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殖民與被殖民之間：日本留給台灣的，究竟是什麼？

雖然個人成長的時代，台灣政治氛圍仍相當動盪，但因家族關係，自小即聽聞許多日治時期漢人、原住民被欺壓的故事，以及228、白色恐怖事件，長輩們總會諄諄叮嚀，「千萬不要沾染政治！」

我有幾位至親長輩，都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或牽連者。他們多半出身於台灣傳統顯赫家族，包括霧峰林家、新竹鄭家、清水蔡家……。他們的一生歷程相當豐富，卻也相對曲折。成長過程中聽聞前輩們於不同階段經歷的台灣史，著實是一門學校沒教過的歷史課。今日回首，除了歷史，更涵括了對生命、對自然、對人際關係、以及對大格局民族情懷的反思。

霧峰林家代表著台灣清代世家，在文化與生活價值上，和中華文化的連結。

前陣子甫送別家族摯友蔡焜霖先生，內心感受實相當複雜。想想我與他們沒有政治立場關係，或許可以從較不同的視角來觀看台灣近400年來的繁華、滄桑，以及今天特殊狀態的矛盾。近百歲的長輩們這幾年相繼辭世，他們在各自時代面對的責任、抗衡與折衝，也是當代我們省思學習的明鏡。

新竹鄭家經金門來台，也帶動了竹塹府城的文風與對女性禮佛修養風氣的興起。

日治殖民的黑與白

攤開1895～1945年這50年間的台灣發展史，經歷清、日、國民政府的三次轉變，其間又因為世界大戰而有歐美國家介入。

清末的台灣處於積極嘗試現代化的啟蒙期，劉銘傳等的治理開發，與日本人治台初期的建設，似乎有一種無形中的默契。台灣的鐵路建設，在當時比同為清朝統治的中國大陸更先進；而台灣的都市化、現代化，包括鐵路、機場與交通運輸、橋梁水利設施等，在日治初期也發展得幾乎比日本國內更快速。這正說明了台灣在地緣政治上的特殊性。

也因為不屬於政經中心，因此中央的干預較少，許多來自「母國」的學者、工程師在台灣投入建設，都帶有實驗性與開創性。日人治台早期引進各行業菁英，包括公衛、鐵路、水利、教育、博物、生物、醫學等等，這些年輕人在台灣嘗試的種種發展，也成為母國推動政策的試金石。也因此在這段期間，台灣這座小島在軍事國防、經貿與人文社會上的發展，可說是一日千里。雖然與歐美國家相較仍落後很多，但就亞太地區而言，則因為其地理政治區位的特殊性，反而得以大力推動一些在中國或日本較難獲得共識的政策。

檢核當時諸多都市發展、民生福祉、交通建設，乃至文化藝術、創作，台灣可說是20世紀初期一個相對先進的發展中政治體，也因為其實驗性的大膽、少障礙，在跨越清、日政權的這數十年間，台灣確實有了一番新氣象。

台灣鐵道運輸歷史，承清末劉銘傳的治理開發，道盡了殖民史的近代變遷。

當然，清政府並未將台灣視為太重要的地方，而日本人也主要是把台灣當作向南洋前進的跳板，是以對原住民與台灣漢人在思想行動與生活教育上多有控制，在攏絡的糖衣下有其軍國主義的專制作為，也為台灣居民帶來不少創傷。當時有許多台籍菁英乾脆逃往中國大陸，也有一些曾移居日本、中國；至於原住民部落族群受創、被迫遷離祖地等事件也頻繁發生，美其名為促進族群健康與社會福祉，但人與地方的臍帶被切斷，其影響到百年後至今依然難以弭平。

日人為了自己的南進大略，砍伐台灣的珍貴檜木林，用來修鐵道建山林和各種墾拓聚落，在殖民過程中也開創了昔時「產業聚落」的新型態。

日人承繼了清末的政治體以及諸多撫番政策，闢建了山徑、鐵道、公路、開發礦產，我們今天往往將成就歸功於日本人，卻忘了清末其實也有幾位有膽識的巡撫與地方官員投入打下基礎。如胡鐵花擔任台東直隸州知州，他對東台灣的開發建設就有重大貢獻。誠然，這些來台的日籍土木工程師、建築師、水利工程師、博物學家乃至人類學家，對台灣社經進步的影響不可謂不大。但我們在尊敬八田與一之餘，像郭錫瑠這樣對台灣農田水利灌溉系統迭有貢獻的民間推動者，是否也得到同樣的敬意或感懷？在這之間，似乎也可看出殖民文化的影響。

