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街頭抗議，至今已3個月，且仍未見有減緩的趨勢。這不但是2019年全世界最大的政治新聞，還為各地的「大衛與巨人」抗爭，樹立卓絕的當代典範，證明只要民意堅持，局勢便有機會轉變。全球民眾目光炯炯，而且心知肚明，反送中不過就是個引爆點，香港人的潛在渴求、中國的終極恐懼，事實上是香港的獨立。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懷抱」，1945年台灣「回歸祖國懷抱」，前者是中國，共產黨專政的中國，後者也是中國，被中共打敗的國民黨流亡政權。這兩個相對於地大物博中國而言的「蕞爾小地」，這兩個「大衛」，在分別的政權交替時，由於人民的政治意識尚未覺醒，尚稱得上是和平轉移。雖然台灣後來經歷二二八事件，香港也發生過一些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但由於反抗者的訴求並不完整，抗爭的規模並非浩大，兩個中國又是武力優勢的「巨人」，因此得以迅速平亂。
兩個大衛都有豐富的「一國兩制」經驗。香港是1842年南京條約中永久割讓給英國，台灣是1895年馬關條約中永久割讓給日本。英國與日本這兩個殖民政權，都在他們本國與殖民地有兩套法律制度。在英國統治香港期間（1842～1997）未見重大抗爭，可是在日本統治台灣期間（1895～1934），武力抗爭與社會運動不斷，尤其是台灣，林獻堂主導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21～1934），提出13次請願，要求撤廢《六三法》（也就是1896年日本帝國國會公布的第63號法律），以及後來的《三一法》及《法三號》，這些法律賦予台灣總督律令制定權，集立法、行政與司法於一身。
英國在殖民香港期間，承認生在香港的人是英國人，但香港人卻沒有英國本國人民所享有的立法與行政權，也不可以任意遷移到英國，直到1944年之後多次修改移民法，才使香港人國籍方面的基本權利得到改進。司法權方面，香港人在殖民地時代，倒是享有和英國本國完全一樣的待遇，頗得到世人肯定，也種下香港人對於司法是否獨立於中國特別敏感的遠因。
總之，香港「回歸祖國懷抱」是另一個一國兩制階段的開始，而台灣「回歸祖國懷抱」是一國兩制階段的結束。英國移轉香港政權時特別設計，香港人在1998年開始有了民選立法代表，不過諷刺的是，台灣卻因戒嚴令的實施（1949～1987），人民的各項基本憲法權利遭到凍結，其中最重要的立法委員選舉，有19年（1950～1969）停止舉辦，一直是大陸地區選出的第一屆立委執行立法權，後有21年（1969～1991）進行小額增補選，直到1991年在民眾多次抗議下，才解散第一屆立委，進行國會全面改選。
台灣的民主經驗只比香港多了7年，從戒嚴前開始的各式各樣抗爭活動，無論政治與非政治性質的，雖然在國際輿論界的聲量較大，但是多為職業社運者組織動員之下的群眾，較少見到全民分布的自動參與，亦少有像香港這次「反送中」以行業整合下的公開表態，或年輕族群廣泛加入巷道游擊攻防；至於論及人潮之眾多，波瀾之壯麗，台灣除了2006年9月的紅衫軍倒扁大遊行之外，亦難有和香港這次系列抗爭媲美。
原因何在？就是台灣有真正的民主法治為後盾，面對龐大的國家機器時，比較有恃無恐，街頭抗爭已成為常態性的公眾政治行為，人民並無須有悲壯的迫切心情。反觀香港的所謂「民主法治」，大限只到2047年，而且根據《香港基本法》第23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可見香港在中國統治下的一國兩制，雖尚未頒布戒嚴令，實際上仍等同於台灣在戒嚴階段，政治活動者動輒得咎。抗爭本身能夠得到如此全民認同，是因為香港人看到一國兩制根本不是民主法治的根本保障，已嚴重危害到人民的所有基本權利。中國保證香港一切制度不變50年，但是走到22年的今天，民主法治的實質已完全走樣，換是你，不會警醒嗎？不會為了你自己以及後代子孫的未來而上街抗議嗎？
祖國，祖國，多少罪惡假你而行
而對於中國政府而言，即使靜坐也是造反，更不用提目前抗爭群眾說不出口的「香港獨立」，故只能暫時以「光復香港」做為號召。
「光復」對於台灣人，尤其在二二八事件之後，是個超級忌諱的字眼。多年前，輿論上為了是否要把國民黨入主台灣之始的「光復節」改為「終戰紀念日」，簡直吵翻天了。1945年10月25日是第二次大戰台灣戰區的受降典禮，日本人的離開本來是台灣人歡迎的，但國民黨的表現令人失望甚至髮指，故有「狗去豬來」之說，因此，甚多台灣人並沒有被光復的喜悅。
如今提「光復香港」，對於香港人卻是恰當的。中國政權對於香港並沒有建設之功，香港原是個小漁村，在英國殖民政府的擘畫及投資下，經由香港住民157年不懈的努力，成為世界金融中心及觀光要地。在他們心裡，「祖國」是個文化概念，這157年中他們並未否定中國文化，口中說的、手裡寫的，也都是某種樣態的中國語文，然而這不表示他們樂於接受中國統治。
以廣東人為主的香港人，歷史上出現過兩個對於近代中國影響至鉅的知識份子，孫文及梁啟超：孫文本身是漢族，從他所提倡的「驅逐韃虜」，顯見他是個漢人沙文主義者，孫文當年鬧革命時心目中的「祖國」，恐怕也只是文化概念下的祖國。梁啟超與康有為（也是個廣東人）合作戊戌變法，當台灣將割讓日本時，為阻止馬關和約簽定，康、梁聯名1,300名舉人，發動「公車上書」事件，雖然失敗了，卻是中國群眾運動的開山祖；梁從「扶清滅洋」到「救國自立」，便已去脫了漢人優位主義，認同中國是五族共和的「祖國」，必須一致對外。
