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沉痛的校園攻擊事件引起全國關注，三位總統候選人在最後一場公辦政見發表會中不約而同關心起校園安全。即使這是出於輿論壓力與選票考量，我們仍期待朝野嚴肅面對目前的校園問題，提出能真正改善的具體作法。
官員的要求，為何得不到老師共鳴？
此次不幸事件後，教育部與新北市政府相關官員都在第一時間表達遺憾，但也不改長期以來課責學校與教師的調性，不約而同將主要矛頭指向教師。
教育部潘部長表示，老師與學校如知悉學生攜帶違禁品應即通報，以維護校園和學生安全，針對高關懷學生，學校與老師也應共同關注，給予更多的輔導措施。至於新北市教育局則要求各級學校加強與警政系統聯繫合作，針對行為需要特別加強輔導協助及高關懷學生定期追蹤、給予相關輔導措施；並同時要求教職員持續加強校安知能，以穩定安全校園學習環境。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官員千篇一律的官方說法，不僅得不到教育人員共鳴，甚至被批評是甩鍋、沒有同理心與不食人間煙火。實際上，官員對學校的要求，早就是中小學的重要校務與例行工作，為處理各種校園事件，多數學校早已繃緊神經，不敢有絲毫怠慢；相反地，對於來自學校真實的建議與反應，官員卻是持續消極以對甚至置之不理，面對學校的無助與吶喊，教育部甚至還想進一步限縮教師參與校事會議調查小組，對教師之不信任，可見一斑。
此外，相較於官員的「叮嚀」，誰知道，過去3年，又有多少地方教育局處毫無專業擔當，甚至到了有陳情案必轉，事無分大小，都要求學校組成調查小組詳查議處的地步，而這不也正是目前學校衝突事件頻仍、教育人員疲於奔命的根源？一個與學校現場脫節以及一個只會不斷要求學校、問責教師的教育官僚系統，難道不正是台灣教育的危機？
朝野在教師法修法中的角色
為補校安破洞，賴侯柯三組候選人分別提出許多主張，包括：落實社會安全網2.0、主張校園暴力等同犯罪、強調預防勝於治療機制等，這些主張當然多少有助於減少校園衝突事件，但如果不能從源頭檢視各種校園事件日趨增加的原因，怕也流於治標而不治本了。
無可諱言，校園事件態樣繁多，大抵而言，在維護學權的同時卻忽略了對教師合理管教權的尊重；在要求教育人員承擔更多責任時又未能提供支援；乃至於在對學校課責時遺忘了更為根本的家長管教責任，都是事態惡化至此的主要原因。
近年來，由於諸多因素，整體社會氛圍對教育人員並不友善，對教育專業與教師合理管教權的不信任，則反應在立法院對《教師法》與教育部對相關子法的修訂中。要言之，2019年《教師法》大幅修正，修法精神以保障學生受教權與學習權為依歸，並強化對教師的究責，希望藉由建立「校事會議」新機制達到積極處理不適任教師的目的，尤有甚者，新修教師法實施3年來，中小學學校現場已普遍認為主管機關不信任教師，但教育部仍一意孤行，執意持續限縮學校教師參與相關委員會的空間。
在教育法制、教育施政的天平傾向維護兒權的氛圍下，3年來全國各地對教師的投訴甚至濫訴個案大幅增加，學校為校事會議新機制，業已投入大量人力與資源，但在家長不斷投訴、老師動輒得咎、學校疲於奔命下，各種校園衝突事件反倒陷入有增無減的反覆惡性循環，嚴重干擾正常校務運作，難道還要視而不見？
因此，我們更加關注的是，朝野三黨立院黨團及委員，在《教師法》修法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未來能否秉持專業在維護學權與教師專業間取得平衡？即將在明年2月1日產生的第11屆新國會，能否針對現行法制缺漏加以補救？
親師合作，重回友善校園
要有效減少校園衝突事件，除釐清各種事件的可能成因，更應務實看待學校遇到的難題，並逐步完善配套措施，相較於3位總統候選人宏大的願景，老師的要求著實卑微，目前學校與教育人員顯然更需要以下及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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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中小學人力、資源不足的困境，請教育部編列處理學生攻擊事件的專責人員，並寬列處理案件所需經費，讓學校更有空間妥為處理學生衝突與攻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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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家庭教育與家長管教責任，針對學校難以管教之學生，修法課予家長管教義務，並由行政機關以行政罰方式強制家長需參與親職教育講習或課與罰鍰，以落實家長職責。
最後，台灣中小學教育曾有過親師緊密合作的年代，曾幾何時，親師衝突已成校園的日常風景，這不僅不利於孩子，也傷害台灣國教品質，親師合作不是口號，而是確實有效減少校園事件的關鍵，期盼關心台灣教育的親師夥伴，共同攜手重建友善親師關係，讓學校重回友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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