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個月來,隨著疫情加劇,美國和歐洲各國紛紛開始採取更嚴格的追蹤和隔離手段,也就是所謂的「科技防疫」,除了溯確診者的接觸史和醫療史,也確保並監督居家隔離者不會亂跑。
這種做法,多少喚回了西方社會在911之後曾經浮現的恐懼:不只擔心恐怖份子,也擔心政府以國家安全之名侵犯民眾隱私。同樣的,新冠肺炎不只帶回了人們對疾病恐懼,也帶回了人們對失去隱私的焦慮。
政府能否以疫情之名監管人民?這問題已經多所討論。我在這裡試圖思考的,是疫情的另外一面:科技與隱私的關係。這或許已經是個老問題了,科技防疫不過是再次把這個問題推到我們眼前。科技有害隱私嗎?真的就如隱私的捍衛者警告的那樣──「越多的科技、越少的隱私」嗎?
人類的隱私發展簡史
我們理所當然覺得,隱私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the right to privacy)之一,正如《世界人權宣言》第12條所寫。但是,隱私並非天生,而是有其「出生」(birth)。隱私,意味著「不被看見」,但這種不被看見的觀念,在沒有牆壁和隔間的時代很難出現,即使有,也不容易維持。
對於早期人類來說,在充斥野生動物的環境裡,共同生活、相互照看的生存需求,遠比私下做些什麼重要得多;當然,那時也沒有足夠的技術和工具來打造堅實的住所。甚至到了農耕時期,不只人和人睡在一起,就連動物多半也都同食共寢。
隨著建築技術的進步,「不被看見」越來越可能,也越來越簡單。隱私作為一種感覺或概念,也隨著生活空間的切割,逐漸浮現出來、變得穩固。在這個過程中,瘟疫可能也幫了一把。
中世紀晚期的黑死病,使得人們注意到過去共處一室危險,於是開始設置獨立的病床以及房間。除了建築技術之外,古騰堡的印刷術也有貢獻。印刷術讓書本變得便宜、容易取得(尤其是宗教讀本),人們可以透過獨自閱讀來獲取知識和接近上帝,而藉由融入團體生活來學習的必要性自此逐步降低。
我們可以看到,當牆壁、隔間把不被看見變得可能,一種與他人和群體斷裂的「私人空間」便逐漸出現。在這個空間裡的人,不管是透過閱讀來認識自然或者接觸上帝,那都是一種不經由社群與世界(某種超越人類的存在)的直接聯繫:在「個人-世界」的中間,空空如也。換句話說,隱私與個人是同時誕生的雙胞胎。所以,我們很少聽過什麼群體隱私,而最擔心隱私問題的社會,通常也有最長遠的個人主義傳統。
個人隱私 vs. 群體公共的發展演變
我們很難說,人類天生完全沒有不被看見的欲望,但這種欲望要被承認、被看重、甚是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權利,科技算得上是一位催生者、推動者、或者鞏固者。在各種創造隱私的科技(簡稱「創私科技」)裡,最令人驚奇的,很可能是隨身聽(或者說耳機)。它能夠在物理的公共空間中打開私人空間,並不透過可觸可碰的牆壁,而是透過聲音。就像許多人說的:「戴上耳機,就是你自己的世界」。
表面上看來,我們好像越來越有能力離開私人空間(自己的家或房間),前往公開的集會或景點,但如果仔細想想,我們在這些場合拍照、畫圖、或者書寫,其實是把這些公共事物收進自己的世界(「增加閱歷」、「保存記憶」云云)。換句話說,我們並非真的前往公共,而是讓公共進入我們、將公共「私有化」。總的來說,和實際的物理空間剛好相反,這是一個個人和隱私越來越多、而群體和公共越來越少的歷史過程,而科技扮演了要角。

但是,伴隨著隱私越來越多的歷史,人類同時發明了一個平行宇宙。在這個宇宙中,人類變得越來越公共。透過書信和文字,兩個不在同一地、不共享物理空間的人也可以交流,雖然速度比較緩慢。近代的電報和電話,大幅降低了這種交流的難度,讓人們的溝通更即時。直到現在,電腦、手機、網路三方結合,訊息往返的時間差幾乎消失(至少多數時候讓人感覺不到),所有的溝通(包括面部表情和手勢)都是瞬時的,和面對面講話沒有差別,除了身體「不在場」(absent)。
是的,各種通訊科技造就了一種漂浮的、不見形象、也無邊界的公共空間。不只對話,包括購物、交易、抗議……等,如今都發生在這個空間裡。透過文字化、聲音化、然後數位化(digitalization),人類把自己丟到那個不需要身體就能言說和行動的空間裡。
「錢」或許也能算是創造公共的科技(簡稱「創共科技」)之一:過去人類多數只能和左鄰右舍以物易物,而錢讓規模較大、充滿小販市場的交易變得可能,最終演變成現在這種「看著帳面數字跳動」的全球交易股市。這些大量頻繁的互動,都發生在那個不需要身體的空間。
於是,我們現代人擁有一種雙重生活:一方面,隨著創私科技的發展,需要身體才能運作的空間(有體空間)越來越小,我們過著一切以個人為出發點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創共科技也在發展,不需身體就能運作的空間(非體空間)越來越大,讓我們似乎又過著非常融入群體的生活。就此,我們可以幫上面那張圖補上另一半:

這種雙重生活帶有一種對稱又互補的型態。兩個三角形之間的間隙,正是我們行走其間的小徑:我們交換使用兩種科技,試圖在兩種生活之中求取平衡。這其實是個奇特又矛盾的時代:我們擁有人類歷史上最大隱私,但同時又沒有。
政府監控的,是你的什麼隱私?
