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也納市政府不定期舉辦「維也納演講」（Wiener Vorlesungen）活動，邀請各國重要意見領袖針對歷史、政治、倫理、外交、社會等各種主題公開演講。這個場合是公共知識份子直面社會大眾的舞台，廣受媒體報導，且會線上直播，可說是首都盛事。
2026年1月27日，登上講台的是奧地利知名記者索爾瑪茲．寇爾桑德（Solmaz Khorsand），她以「耐性：民主的DNA」（Ausdauer–die DNA der Demokratie）為題，精彩地分析獨裁政體機制以及當前民主社會的問題，值得細談。
談其演講內容前，先談談記者背景。寇爾桑德具有雙重文化背景，父母是伊朗的異議份子，當年伊斯蘭革命後流亡至奧地利，1985年在維也納生下她。她在讀完新聞學及國際關係學位後成為記者，任職過維也納日報（Wiener Zeitung）、時代週報（Die Zeit）、標準報（Der Standard）、日期周刊（Datum）等重要媒體，現為自由記者。我很喜歡讀她的分析與評論，清晰、生動、批判力十足，其文字極具辨識性，幾乎不需要看作者名字就知道出自她手筆。
2018年，她獲維也納新聞獎，評審團說明獲獎理由：「索爾瑪茲．寇爾桑德始終立場鮮明：無論在男性和女性之間或者在主流群體和少數群體之間，她始終關注人權、支持女權主義及機會平等。她的名片就是她的文字內容，她本人保持低調，專注於新聞工作，而非自我宣傳──儘管她創造了歷史，成為《維也納日報》314年來首位執筆社論的女性。」從這段評語即可看出她做為記者之立場與功力。
除了記者身分，她也主持政治podcast節目「有話直說」（Ganz offen gesagt），此外還出版好幾本探究社會議題的專書。我手上有一本《臣服者》（Untertan），談人們為何傾向盲目地從眾、為何服從權威、如何讓自己順從集體結構，又是否可能脫離這種權威性，保有自己的個性。這主題可見出她來自異議人士家庭的關懷，以及對民主脆弱本質的思考。
「耐性：民主的DNA」也是來自同樣的思考：民主岌岌可危，為什麼？如何確保民主得以存活下來？
速成的時代，威權政體想奪去人民深呼吸的能力
寇爾桑德首先提出，當下的社會對漫長的事物失去耐性，只關注「立竿見影」（Sofortismus），對於複雜問題只想求索快速解決方案，例如想減肥的人不每日咬緊牙關運動或調整飲食，僅想透過打針吃藥快速減重；例如不再花時間緩慢的閱讀，而是透過人工智慧整理重點。這個社會失去了堅持（Hartnäckigkeit）或者耐性（Ausdauer，或說毅力、恆心）。我們不再咬牙堅持走過可能不舒服卻必要的道路，我們沒有承受緩慢進度的毅力或耐性，我們追劇總是拉快進度，我們無法等待。
這對民主來說，會有什麼問題？
她指出，民主是需要忍耐的，是緩慢的，是折磨人的過程，在無數的協商、妥協、討論之中，在忍受無數次看似沒有進度的挫折後，才可能讓民主往前進步一點點，才可能得到一個對大部份人有益的結果，而非有益於少數統治者的快速道路。當我們對民主失去耐性時，威權者便有機可趁。他們說，民主過於無效率，他們承諾選民速成方案，提出簡單、誇張（卻通常事後才被證實不可行的）承諾，讓人民相信一夕之間就會變好，「只要簽個名，突然就會流出奶與蜜」。他們想讓人民忘記，民主的本質其實就是未決、開放與可能。這些年來的民粹主義與極右翼勢力興盛之勢難阻，即為顯例。
寇爾桑德形容這是「呼吸急促」（Kurzatmigkeit）。威權政體想奪去人民深呼吸的能力，因為急促的人民，就是最期待急功近利的人們，而獨裁者或民粹者的機會就在這裡。
和平是永久的過程
梳理了上述問題後，她話鋒一轉，突然帶著所有人做起瑜伽，讓大家練習緩慢節奏的深呼吸。是的，呼吸需要練習，需要自覺，需要與自己對話，她稱之「呼吸工作」（Atemarbeit）。只有忍受這種重複無聊的程序，才能掌握自己的身體，忍受下來，慢慢地才有跨越界限的可能。此外我們也必須調整成長的心態，有時候無法成長並不代表落後，或失敗，那只是學習過程，你可能仍在成功的路上。
