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先知：弗洛姆傳》（The Lives of Erich Fromm：Love’s Prophe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已出版超過10年，直到2019年才出現中文簡體字版。以佛洛姆著作在台灣繁體字中譯1970年代到1990年代出版的盛況，以及2015年以來的重譯及新譯受歡迎的程度，《愛的先知》早應出現繁體字版。它不但是一本條理分明的學術傳記，也詳細記載了佛洛姆個人的情史，兩相呼應，允許讀者從同理的過程，了解到他的多層次創作背景。
《愛的先知》簡體字版（鄭世彥、計羚譯，中國友誼出版社，2019）的兩位譯者，鄭是中國華東師範大學心理學碩士，計是英國伯明翰大學心理學碩士，將這本傳記非常到味的譯成中文，每個思想的轉折，每個情緒的變化，佛洛姆的動機與行為，相關人士對他的態度等等，裡裡外外，凡是中文可能表達的，除了幾個小地方，把應該譯為「生命」（life）譯為「生活」之外，便稱得上是中譯著的全壘打了。
佛洛姆的社會批判論述，在他生前出版15本，沒有一本銷量少於100萬冊，其中《愛的藝術》在《愛的先知：弗洛姆傳》出版時已銷售超過2,500萬冊，至今已突破3,200萬冊。身為一位版稅驚人的暢銷作家，除了為讓當時嚴重精神失調的第二任妻子赫妮格蘭德（Henny Gurland）過得舒適些，在美國佛蒙特州本寧頓（Bennington）蓋了一棟豪宅之外，他從未享受任何奢靡的生活，並將巨額版稅陸續捐給社會運動團體，特別是致力於和平的團體，其中最著名是幫助各國政治犯平反的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與反對核子戰爭的理性核戰政策國家委員會（ th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a Sane Nuclear Policy，簡稱SANE）。從1950年代起，籠罩歐美國家的最大陰影，就是美國與蘇聯（俄國）之間的核彈對伺，一旦發生，足以毀滅地球好幾次。
即便如此，《愛的先知：弗洛姆傳》的作者弗里德曼（Lawrence J. Friedman，1940～）仍在書中批判佛洛姆，借用與佛洛姆夫妻長住的格蘭德兒子約瑟夫之口說：
佛洛姆與格蘭德都已經45歲了，他們並不打算生孩子，而此時約瑟夫也長大成了人，他一直很納悶為什麼要建一所這麼高大的房子。這似乎與他們對於消費主義的反感是南轅北轍的。
學者為心、記者為筆的傑作
弗里德曼寫作《愛的先知：弗洛姆傳》長達十年，之前他身為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寫書並非正職。在這本書之前，他寫過《梅寧哲家族及診所》（Menninger：The Family & The Clinic，1991），這位以私人診所聞名的偉大精神分析師，自己也著書立說，但是如果缺少這本傳記，讀者當然不會曉得，精神分析曾是一個篳路藍縷的行業，每一步，都存在對抗無知與錯誤常識的艱辛。
弗里德曼還寫過在心理治療業界十分叫好的《自我認同的建構者：艾瑞克森》（Identity’s Architect：A Biography of Eric H. Ericson，1991，廣梅芳譯，張老師文化，2001）。這位研究人類心理發展理論的心理學家，影響深遠，卻一直很神秘，是弗里曼打破了他的朦朧面紗。
能夠將佛洛姆寫得細微深入，經驗來自前面二書。弗里德曼不但本身是學者，還兼具報導寫作者的敏銳嗅覺，這本著作以及他前述兩本書，都不只是書齋中的勤耕成果，而兼具了數十位相關當事人訪談，是從大量資訊中爬梳出來的，故厚達近400頁。
弗里德曼的真正目的，是要寫出佛洛姆做為一個世界聞名的學者與作者，他的「社會性格」（佛洛姆最有名的主張）是從何形塑的，那麼，他的情感教育之演化內容，例如與三任夫人、兩位情人的交纏經過，以及與同僚的學術互動情形，例如書中寫得較詳確的，是佛洛姆與馬庫色（Herbert Marcuse，1898～1979）及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1892～1971）的交鋒紀錄，當然都應列入追索。
從書中溫煦卻刻畫深入的報導，讀者所進入的世界，其實與這半世紀以來整個美國的社會心理學界或精神分析學界有關。例如前面講到佛洛姆起蓋豪宅，作者提到佛洛姆用了他的工資，加上向朋友理斯曼（David Riesman，1909～2002）借了一筆錢，才搞定此事。
這位理斯曼，在1950年代與1960年代可說是美國最拉風的社會學家，他與同僚合著的《寂寞的群眾》（The Lonely Crowd，1950，蔡源煌譯，華新，1974），不但在美國成為暢銷書，在台灣的中譯本也曾多次再版。該書對於美國中產階級的針砭，等於接續佛洛姆剖析的西方低層中產階級的革命潛能，毫不手軟的打擊當時新興的消費主義。
