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末期、1970年代初期，台灣出現了第一波佛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翻譯潮；1980年代初期到1990年代初期，由於法蘭克福學派的新左思想受到世人重視，佛洛姆幾本關於馬克斯的著作，也以新譯或盜版問世；30年後，21世紀20年代中期，台灣開始重譯或新譯佛洛姆經典及他過世後幾本新作，同樣受到歡迎。
超過半世紀，尤其是資訊相對匱乏的20世紀中期，佛洛姆始終像是一條纜線，牽起了台灣讀者與世界社會心理學思潮的聯繫，此外，無論是關於佛洛伊德理論的爭論，或是馬克斯理論的檢視，他總是能夠提供梗概，讓我們不致於全然陌生。
以下是佛洛姆半世紀以來在台灣出現的譯作：
《人類新希望》（孟祥森譯，志文，1968）
《愛的藝術》（孟祥森譯，志文，1969）
《希望的革命》（譯者不詳，環宇，1971）
《論佛洛以德》（林心智譯，環宇，1971）
《人性的最終發展》（孟祥森譯，有志，1971）
《心理學與宗教》（欣瑜譯，有志，1971）
《自我的追尋》（孫石譯，志文，1973）
《夢的精神分析》（葉頌壽，志文，1974）
《逃避自由》（莫迺滇，志文，1974）
《人類破壞性之剖析》（上下冊，孟祥森譯，水牛，1975）
《理性的掙扎》（陳琍華譯，志文，1975）
《弗洛依德的使命》（孟祥森譯，水牛，1980）
《為自己而活》（陳秋坤譯，大地，1981）
《禪與心理分析》（與鈴木大拙合著，孟祥森譯，志文，1983）
《自我的追尋》（孫石譯，志文，1984）
《在幻想鎖鏈的彼岸》（張燕譯，出版者不詳，1985）
《馬克思關於人的概念》（徐紀亮、張慶雄譯，1987）
《生命之愛》（林逸仁譯，南方叢書，1988）
《生命的展現》（孟祥森譯，遠流，1989）
《精神分析的危機》（程實定，結構群，1990）
《禪宗與精神分析》（王雷泉、馮川譯，遠流，1990）
《超越佛洛伊德》（于人瑞譯，志文，1991）
《人的心》（孟祥森譯，有志，1992）
《心理分析與宗教》（林錦譯，慧炬，1992）
《逃避自由》（劉宗為譯，左岸，2015）
《自我的追尋》（林宏濤譯，木馬文化，2015）
《愛的藝術》（梁永安譯，木馬文化，2021）
《人類破壞性的解析》（梁永安譯，木馬文化，2022）
《聆聽的藝術》（梁永安譯，木馬文化，2023）
《存在的藝術》（梁永安譯，木馬文化，2024）
儘管書目如此眾多，還必須加上幾本出版的碩、博士論文及論佛洛姆的專書，他卻始終是台灣讀者最不了解的作者，譯作的作者介紹往往寥寥數語，即便稍加詳介，也僅是針對他著作的內容與影響，很少趨近他個人生平，做任何他的思想演化之敘述或整理。這大概和他的謙虛自持有關，認為無需有勞讀者細究他的個人經歷，大凡就寫作論寫作，才是最重要的。
直到佛洛姆1980年去世後，他生前若干訪談陸續發表，或文字、或影像，多多少少透露他生命過程的關鍵發展。網路發達後，佛洛姆的相關資訊彙總，在舉世滔滔的精神分析師或社會學家中，恐怕是名列前茅的，1985年以後又有位於德國的佛洛姆國際會社（International Erich Fromm Society）成立，成員超過650人，三分之二是德國人，資料庫的建制日益成熟與龐大，自不待言。
閱讀有關他人在佛洛姆生前或身後所撰寫的懷念、評論文章或訪談，讀者對於他受到尊崇與愛戴的程度，應大致有點概念。其中扈利（Gerard D. Khoury，2038～2017）的24頁訪談，我認為是其中最值得參考，以下略做介紹及解說。 
人的發展必須有倫理性
