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難民」兩字有感，其實非常晚。身為難民後代的我，母親來自中國泉州，父親來自中國廈門，他們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進佔福建省各地的前夕，匆匆收拾必要細軟，來到了台灣。為何對於難民的存在如此無感，可能是因為父母講閩南話，我的母語是閩南話，和台灣通用的所謂「台灣話」，是完全一樣的。
我缺乏一般難民家庭對異鄉的語言同化過程。小學上私立學校，我還因此鬧了幾個笑話。這所私立學校的學生，幾乎全數來自外省家庭，因為它是已辦學成功的復興小學校長方志平，經由前蔣總統夫人婦聯會的贊助，在台北市創立的。笑話之一是我以為所謂「外省人」，都和我一樣會講「台灣話」。稍大一點之後，我才知道中國很大，同學們的父母是來自中國各地的難民，講的家鄉話也不盡相同。
再更長大一點後，我注意到我的同學們，無論是小學，或是後來直升的該校中學，因為校方治學優異，多數考上頂大，而且陸陸續續留學美國，待事業有成，就把父母兄弟姊妹接了去，徹底脫離了這個以台灣米養大他們的祖國台灣。想必是他們身為難民後代的憂患意識，已早早從父母輩得到灌輸或濡染，我的校友們難免期待世界上會有個地方，雖然不至於遍地淌著奶汁與蜂蜜，卻不曾有戰亂，未來似乎也不會有戰亂，足以讓他們全家及後代安身立命，不再成為難民。
起先讀新聞，我對世界上的訊息應該是敏感的，「難民」這兩個字經常出現報端，那是1970年代中期越戰結束後的越戰難民，巨量的漂浮海上。簡陋的戎克船，以及船上人們的惶恐留影，很難令人忘懷。但是媒體很快的遺忘了他們，我也不再追究這些人死或活，活著的人都去了哪裡？
我不可能曉得，從1975年到1995年之間，有大約80萬名「越南船民」安全抵達彼岸，幾個鄰近的中南半島國家，多多少少收留了這樣的越南難民，有人甚至航程遠達中國海岸。但是，死在海上的難民也數目驚人，據估有20萬人到40萬人。
後來有了專書，再後有了維基百科，數字與事實不斷翻新，我才知道台灣之所以關心越南難民，不僅因為它一度是國際新聞頭條，尚且牽涉到越戰後的越共政權大量排華，原有180萬華人（占總人口４％）在越南經濟上扮演重要角色，其中有的曾在越戰期間站錯到美國幫贊的南越政權這邊，有的是因為中共曾協助反越南的柬埔寨共黨，糾糾結結、牽來牽去，以致有一半華人（約90萬）只好沉浮於海。
越戰結束後，1978年年底，台灣的大新聞之一是所謂《南海血書》的出現。這是一封有作者、有譯者的信，卻被當時一個可愛的年輕讀書人林濁水打臉，說是逃難已夠艱辛，哪個難民在去世前有足夠的血，蘸著血寫這封血書？後來證實是台灣當時執政的國民黨，為了鼓吹反共，同時美國也在不久前宣告中美斷交，因而印行了血書數十萬冊。
今天再來讀這封血書，會發現它除了怨嘆越共打贏這場戰爭而執政，更多的也咒罵美國介入越南內政，使越南人民顛沛流離。該戰爭中，南越軍民約74萬人死亡，北越軍民超過100萬人死亡，接下來的半世紀，全越四處仍常見到斷手斷腳的越戰遺民。
台灣現今的民進黨當權者，非常討厭人家疑美，但是他們或許不察，美國的外交政策失當，可能和過去他們在越南、在黎巴嫩、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在巴勒斯坦等國，或現在對於俄烏戰爭、對於以巴戰爭一樣，都必須負起絕對責任。希望不會有這麼一天，若有一天台灣人成為海上難民，當然就不會覺得疑美是錯誤的。
這是2020年聯合國難民署製作的紀錄片，簡約介紹了全世界難民達到1億人的來由，流散的經過，以及他們的最終安置。右下角可選擇自動翻譯字幕。
世界難民已大量外部化
聯合國難民署的前身，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國際聯盟成立的，真正發生作用是在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我們一般人聽聞難民署，多半在越戰之後。它在1950年代的重點是歐洲，如匈牙利反共受到蘇聯鎮壓後的難民問題，1960年代轉移焦點到非洲，1970年代亞洲進入多事之秋，越戰難民才成為關注焦點，還有印度與巴基斯坦的糾紛，以及中南半島國家內部或之間的戰亂。1980年代之後中南美洲成為重點，1990年代中東地區區域性的紛亂，都導致攜家帶眷的大規模遷移。有些是遠渡他國，有些是就地在自己國家中流浪，成為難民。
拿2024年新難民人數最多的蘇丹來說，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報告，2023年4月15日，蘇丹的武裝部隊（SAF）和準軍事化的快速部隊（RSF）發生衝突，在蘇丹原已嚴重的天災、瘟疫、政經混亂、氣候變遷上，更加重人民壓力。
