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先生是當代漢學泰斗，也是自由世界人文社會學門的精神領袖。我曾經為文寫過余先生在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會議中驚人但謙遜的表現（見拙著《牧羊人讀書筆記》中〈經典是恆久的當代〉一章），你只要讀過此文，就能想像學術界對這位「精神領袖」的崇敬。
由於余公是泰斗級的人物，學問極淵極博，幾乎是武俠小說中「張三丰」這一級的內功，身上勳章滿滿，所以就像當年江湖上三教九流都想去武當山拜訪「張真人」一樣，全球各地也有不少人想要去向余公「請教」。我的了解是：他晚年絕大多數的拜訪都推辭了，只有推不掉的、非常熟的、議題他極度關心的，他才會接受訪談。
《余英時評政治現實》這本書收錄的文章早自1982年，最後一篇是2020年。余公的政治評論自香港問題始，也是以香港問題終，這反映余先生對於香港的關懷。他自己曾經描述，因為曾經住過香港許多年，寫文章有如小鳥銜水救山林之火，也許效果有限，然而「嘗喬居是山，不忍見耳」。越到晚年，此書收錄的文章頻率越低，當然也反映余公的身體狀況。
漢學泰斗余英時：對中國歷史、共產黨的通透了解
學界泰斗通常都不太好相處；也許是他們太聰明銳利，對話三兩句你我就被看破手腳，然後泰斗臉上就有不耐之色，於是訪賓就匆匆告退。我曾經有一次目睹幾位物理學界大老在楊振寧面前的噤若寒蟬，事後我問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柏克萊大學校長講座教授徐遐生，你們怎麼那麼敬畏楊先生，好像在晉見國王一樣？徐說，「不，他不是國王，是上帝。」余英時先生在人文社會的地位差不多是楊振寧在物理學界的地位，但是我們與他接觸從來不會感受到壓力。這也是大家都喜歡與他談話的原因之一。
這本書收錄余公「政治現實」的相關評論，主要焦點就是香港、台灣、中國、中共。依我自己的不成熟觀察，余先生的功力呈現在兩方面：
其一是他對中國歷史甚至世界政治史的通透了解。因為這樣的通透，所以對於某個與歷史脈絡相關的議題，例如中國的大一統思想、中國人是不是自古以來愛好和平、中國共產黨如何看待台灣、中國人「帝國」思想的源頭、西方民族國家發展背後的愛恨交織、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概念的歷史淵源等議題，他都能信手捻來，講出一套極具說服力的論述。這些論述由於引經據典、無從駁斥，所以對於那些扭曲事實搞「大外宣」的豬頭，直如當頭棒喝，讀之過癮。我想，這也是大家喜歡向他挖寶討教的原因。我也要提醒大家：余公是不用電腦的，所以他的引經據典，都是「存在大腦皮質」的資料；那是不得了的功力。
余公慧眼獨具的第二個面向，就是他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深刻了解。老實說，在我2016年擔任駐WTO大使以前，我對於中國共產黨還沒有那麼了解。派任大使之前，偶爾會聽到幾位余公學生開余老師的玩笑，說「余公是文史學界的谷正綱」。幾十年前，谷氏在台灣號稱「反共鐡人」，一手創辦了「世界反共聯盟」等組織，「反共必勝」「打倒萬惡共匪」等言論成為當年名句。學生們不了解余公反共如此堅定的理路，所以拿余公比對谷正綱以為玩笑話，當然沒有惡意。
但是在做了三年大使、有深入第一手觀察資料之後，我對於中國共產黨的評價、思考、判斷，與余先生幾乎分毫不差。但是他的觀察思考比我早40年，這是我絕對不及的。我相信，當年開玩笑的學生，在看到中國共產黨對待香港的嘴臉之後，也不得不欽佩余先生早別人幾十年的真知卓見。
多元政治、一元經貿：中國與民主國家必然的經濟衝突
恰好，我與幾位朋友合著的新書《Ultimate Economic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Democratic Countries》有若干章節與余先生的一些政治評論有關。我想在此把余公的觀點做一些社會科學面的補充。