扈利是黎巴嫩人，1960年他讀完佛洛姆的書（《逃避自由》、《自我的追尋》、《心理學與宗教》、《夢的精神分析》、《理性的掙扎》、《愛的藝術》、《佛洛伊德的使命》、《禪宗與精神分析》，依出版年代順序）之後，寫了封信請出版商轉給他，很想拜訪他談談。佛洛姆回信了，告訴扈利，目前住在墨西哥，如果要談就必須來墨西哥，可以代為安排住宿。扈利欣然赴約，佛洛姆見到他嚇了一跳，本以為是個教授什麼的，原來是個20歲出頭的大學生。
佛洛姆1949年落腳墨西哥，在國立墨西哥自治大學教書，並於該校的醫學院成立精神分析部。1957年到1961年也在美國密契根州立大學兼課。他在墨西哥自治大學教到1965年退休。扈利拜訪他時，他已因前述的幾本暢銷書，尤其是《逃避自由》、《自我的追尋》、《理性的掙扎》、《愛的藝術》4本書，聞名世界。為什麼像扈利這樣的年輕人會讀他的書，他很有興趣聽聽。
扈利是黎巴嫩人，從小在宗教衝突與戰爭威脅中長大。或許由於佛洛姆的成長背景有點類似，一談開了就很投合，每天下午5到7點，佛洛姆為扈利做密集的精神分析，晚餐往往就在佛洛姆家，天南地北，輕鬆的聊天，兩人度過一個頗為充實的暑假。
1969年，扈利著手翻譯佛洛姆的《希望的革命》法文版，那段日子扈利很開心，一方面請教佛洛姆著作相關的細節，還可以聽到他對原文的附加講解，同時，因為佛洛姆很關心扈利的心智成長，兩人也交換了許多意見。扈利在佛洛姆去世後的懷念文章中說，佛洛姆亦父亦兄，使他解脫了不少心理的困境。當時，扈利已移民到法國，以新聞工作及歷史教學為生，後來寫過不少書，是個知名的公共知識份子。
佛洛姆1978年第三度發作心臟病，扈利給他在瑞士的家中做訪談，是在1978年底到1979年初那幾個月，當時他病況已不樂觀，但是精神狀況仍然清晰，可能因為扈利是舊識，答問時百無禁忌，有時頗能一針見血。佛洛姆向以坦率著稱，但是在這個訪談中，或許自知去日無多，他的直言有時相當嚴厲，甚至帶了點警世的意味。
扈利在佛洛姆1980年去世後20年中，才陸續發表這個訪談，當然也是考慮到佛洛姆的地位，以及相關針砭對於讀者的衝擊。談話有兩個主軸，一是他的真正成長過程，二是他對佛洛伊德精神分析論的我見，間夾他與法蘭克福學派的過從之簡略經過。
佛洛姆的成長過程，過去公開的簡介，集中在強調他來自猶太法師世家，訪談中卻別有意外的講法；佛洛姆寫過至少3本關於佛洛伊德的專書，訪談中卻多處表示對佛洛伊德的不齒，甚至對榮格的不屑，令人訝異。
總之，佛洛姆認為人的發展必須有倫理性，否則即使徒有自由，也勢必只能濫用自由，無法達到任何有益於個人或群體的目的。此外，他認為精神分析法做到醫治個人痛苦之後，並不是就結束了，每個病患仍必須努力，重新展開可以實現真正自我的人生，如此方告功德圓滿。
我們每個人都是異鄉人
提到祖父，佛洛姆說他是他們那一代在德文語系國家著名的猶太教律法專家，然而不像一般人以為「rabbi」是祭司，他也就是個博覽群書的學者，靠著經營一家小雜貨店過日子，而且經常告訴上門的顧客：「你沒有別的店可以買東西嗎？為何非來這裡打擾我研習塔木德？」祖父有個兄弟，同樣在當時的德國是個有名的猶太教律法學者。
這些學者雖然以滿腹經綸而遠近馳名，卻都窮得很，他們所生活的社區如果碰巧需要他們的專長，會給個小差事讓他們足以度日，他們每天就是讀讀書，有時教幾個學生，如此而已。史賓諾莎不就是這樣嗎？開個眼鏡行，實際上在研究哲學。可是祖父又偏偏生養眾多，真是窮得可以，父親後來只好做上了酒商。
據佛洛姆回憶，父親不喜歡自己的職業，也不愛讓親友跟他買酒，因為他不喜歡把自己的職業與私生活混在一起。或許就在這種氣氛下，佛洛姆從小就覺得那些一輩子只知道賺錢的人很奇怪，難道沒別的事可以做嗎？「我替他們感到慚愧。」