在此衝突之前，因為發生於2003年的達爾富爾種族滅絕慘劇（the Darfur crisis），有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多半來自南蘇丹和伊索比亞，因此蘇丹原本就是非洲難民人數相當高的國家。2019年，大家期待該國獨裁者Omar al-Bashir下台後會有好的變局，但是2年後再一次的軍事政變，瓦解了當時的過渡政府，重啟地區性的衝突。
人禍加上連年天災，致使糧食欠收，牲畜傷亡，人民成為餓殍，尤其是在2024年8月以後，過去種族屠殺的地區難民人數遽增，包括原來居住在難民營中的人們。8百多萬人每天挨餓，食物、食用水、醫療用品及燃料，幾乎樣樣都缺。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資料，2023年的嚴重軍事衝突以來，蘇丹難民人數達1千1百多萬，其中包括約850萬人在國內流離失所，300多萬人逃到鄰近國家，其中有120萬人在埃及落腳，71萬人在查德落腳，其他收容蘇丹難民的國家包括：南蘇丹（19萬）、利比亞（18萬）、烏干達（6萬）、伊索比亞（4萬）。其中也有67萬人陸續返回蘇丹，住在各地的難民營中。
2024年初聯合國難民署製作的蘇丹難民影片。現在情況持續惡化中。右下角可選擇自動翻譯字幕。
米勒班、鮑曼、門口的陌生人
大衛米勒班（David W. Miliband，1965～）是國際救援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IRC）2018年至今的執行長，也是目前最常被提到的、為世界難民救援發聲的人。他是猶太人後裔，他的父母在納粹進佔比利時的前夕逃到英國；演講中他不時強調，假使當年英國不開放收容難民，今天他不會站在這裡講話。
國際救援委員會歷史悠久，自1933年便開始做難民救援工作，2020年的年度募款金額已超過8億美元，在全球超過20個辦公室，對於難民的健康、教育、政經地位及重新安置等，多所協助。米勒班出身於牛津大學與麻州理工學院，專長是政治學，曾做過3年的英國外交部長，他多次引用教宗方濟各的話，認為解決世界難民的最大障礙，在於「全球化的冷漠」（the Globalization of Indifference），大家覺得問題太大，根本不尋求解決之道。
我聽過米勒班多次談話，才清楚意識到，不僅我自己是難民的後代，過去世界較少國家壁壘、允許自由移民的時代，大家躲避戰禍，或遠或近在異邦尋求蔽護及發展，因此，恐怕全世界多數比例的人，都是難民的後代，而後久居某地，才成為所謂的「原住民」。
米勒班也常強調，世界難民問題是否能夠解決，取決於大家對於「陌生人」的態度，你接受他們，他們就會漸漸成為你的同胞，你不接受他們，他們將永遠流離失所。以現在難民問題的處理效率，難民的第二代已大量在難民營中誕生，即使有幸被某些國家接納，大多數人多半是鄰近的貧窮國家的難民營中度日。
政爭、戰禍仍層出不窮，難民不再是國家境內的問題，而是最重要的國際議題之一。俄烏戰爭自2022年至今，已製造了600萬難民；2024年以阿戰爭至今，已在加薩走廊製造了100萬難民。大多數難民營環境惡劣，難民仍平均必須在那裡停留至少10年，每人每天的蛋白質攝取量，甚至比不上富裕國家中的一隻寵物貓或狗。世界難民明顯是大家人道精神的試探，是人類品德的考驗。
著名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是波蘭猶太的第二代，父母為躲避納粹入侵，曾逃到蘇聯，最後移居以色列。鮑曼曾為當時的蘇聯打德軍，後從事情報工作，退伍後回到波蘭華沙大學教書，在1968年恐怕政爭受牽連，再逃到英國。因為感同身受，他寫過一本關於世界難民的小書《門口的陌生人》（Strangers at Our Door，2016，姚偉等譯，中國人民大學，2018），其中引用了一段康德的話，值得大家深思：
這不是一個慈善問題，而是一個權利問題。友好，意味著陌生人在到達另一個人的土地上時，具有不被視為一個敵人的權利。……而所有人都擁有這樣的權利，是因為他們共同擁有地球表面，在這樣做為一個球體的地球上，人們不可能無限的擴散，並因此最終必須容忍彼此的存在。從根源上看，對於地球的某個特定部分，任何人都不會比他人擁有更多的權利。
鮑曼提醒我們，這是康德講到如何保持「永續和平」的先決條件。「康德從相互友好中探尋可能性，從普遍的和平中尋找前景和希望，以結束相互殘殺的歷史。」可惜的是，經歷了那麼多血腥的國內政爭與國際戰爭，遺留1億2千萬難民之後，「我們仍停滯不前，不能響應康德對於友好性的呼籲。」
大衛米勒班在Ted的演講：難民問題是對我們人格的考驗。那是2017年的演講，當時全世界的難民是6千萬人，而且每分鐘便新增24個難民。右下角方塊可調整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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