要維持「不被看見」,就必須確保上面兩個三角形不能重疊。換句話說,那些與我們身體無關的思想、話語、偏好,不能與我們的身體──那個有手有腳的個人──連結在一起。然而,在創私科技與創共科技之間,有第三種科技也在發展,比如GPS(全球定位系統)。這個第三種科技的效果,就在於彌合、甚至關閉那條小徑。GPS 把我們的身體或身體佔據的某個隱私空間(比如汽車)的軌跡變成數據,丟在那個漂浮的非體空間之中。正是這種「縫合斷裂」的努力,使得 GPS 常常成為眾矢之的,也是隱私捍衛者最常要求民眾在手機上關掉的功能。
這兩個三角形,或許可以用來說明,為什麼雖然同樣被稱為「侵犯隱私」,但國家政府在911時期的做法和應對新冠肺炎時期的作法頗為不同。911時期,為了追蹤潛在恐怖份子之間的聯絡與籌劃,政府試圖監控的,是那個「非體空間」。政府檢查手機、電子郵件、網路論壇等,以至引起史諾登(Edward Snowden)的不滿。危險的發生與滋長,並不發生在左邊的三角形,所以那時的監控很少針對身體而來,即使有,也是非常後期──當恐怖份子已經要行動了──的時候。
新冠肺炎的情況剛好相反。病毒某種程度就像言語和思想,寄居在人類的身體裡面,但有一點不同:當話語被說出來、思想被寫下來、偏好被記錄下來,它們進入的是非體空間之中,而當病毒被咳出來或噴出來的時候,它/牠們進入的是有體空間。也因此,這次,政府的監控對象變成是左邊的三角形,而不是右邊的。
然而,彌合兩個三角形之間裂隙仍然是需要的,因為人們的身體軌跡數據,四散在非體空間中。因此,政府這次並不試圖抓取我們的對話、郵件、購物紀錄,而是專注在掌握前面說的第三種科技──追蹤的技術。
正是在這一點上,各國政府反而應該效法台灣和南韓(他們也的確開始這麼做了)。有一種技術,可以守住那條分裂的間隙:口罩。如果我們很需要隱私,那麼在疫情的當下,我們也要賦予甚至積極提供病毒同樣的隱私──讓它盡可能留在受感染者的身體裡。這是口罩的雙重作用之一。另外一個作用,則是再次加強未感染者的隱私,侷限個人與外界的主要通道:呼吸用的口鼻。
換句話說,如果人類希望維持不被看見的隱私,那麼就要大幅增加空間限縮的隱私──越多的口罩、越少的追蹤。
這或許正是美國和歐洲社會的個人主義最讓人感到奇怪之處。前面說過,個人和隱私是一對雙胞胎,越隱私就越個人,反之亦然。然而,這些社會談論隱私的角度,通常著重在「不被外力掌控」的一面,所以當政府要賦予他們更多的有體空間的隱私──讓他們留在家、與人們保持身體的距離──時,他們並未享受隱私的增加和獲得,而是抱怨甚至抗議這種隱私。這當然令人想問:他們真的珍視隱私嗎?或是,他們想要的,只是披著「重視隱私」外衣的「敵視政府」?
科技和隱私的關係相當多樣。隱私要在特定的物質條件下才能成長茁壯,隱私權更是非常近代的發明;科技也不能一概而論,有的能夠創造更多隱私,有的則相反。雙三角形的圖示,意不在呈現一個完整且精確的歷史,而是提供一個以整體為考量的大圖像,用以理解科技與隱私的互動和變化,還有它們之於人類社會的關係。當然,如果堪用的話,它也能用來思考新冠病毒肆虐的當下,科技防疫與隱私焦慮之間看似緊張卻又必要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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