佛洛姆說，他誕生在20世紀之初，卻好像生活在中世紀，因為他身邊的人，尤其是正統的猶太人，都是那樣過日子的。雖然他和其他同齡的德國孩子上同樣的學校，接收同樣的教育，可是他相信的仍是正統猶太人的價值觀。「這對我而言，是個最重要的傳統。」
因此，佛洛姆形容自己就是個「異鄉人」（stranger），他認為這樣反而好，聖經舊約利未紀（19：33）強調，「若有外人在你們國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負他。和你們同居的外人，你們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樣，並要愛他如己，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做過寄居的。」而異鄉人走到世界的每個角落，都應該同樣自在，因為每個國家的每個人，先祖都做過異鄉人，世界本來就是超級的異鄉，人人都是異鄉人，理應珍惜所在的家園。
佛洛姆回憶，在15、16歲時，他參加過錫安主義青年團，受過猶太人回返以色列建國思想的密集洗禮，一度頗為活躍，但是到了18、19歲，有一天他在該組織的集會場合公開演講，說「猶太民族主義，並不比納粹國家主義高明到哪裡去。」他說，講那話可需要很大勇氣的，他日後經常以此自傲。
佛洛姆說，他變得比較有名之後，找他做精神分析的人絡繹於途，但是他規定自己早上寫作，絕對不排門診，下午2點以後才看病，並不希望多賺錢。同時，他也總是做好安排，生活所需絕對不只倚靠單一來源，否則有可能使自己的獨立性受限。他說，佛洛伊德可不這麼想，認為賺多點錢，尤其對有錢的猶太人多收點錢，是天公地道的。佛洛姆不以為然，他做分析的收費只有上限、沒有下限，不希望造成求助者負擔，收費是以對方病情嚴重或普通來論斷，不是以貧富來區分。
他認為自己受到猶太傳統價值觀的影響，遍見他一生的思行。
父親愛他愛到神經兮兮
談到佛洛姆的父母親，他只說媽媽是個一般的家庭主婦，因為崇拜波蘭的帕德雷夫斯基（Paderewsky，1860～1941），他是個卓越的鋼琴家，還當過波蘭總理，媽媽強迫佛洛姆學了好多年鋼琴，而不是他鍾愛的小提琴。幸好他一直把彈鋼琴當做嗜好，直到晚年還經常彈奏自娛。
爸爸呢？佛洛姆說爸爸雖然出入德國社會，並不具備當時中產階級德國人的文化薰陶，譬如說，他沒有讀過歌德，也沒有讀過席勒，日常生活仍遵守猶太教禮法。由於佛洛姆是獨子，簡直被爸爸溺寵上天，成了一個相當任性的青少年。
爸爸並不在乎佛洛姆接受什麼教育，但是太愛他，太保護他，到了神經質的程度，尤其佛洛姆長大後有自己的交遊圈，更使爸爸嫉妒、焦慮到不正常的地步，連帶佛洛姆也變得神經兮兮的。總歸一句，他說爸爸不希望看到他長大，如果他一直是個小男孩，可能爸爸的憂心會少一點，對他的壓力也小一點。佛洛姆甚至說，他後來踏上精神分析之路，和爸爸絕對相關。
佛洛姆高中畢業後，唯一的志願是去立陶宛讀猶太法典大學。他說，學校太遠家人不放心，是他放棄的主因，另外也因為爸爸這邊的家人都不贊成，他們覺得佛洛姆很傑出，應該會有別的成就、別的選擇。佛洛姆便退而求其次，選讀法律。
法律對佛洛姆而言，一直是重要的，雖然在法蘭克福大學僅讀了兩個學期法律，他說，法律像是「凍結的最低限度倫理」（the frozen minimum of Ethics），實際的存在社會中，因此日後他做任何決定，都先想想到底合不合法，然後再想想自己雖然已達標，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多一些，達到更高的做人標準。
佛洛姆並不想從事法律相關行業，1919年開始在海德堡大學修習社會學、心理學及哲學課程（按，一說是他先修習國民經濟學），1922年拿到社會學博士學位，論文是《關於猶太教二宗派之社會心理學研究》。在大學中他認識了引導他進入法蘭克福學派圈子的激進派學生領袖羅威達爾（Leo Lowenthal），並受教於名師如韋伯（Alfred weber）、雅斯培（Karl Jaspers）及德國新康德學派的代表人物李凱爾特（Heinrich Rickert）。