余公在書中提到，歐美有人認為，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逐漸容許市場經濟之後，中國就會走上民主化的道路。持這種論調的人指出，「經濟發展往往是與政治民主並行的」，遂以此推論中國之民主走向，甚至還弄出一個「民主化」的所謂理論，代表人物包括史丹福大學的戴雅門（Larry Diamond），台灣也有幾位二流學者大力鼓吹。
對此，余公指出兩點：第一，中國共產黨抓住「經濟放鬆、政治抓緊」的大原則，絕對不容許民主化；第二，亞洲與歐洲都有國家在經濟發展之後走向軍國極權，所以經濟發展到政治民主之間，根本就沒有因果關係。余先生的論點都對，我以下只做兩點補充。
民主化過程有一個關鍵環節，就是公民力、社會力的崛起。例如知識分子、學術社群、企業組織、公益維權運動、民間社團等，這些統稱為公民社會力量（civil society forces）。但是在列寧主義的共產制度中，共產黨不只是政治面的；它滲入所有的機關、學校、企業、社團，掌握了一切社會力的命根子。以上所有的團體，依據中國法律全部都要設「黨組織」、稍具規模的企業都有黨委書記。換言之，在列寧主義體制下，根本就不可能產生「社會力」，於是從經濟發展走向可能民主的路徑，根本是「此路不通」。
所以，政治學界「民主化」的理論主張者，其實完全不了解共產黨列寧體制，一廂情願，幾近愚痴，其推論當然錯得離譜。各位看看阿里巴巴馬雲的下場，就知道「企業社會力」試圖發聲的下場。超大咖馬雲尚且如此，遑論其他小蝦米！
第二點補充，則是「國際面」的。聯合國約200個成員國，各有不同的體制，有的是上下議院、有的是君主立憲、有的是準獨裁、有的是大獨裁、有的是雙首長。這是標準的「政治體制多元並存」，彼此互相尊重。所以聯合國是一個「政治體制的多元架構」。但是在1995年之後，WTO成立了，它訂下了一系列所有會員必須遵守的「經貿規則」，例如關稅、補貼、配額、傾銷、貿易障礙等。作為「經貿聯合國」的WTO不但有規則，還有貫徹規則的司法體制，於是形成了「經貿體制的一元架構」。
政治多元與經貿一元，會不會有衝突呢？我告訴你，只要有WTO成員（例如中國）是在列寧主義體制下，一定會有衝突。誠如余英時先生所指出，由於中國永遠把黨的利益放在一切之前，因此如果為了黨的政權穩定而要封鎖網路，那就一定造成「中國人（除非翻牆）沒有辦法上網去其他國家的電商平台買東西」。這樣的不公平競爭，就與WTO的一元經貿秩序有衝突。又如，共產黨為了與「美帝」鬥爭，一定要爭取未來若干科技產業的主導權，乃用各種手段補貼產業發展。於是，這個黨利益主導的政策，又與企業之間公平競爭的WTO運作原則有衝突。
在若干訪談中，有些提問人都會希望詢問余先生「預測」一下中共政權的未來、其與西方民主國家之間的衝突關係等。余先生客氣，總是點到為止。也許我前述多元政治與一元經貿體制之間的杆格，能夠提供一些社會科學面向的補充：中國必然會與世界民主國家產生經濟衝突。
溫厚的教育者
前文已經提到，由於余公名滿天下，前去拜山的人眾多，難免參差。我比較不喜歡「不用功」就透過關係去拜山的。有些人問問題之前也不做功課，甚至有點拉雜，余先生勉力把焦點拉回來，真的是做到循循善「誘」了。也有一些議題具有時效衝擊，訪問者好像只希望余公講出「谷正綱」級的回答，殊欠深思，也是浪費了好一個與大師激盪的機會。
當然，這些都展現出余公的寬厚。他始終是個溫厚的教育者，我們這樣扣，他就那樣鳴，從不計較。余先生的政治評論有許多振聾發聵的經典論述。即使有時候提問者扣錘沒有拿穩，余公也能坦然誨人不倦。這樣的胸襟氣度，我欽慕景仰。優秀的教育工作者很少計較培養出幾個天才，卻像是《西風的話》曲中西風的角色：「花少不愁沒顏色，我把樹葉都染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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