梁啟超的啟蒙文字，甚至影響到台灣能夠閱讀漢文的知識份子，所以當林獻堂在下關「巧遇」梁啟超時，梁坦白告訴他，中國積弱，自身難保，「30年之內，中國絕無能力可以救援你們，最好效愛爾蘭人之抗英。」林獻堂這才放棄對「祖國」的殷殷期盼。但是既然沒有能力武裝抗日，只好改以進行和平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台灣的近代史，恰是對目前香港人最好的提示。誠如18世紀時，歌德評論一本名為《論熱愛祖國》的書，這本書號召大家效忠神聖羅馬帝國的哈布斯堡王朝。歌德曾這樣寫道：
我們有一個祖國嗎？如果我能找到一個我們能夠與我們的財物一起憩息的地方，一塊供養我們的土地，一個容納我們的家，在那裡我們還不會有個祖國嗎？（1772）
請注意，這是法國大革命爆發時歐洲的流行觀點。當時所謂「民族主義」尚未興起，在20世紀它對各地的政治紛爭的「剪不斷、理還亂」，也還沒開始。
我個人不會認為，香港人若主張獨立，會比法國大革命更沒有正當性。當任何一個所謂「祖國」不能幫助你，甚至還要騷擾你或迫害你的時候，最上策當然就是割捨祖國，自力圖強。誠如中國文化早有的明訓：「切勿認賊做父。」
剪不斷、理還亂的民族主義
中國習近平主席在2019年元旦第二天，為回應台灣總統蔡英文所說的「四個堅持」，曾回應「習五點」，並宣示「祖國大陸完全有能力在民族復興的過程中實現國家統一」。如今中國對於已實現統一的香港，自然不會輕易丟失。
那麼，早知如此，既然當初是中國永遠割讓給英國，為何英國要輕易放棄呢？這牽涉到英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戰略布局，事實上，早在放棄香港之前，英國已公開宣示並協助大英帝協的屬地紛紛獨立了。
表面看來，英國是呼應美國總統威爾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對於民族自決的倡議，實際上，英國由於帝國量體龐大沉重，早已計畫一走了之。20世紀已不是大航海年代了，英國的資本主義發展不再完全依賴這些殖民地提供各種資源或市場，他們必須更專注於戰後的重建工作。英國從來不是世界的警察，亦不喜歡這種角色，香港位於中國大陸東沿，亦即列強未來爭鋒的可能是非之地，因此英國在找到台階下時，就落跑了。就像西班牙17世紀末期開始對加勒比海地區的殖民地鞭長莫及，最後也草草結束霸權狀態。
英國所放棄的殖民地中，非洲、中東一帶最受爭議，倫敦政經學院著名的政治學教授埃里凱杜里（elie kedourie），便曾寫書譏諷英國的第一智庫Chatham House（中譯為「漆咸樓」，全名為「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即英國皇家戰略研究所），說他們只知便宜行事，卻給世界和平帶來惡劣影響。例如他自己是生長在伊拉克的猶太人，猶太人本來與回教民族並無嫌隙，能夠和平共處，二戰後英國殖民政府扶植親善的皇親貴族或其他地方勢力，以為組成新國家會逐步走向民主法治，卻不考慮到那些人的文化素質與族群特性，結局是驅逐境內所有少數民族，建立專制政權，然後又因族群本身的宗教教派對立，陷入無止無境的政治鬥爭。（見The Chatham House version, and other Middle-Eastern studies，2004）
凱杜里是英國外交政策中的保守務實派，也是民族主義的領銜批判學者，他曾說，歐洲國際社會本來就承認了所有形形色色的共和國、世襲與選舉君王制、憲法與專制政權，然而在所謂「民族主義」的大旗號召下，搞得一塌糊塗，少數民族如猶太人或吉普賽人，原本是無世居之地的民族，在多數民族所謂「自決」的效應下，四處遭到驅趕及殘害，而軍事勢力相當的不同民族不肯共享原來的生活疆域，相互爭取主權，陷入長期內戰。
雖然有學者如Ernest Gellner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關於政治合法性的理論，它要求族群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但凱杜里更進一步認為，「民族主義」只是不明白歷史真相的政客，搞出來以為可以扭轉乾坤的把戲。
凱杜里的觀點，若印證在台灣近年來有些綠營基進主義者所冀望的「台灣新民族」，連原住民都不肯笑納，便可看出台灣若要靠民族主義來建國，確有其難度。可是，強調民族主義的中國，可就振振有詞了，常常把三皇五帝都搬出來，說穿了，也不過就是恐怕台灣、香港的戰略價值被其他強國拿去運用罷了。
東西德走向統一之路，也是同樣道理，不是什麼「血濃於水」，而是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認為必須把東德重新納入與俄國戰略對抗的布局。著名的社會學家哈伯瑪斯便曾公開反對東西德合併，他說，由於多年來政經背景的差異，已使兩德成為意識型態上甚至文化上的不同國度，而西德人民所得的強勢，會製造出更多的社會邊緣人。
所以，「祖國」與「民族主義」或許看似神聖，常常卻可能是十分空洞的字眼，特別是那些「巨人」把鎮暴步槍或洲際飛彈對準你的時候。
凱杜里不幸早死（1992），如果他能夠活到現在，對香港人的困局可就有很多話可說了。幸好我們還可以牢牢記得他的名著《民族主義》引用康德的話：
專制政府經由削弱所有的勢力所製造的和平，並不是真正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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