儘管名師如雲，佛洛姆在訪談中最懷念的「老師」，卻是一個幫爸爸做事的加里西亞猶太人Oswald Süßmann，當時，加里西亞猶太人與一般猶太人或德國人都不往來，這人在佛洛姆12歲到14歲時，對於他的教育很在意，常帶他去博物館參觀，等等。佛洛姆說，此人是他此生唯一曾關心過他心智發展的人，可惜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返鄉，搬到其他地方去了。「他極端誠實，非常勇敢，是個正直的人。我對他感激不盡。」
訪談中，佛洛姆提及他被兩位前輩做過精神分析，因為他和爸爸的關係很緊張，他希望找出徵結，但是一無所獲。他所沒提的是，他的第一任太太賴克曼（Frieda Reichmann，1889～1957），是在他接受經神分析師訓練時的精神分析者，她曾說佛洛姆的肺癆起因之一就是他的父親。
「在我自己分析我的父母時，倒是對了解我的精神狀況比較有幫助。不過，日後我從我的病患口中，點點滴滴的看到我自己的問題，所以，可以說我是被我的病患，而非我的醫師所治療成功的。」
社會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及其他
被扈利問及如何與法蘭克福學派接觸，佛洛姆含糊帶過，説當時那是個大家共同研究討論、發表心得的組織。這當然不是事實，不過衡諸美國已是個文化霸權，美國仍在濃厚的冷戰氛圍下，他大概不以為應該說得太詳盡。
終其一生，從佛洛姆的著作內容來看，影響他學思最劇烈的，就是超過2千萬人陣亡、受傷或失蹤的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其中包括5百多萬陣亡士兵。佛洛姆看到戰爭中群眾的非理性，以及人類如何傾向於自我毀滅，這也是他轉向修習社會學與精神分析的主因之一。
歐洲在一戰後，許多猶太知識份子投身於社會主義陣營，佛洛姆雖沒有實際參與各式政治抗爭與運動，卻免不了大量閱讀社會主義相關文獻，包括當時民族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的爭辯，令他感到社會不改造，人的救贖是不可能的，這也成為他後來所有著作的主調。
在修習社會學與精神分析的同時，他並沒有放棄對塔木德的深入，寫的博士論文是《關於猶太教二宗派之社會心理學研究》。根據研究佛洛姆的學者德肯（Kieran Durkin）的說法，他離開研究所之後，幫忙設立了一個叫做「猶太教學機構」（Jewish Teaching Institute）的組織，主要成員包括了一些赫赫有名的猶太知識份子如Franz Rosenzweig、Martin Buber、Gershom Scholem、Leo Baeck、 Siegfried Kracauer，有的是猶太建國主義者的忠實擁護者，如班雅明的好朋友Gershom Scholem，以及立場尚猶豫未決的Martin Buber。
佛洛姆也和後來的第一任太太賴克曼，在海德堡成立了一個專門收治猶太籍精神病患的療養院。他對於馬克斯主義的興趣，在1920年代中期越來越熱烈，尤其是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接受訓練時，與Wilhelm Reich and Otto Fenichel 有所過從，他們後來都將精神分析運用在社會問題的解析上。