無論台灣五大家族對台灣的影響為何，在政經衝擊過程中，它詮譯了殖民政府亦有其極限。圖為板橋林家花園。

潛藏在地方的文化根苗

日治時期的台灣仕紳或大家族，大多與在地產業開發及政府有密切關係。當時地方上的意見領袖，對政治、經濟、藝術、文化，許多有一定程度的涵養，即便是商賈，仍有其人文氣息與對社會文化的責任感。這或許是受到中國儒家思想影響，文人、進士都需要貢獻鄉梓。不管是板橋林家、霧峰林家、基隆顏家、高雄陳家、鹿港辜家，或者在政商以外具影響力的新竹鄭家、清水蔡家等，大家族間通婚聯姻，也無形中奠定了台灣中上層社會的基礎。

蔣渭水是反對殖民統治運動代表性人物之一，他所倡議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展開了關鍵的台灣民權啟蒙運動。

清末到日治時期，亦有諸多台籍人士前往中國大陸。民國遷台之後，台灣大家族與中國望族間的交流更多元，也出現如林獻堂、蔡惠如等對台灣文化協會的倡議推動，還有各地仕紳循中原文化傳統而形塑出的「養士」、「交流」、「清談」風氣。而這些在社會地位、經濟財務與地方人脈皆具影響力者，亦逐漸影響了該時期的政治脈絡與社經氛圍。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他們養成對時事批判的力道。這些有能力、財力與地方影響力者，積極耕耘台灣本土意識，是以各種媒體、出版、言論、組織，都如雨後春筍般一一出現。

而在日治時期，為統治便利，對於政治文化較有控制，但為攏絡台籍菁英，在醫學方面大力鼓吹人才投入，其影響也一直延續到今天。

自日治時期到現在，台灣糖業的發展仍在國土開發產業發展與經貿上佔重要關鍵的影響地位。

空間改造也是一種殖民工具

在日治時期，最大的土地空間改造政策就是「都市改正計畫」，美其名是要提升生活素質、改善衛生環境，興建了與歐美國家同步的污水處理設施（衛生下水道）、建自來水淨水場，把昔時生活聚落空間低窪積水、蜿蜒不平的傳統聚落街廓「改正」，調整為棋盤式街廓，促成地權重整，同時也把原本各地方的民間祭祀調換成效忠天皇的神社，引入日本的宗教信仰。

「水」是民生必要維生元素，這背後的研發建設，都奠定了今日台灣的發展軸向，這也是日治殖民時期對台灣民生基礎工程建設的貢獻。

與此同時，都市中也出現許多殖民、移民的聚落，如今日林務局、台糖、台鐵、菸酒公司等公營事業體的宿舍群。這些宿舍群在當時亦規劃了相當完整的生活機能，包括學校、診所（醫務室）、澡堂、雜貨店、理髮店、托兒所等，宛如一個獨立於周邊庶民生活的「特區」；也因一牆之隔，形成同一時間場域中不同的生活模式與環境文化紋理。

昔時三線道公園綠道的建設，亦反映了殖民時期宣揚西化政策的榮耀。

隨著日本治理的穩定成熟，全台各城鎮也逐漸具備今日都市發展的雛型，包括公園、道路、綠園道，以及相關民生工程基礎建設。今日許多台灣人所懷念的日治時期生活環境，也與當時幾位具生物、醫療、工程等知識背景的傑出總督有關。換言之，當時的日本在強調治理效能背後，有其更大的著眼點，值得今日政府與政治人物借鏡。回顧當時留下的資料，可以看出大和民族那種「拚命效忠、使命必達」的價值觀，不管上面的要求是什麼，一定去完成。民主化的今日，我們固然不鼓勵一味愚忠，但那種努力把每件事情做到最好的精神，是否也正逐漸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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