民主是從A到B的漫長旅程，威權體制允諾我們從A可以直接到B，但帶我們走到了C；而民主要求我們在這段旅程上調整呼吸，慢慢與大家一同行走，有時你會停下來休息，有時甚至必須繞路，但這段過程無法免除，過程（或者說程序），與終點一樣，都屬於民主之旅的環節。
正如一國之內或者國際關係中的和平。和平不是一種狀態，而是持續的過程，每日有著動態變化的過程。和平的意義在於正義的比重增加、暴力的比重減少，這是一個無法走到終點的長路，有哪個國家真能宣稱達成了永久和平呢？即使在最民主的國家，也會發生暴力。國際關係亦然，當年福山宣稱的冷戰結束後歷史終結，現在看來其實只是另一段歷史的起點。生活在台灣的我們對和平永不可能最終達成的說法必有所感。台灣的生活仍是和平的，但是台灣從未處在一種絕對的和平狀態，每日遭受威脅，台海情勢隨時可能變化。對台灣人來說，和平從不是一個可以抵達的目標，而是我們每日必須傾盡全力維持的狀態。
寇爾桑德提醒我們，每個人都渴望和平，但不要期待有捷徑。不要期待一次的抗議可以推翻暴政；即使透過協議停戰，交戰方也可能再啟戰火，我們必須習慣並能忍受沒有捷徑。這是一場馬拉松，而不是百米衝刺。她以1975年召開的歐洲安全合作會議（KSZE）為例，說那是一場需要每個人都學會緩慢呼吸的會議。來自鐵幕兩邊的歐美俄外交官們經歷672場無聊的協商談判會議後，才抵達一個暫時的目的地，讓勢如水火的兩陣營有對話的機制，最終簽署赫爾辛基協議，為後來的冷戰結束奠定基礎，也催生了歐洲安全合作組織。
期待聳動話題的媒體，正在朝反方向前進
做為記者，寇爾桑德轉而批判自己的同業。她指出學會緩慢深呼吸、培養耐性的人民，是民主運作成功的必要條件，可是傳統上對養成民主公民貢獻良多的媒體，現在卻朝著反方向走。媒體加速這個社會呼吸急促，因為媒體報導重大事件時，並不重視過程、深度分析，而著重顯著結果，例如報導威權政權垮台時，期待看到一夕快速改變或者直接的革命，因為那才是適合頭版頭條的事件。可是，事件發生過程的那些細小環節、那些不適合成為標題的過程，或者看似沒有成效的卻重要的公民社會行動，常被忽略。例如複雜而無結果的環保運動訴求，多數不被媒體青睞。
此外，民主社會可見的趨勢是不同陣營之間極端對立（或者說兩極化，Polarisierung），在虛假訊息與快速、標籤化的資訊消費下，公民缺乏耐心論辯，無法與不同意見者交流與理解。媒體對此現象當然也必須負責。因為媒體給了極端言論愈來愈多舞台，這些言論因為更容易吸引人點閱，最能符合媒體的營利模式。
媒體應該協助讀者慢慢呼吸，這是專業新聞人士在民主中的責任。寇爾桑德指出以下方向是可以努力的，如：報導應避免煽動性簡化，避免貼標籤，應提供事件背景與脈絡，以鼓勵公民思考而非反射性反應。
她的演講不只適用在今日的奧地利、歐洲，甚至放在全世界民主國家包括台灣都是警鐘。我們必須捫心自問：自己還有足夠的耐性忍受看似千瘡百孔的民主嗎？我們是不是在某個時刻曾經在內心深處出現對偉大領導者的渴望？我們對於媒體有足夠耐性嗎？我們會訂閱願意敘述複雜脈絡、而不政治動員的媒體嗎？我們的媒體明白自己具有的民主功能與責任嗎？我們願意接受民主的「煩人」嗎？願意與不同政治意見者耐心對話嗎？能夠忍受民主化是未竟的、甚至充滿倒退、但仍必須不斷投入心血的路程嗎？
或者只要問這個問題：萬一那個充滿決斷力的、許諾人們立竿見影美好未來的領導者錯了呢？而且，未經痛苦漫長、充分研議、折衷協調的決策，在資訊不充分下以個人意志做出的決策，出錯似乎不是可能性問題，而是時間性問題。當民主機制已經失靈、而統治者出錯時，會發生什麼事？我們願意、能夠承受出錯的成本嗎？想到這裡，我不會憧憬強勢領導者。我開始慢慢地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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