來，組政團、成立政黨，積極地推出候選人，甚至分成了好幾個不同市場的「偶像天團」，過分投機的態度，讓部分太陽花戰友、部分原本支持改革力量的中間選民開始支持不下去。公民社會盼望能有「解決問題的人」，卻只得到了「明星」。筆者當年對此一狀態也曾感嘆寫下，「要來搞政治的，沒有搞清楚政治」。
「第三勢力」的大進與大退
筆者曾經在「第三勢力」努力了十餘年，早在佔領國會運動退場後，見到開始出現響應「發展第三勢力」的聲音，便提出我們必須回答「台灣為什麼需要第三勢力」這個問題。在力所能及的範圍，筆者曾全力以赴，對於回答自己提出的問題可說問心無愧；然而，我們這個世代共同回應的表現，顯然沒有給出「夠好的答案」。
錯過2014年底九合一大選的積極參與機會，突顯了太陽花運動發展上的致命傷──「太慢轉換到政治力」；加上未經地方選舉的洗禮，以至於太陽花後出現的政黨與政治團體，都迷失在「追求民氣可用的票數」，使自身只能存在於民氣可用的社會風氣中，結果便是難以取得政治上實質的進展。
此時再回頭看2015年前後，標榜自身為「第三勢力」的新政黨在彼時如雨後春筍，但如今安在？數年後，一個接一個淪為泡沫，甚至分崩離析、離當初堅信的價值越來越遠；而所有剝離的政治能量，最終被柯文哲與黃國昌二人盡數收割，缺乏明確政治路線與價值的「柯氏台灣民眾黨」襲奪了這個世代對第三勢力的詮釋權，甚至竄升為國內第三大黨。
10年間，社會對第三勢力、進步價值的期待，經歷了大起大落，走過百花齊放的光景，如今扭曲到讓人不勝唏噓。如果說失敗與挫折的經驗可以有什麼啟發，筆者只想提醒後繼的新世代，在倡議台灣要有更好的政治選擇前，必須先想好，該如何回答「台灣為什麼需要第三勢力」這個問題。
好了傷口就忘了痛，於是「中國威脅」得以再起
對佔領國會運動來說，最殘酷的事實，莫過在太陽花10週年的這時，韓國瑜當上了立法院長。這場反抗中國經濟併吞的運動，攻佔了國家最高民意殿堂立法院，沒想到10年後，卻是由外媒認證的「親中代表人物」擔任龍頭。
不容否認的是，太陽花學運展現了台灣近20年最強的一股力量，這股力量是奠基在許多蓄勁的醞釀期（野草莓、洪仲丘案）之上，經過一場又一場的戰役演練（反媒體壟斷、廢核、拆政府等，族繁不及備載），隨著張慶忠用30秒黑箱偷渡服貿協議過關，開啟了全面對於「台灣－中國」關係的各種檢討與批判。而當時支撐起龐大太陽花運動的，並不是單單來自台灣人對「30秒黑箱」的憤怒與反感，背後更強而有力的動能，是來自整個社會複合式的集體憤怒，張慶忠不過是觸發燎原之火的一枚火星。
然而，充滿歷史諷刺的是，彷彿「好了傷口忘了痛」，2024年大選的主要議題之一，居然還是捲土重來的「服貿協議」；更不可思議的是，倡議者居然就是當初收割了反服貿運動能量的柯文哲，而其支持者甚至莫名其妙地喊出「大不了再來一次太陽花」！
如此魔幻寫實的場景，這般錯亂的認知，其實都源自於公民社會的不成熟。在網路社群上，從2014年至今柯文哲一波波的「粉轉黑」，乃至於一篇篇直指黃國昌的人設大崩壞與本性顯現，都是認知與覺醒的過程。柯、黃二人對太陽花世代與佔領國會運動的「背叛」，只不過是兩個政客對價值與信仰的揚棄，筆者認為更值得吾人關注的，是其二者身後的「支持基礎」。
事實上，若將2024年此時，和2014年彼時柯文哲與黃國昌的支持者舉出來，會發現基本上已經是兩群大不相同的群體；甚至，「2024年的柯粉、昌粉」與「2014年的柯粉、昌粉」稱得上對立，有著截然不同的政治主張、落在沒有交集的政治光譜兩端。