寫及佛洛姆的第二任妻子赫妮格蘭德時，弗里德曼除了細述這位二戰前傑出的德國社會行動家及攝影師之受害過程，也不忘帶上班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當年就是格蘭德帶著兒子約塞夫，和班雅明一起從奧國徒步越過法國與西班牙邊界，打算從里斯本坐船到美國，卻遭到西班牙守衛攔截，格蘭德在火礮射擊中，身上留有無數彈藥的金屬碎片，一度使她無法行走。而更慘的是，三人在監禁期間，班雅明風聞將被送返給法國的親納粹維希政府，遂吞下預藏的毒藥自殺了。格蘭德參加了班雅明的喪禮，之後因得到守衛軍同情，釋放她及兒子到里斯本。
格蘭德是1940年到達紐約的，1941年開始與佛洛姆交往，1944年結婚。佛洛姆這時承擔起繼父責任，替約瑟夫出大學學費。三人享受了幾年的幸福生活，格蘭德也逐漸拾起她的攝影專業，但好景不常，長年的多種挫折使她情緒起伏劇烈，加以身體病痛不良於行，最後出現了精神分裂症的病徵，1952年她割腕自殺。弗里德曼這時寫道：
可以肯定，在1952年年中到1953年年初，佛洛姆與別的女人有過幾次短暫的性關係，他徒勞的希望她們可以讓他『擺脫抑鬱的情緒』。
這些女人對佛洛姆的激勵
弗里德曼在《愛的先知：弗洛姆傳》書中也適度介紹了佛洛姆與心理學家霍妮（Karen Horney）及舞蹈家鄧翰（Katherine Dunham），這兩位女性在佛洛姆的壯年，於公於私，都曾在他的生命烙下可貴的印記。
心理學家霍妮鼎鼎大名，是新佛洛伊德學派的社會心理學先驅，她年長佛洛姆15歲（佛洛姆的第一任太太Frieda Reichmann，大佛洛姆11歲），以研究精神官能症著稱。書中詳述，霍妮及蘇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是佛洛姆發展出他獨門的精神分析理論之關鍵人物，兩人都比佛洛姆大，也都具備醫學學位，當美國精神分析業界眼紅於佛洛姆的世俗成就，以他沒有醫學學位大力排擠他時，兩人都是佛洛姆的精神支柱。
鄧翰則更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人物。生在美國芝加哥，她既是舞者及編舞者，更是人類學家與社會運動份子。佛洛姆深深被她吸引，在寫作《逃避自由》那幾年，主要是鄧翰與佛洛姆作伴。弗里德曼不慍不火的寫道：
學者們傾向於把佛洛姆與鄧翰的關係，視作一種跨種族的性歡愉。然而，鄧翰讓佛洛姆見識了一位非洲裔美國女藝術家的創造力、生產力及洞察力。……也許在佛洛姆人生的那段歲月中，比起蘇利文及其他女人，鄧翰更多的喚醒了他對創造力、美、自發性和自由奔放的理解。
不過，《愛的先知：弗洛姆傳》除了大量著墨於佛洛姆的感情生活之外，作者也不忘提醒讀者，正是佛洛姆最後一段與安妮斯佛里曼的（Annis Freeman）幸福美滿婚姻（1953～1980），造就了佛洛姆寫作《愛的藝術》的誘因。換句話說，佛洛姆的文化成就，與他背後這些長年互動的女性們，有相當程度的關係。
當弗里德曼走筆論及佛洛姆的著作時，就沒有那麼寬容了。《愛的先知：弗洛姆傳》是以編年方式來介紹佛洛姆的思想演變，每每論及與著作相應的實際年代及社會現狀，當然，還有學界對佛洛姆立論的撻伐記要。
弗里德曼說，大致而言佛洛姆同意許多說法，卻從未認真回應這些批判。身為一個銷售數千萬冊著作的作者，他早已不是真正的學術中人，他的廣大影響力在於群眾，他有能力化繁為簡，讓群眾理解相關的學術討論，整合為他們自己的認知與動力。這樣一個暢銷書作者，這樣一個政治異議者，不但史無前例，尚且後無來者。
弗里德曼18歲時，有一天在電視上看見訪問佛洛姆，很感到興趣，於是問他父親，有讀過佛洛姆的書嗎？父親轉身指著書架上一個角落，不僅僅是一兩本書，而是一落兒好幾本書，問兒子：「你連聽都沒聽過佛洛姆嗎？你是哪國人？」
在2018年訪談中，弗里德曼強調的，仍是佛洛姆書中如同先知般的預言性質，這些性質對於徬徨無主的群眾，至今仍有相當程度的指引作用：
1956年蘇聯大軍開進匈牙利時，街頭的抗議份子流行看佛洛姆的書；1960至1970年代美國各大學進行反越戰示威時，幾乎人手一冊佛洛姆的書；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發革命火花時，突尼西亞的書店裡的佛洛姆著作被搶購一空。
弗里德曼認為，二戰後世人對資本主義的反思，對於各種政治體制內的操縱術之厭惡，佛洛姆的貢獻是無遠弗屆的。
《愛的先知：弗洛姆傳》作者弗里德曼談佛洛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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