這樣的現象，其實很難用「單一成因」來解釋，中國國民黨部分自身支持基礎的流失、抖音世代所接受的資訊影響、被兩大黨割離的失意政治咖、民主進步黨執政積累的包袱……全都是造成此一現象的「成分」。但筆者更想指出，過去在「第三勢力」第一線努力的過程中有個很深的感悟，即對「社會免疫力」構建的投入不足：這同樣是第三勢力各黨在2014～2016期間「跳過小聯盟直上大聯盟」的後果。當初2014年的「返鄉投票倡議」沒有搭配「返鄉參選運動」，太多的算計卻沒評估到，真正的「深耕基層」有多重要。
正是因為與基層距離太遠、與選民的生活重心太遠，在關鍵議題的溝通上，一次次讓渡了話語權，進而無法建立起足夠的信任基礎，以至於如今社會對許多錯假訊息、認知作戰都沒有夠強的免疫力。於此同時，抖音世代因為未曾切身經歷過2008～2016年馬英九執政的時代，無法想像、理解太陽花世代對抗政府暴政、中國侵略威脅的壓力。如果要提太陽花世代最想對抖音世代說的一句話，筆者認為，那應該就是「真的沒有什麼『大不了再來一次太陽花』」。
再造「憲法時刻」的漫漫長路
儘管本文前面談的都是「偶像們」與「第三勢力們」乃至柯文哲、黃國昌的問題，對筆者來說，在當前的民主機制中尚可以找到解決、突破的路徑。真正對這10年最大的遺憾，莫過於「與憲法時刻擦身而過」。憲改的未竟之業才是台灣真正需要面臨的嚴峻考驗。
縱觀佔領國會運動前後，現行憲法所框架出的政府組織與權力運作方式，已顯見問題的存在，改革聲自2005年第7次憲改後便不曾間斷。然而，佔領國會運動的出現，開啟了相當寶貴且難得的「憲法時刻」，社會對於青年參與政治運作的支持一度來到前所未見的高點，「18歲公民權」（即憲法130條修正案）被認為是最具跨黨派共識、社會認同最高的一案，是最有可能在第7次憲改修出最高門檻後，再啟動憲改的「鑰匙」。
彼時，筆者與「青年佔領政治」運動的夥伴提出「兩階段修憲論」，主張第一階段先修「18歲公民權」並降低修憲門檻，其後經社會充分討論、凝聚共識，再展開第二階段的修憲。無奈2015年破局、2022年複決未過，覆盤當前的政治局勢，確實已不如彼時憲法時刻有利推動憲改；但這並不代表憲改議題不重要，也不代表「兩階段修憲論」的路徑有誤。事實上，縱觀過去10年的憲改工程便可窺見，恰是各方的盤算與政治算計，企圖在憲改啟動之時包裹夾帶各項憲改題目，最終彼此拉扯、抵銷了共同促成憲改的力度。
回顧2022年的複決公投，整個溝通說服的巨大社會工程推進的並不切實，以至於社會討論度極低，各方的宣傳未串聯成全面倡議，加上各黨都把主力放在衝刺候選人的選戰上，實務上來看，各黨短期內都沒有能量可以讓憲改捲土重來，但有志者依然可以重整旗鼓踏上社會對話的漫漫長路。
對於社會總動員的修憲工程，10年來為憲改出力的夥伴都應各自回到家鄉、回到生活的所在展開耕耘，運用各種管道繼續嘗試，讓青年和世代正義的議題成為未來政策討論的重要面向，我們都需要一起彎下腰蓄積能量，直至來日萬事俱備之時，我們才能有力量一鼓作氣再過立院提案、院會審查和公民複決的程序，進而實踐憲改的願景。
10年後的今日，筆者已不再是所謂的「年輕政治工作者」，10年跌跌撞撞、浸泡在時代洪流中的過往點滴，今以一文書寫回憶，如果有幸，希望能成為給後太陽花世代政治工作者的備忘錄，願我們各自走過荊棘滿佈的叢林，相會時有機會成為彼此的拐杖，撐住那已疲憊不堪的肩膀，邁步朝向那有水有綠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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