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一批知識份子，受到盧卡奇（Georg Lukács）與（Karl Korsch）批判馬克斯機械唯物主義（mechanical Marxism）影響，想知道為何德國擁有那麼龐大的勞動階和高度組織的勞工運動，卻無法實現社會主義，其中的主觀障礙是什麼？
對於這一段經過，在扈利訪談中佛洛姆隻字未提。法蘭克福學派並不如他所言，只是個「大家共同研究討論、發表心得的組織」。1920年代初期，有個名叫菲利斯威爾（Felix Weil）的猶太知識份子，說服法蘭克福大學，成立了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開所後的年度經費12萬馬克，都是威爾從他的阿根廷富商爸爸那裡要來的。因此，威爾可以決定誰來做所長，或誰來教書或擔任研究員。威爾的唯一目的，就是要集中研究馬克斯主義的人才，以利社會改造之用。
沒錯，法蘭克福學派不曾參與德國或歐陸任何政治行動，但佛洛姆確實是支薪的研究員。由於他當時目標是成為精神分析師，便把佛洛伊德的理論用於解釋群眾心理學。法蘭克福學派當時較受注目的成員，如霍克海默、阿多諾、班雅明等，也和佛洛姆一樣，從未有政治參與的記錄，他們的唯一交集就是馬克斯主義及其實踐。這個研究所的獨立存疑，在全歐洲或全世界，都是始無前例。
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在希特勒執政前遷所到紐約，據佛洛姆說，是他自己與霍克海默的主張，其他成員則多少心存觀望，但果不其然，希特勒上台後便大行整肅，許多研究所都被關閉，研究經費沒收，納粹開始在學術圈迫害猶太知識份子。佛洛姆1933年移居美國，1940年拿到美國公民身分，儘管他曾在一些美國最高學府擔任客座教授，也破例參與過少數政治活動，1952年仍決定落腳墨西哥，為中南美洲培育精神分析與政治革命人才。1950年代後期，佛洛姆重新掀起討論羅莎盧森堡的熱潮，這是他假使人在美國所無法做到的。
當然，晚近也有若干研究，認為佛洛姆所服膺的「馬克斯主義」，並不是原始的馬克斯主義，而是他20來歲時，在德國接觸到的塔木德學者Salman Rabinkov（1887～1941）或Hermann Cohen（1842～1918）的社會主義。這些學者主張，社會主義理想其實來自於舊約彌賽亞主義，鼓吹獅子可以與羔羊和平共存的舉世和平思想。
可是隨著年歲增長，佛洛姆已覺悟，要經由耶穌基督來實現宗教式的救贖，是不可能了。他隨後逐漸推衍出一套獨有批判理論，認為馬克斯與佛洛伊德兩人的理論，都提供了彌賽亞式的救世幻想，必須打破他們的思想，才可能重新起造社會或個人的新契機。
佛洛伊德的真正貢獻
過去，精神分析界流行過一個笑話：在閉鎖的精神病院裡，病患與醫師的唯一不同，就是醫師持有出入的鑰匙。佛洛姆在訪談中，譏誚的告訴扈利，「現在，你可以把這笑話改成，病患與醫師的唯一不同，在於病患是付錢的人，醫師是賺錢的人。」
佛洛姆說，他接受完柏林精神分析學研究所的佛洛伊德精神分析術訓練，包括通過他們對他個人的精神分析，就等於是畢業，可以自行開業了。「當時除了佛洛伊德，人人必須經過其他精神分析師分析，才可以開業，當然，佛洛伊德本身是個例外，據說他是透過他自己的夢，給自己做過了精神分析。」
起初（1928）佛洛姆並不喜歡這個行業，每天聽完病患講完他們的困擾，都覺得自己好累好累。他於是想，這裡面一定有什麼問題，「我必須調整自己，這樣做分析太愚蠢了。」他說，佛洛伊德那套精神分析，還是申請專利的，大家都必須照他規定的程序或方法來做分析，例如說，病患必須睡在一張躺椅上，不能看見分析師，分析師則必須坐在躺椅病患頭睡的那側外面的另一張座椅上，面朝前方，也不能看見病患。
佛洛姆說，就是經由這一類的、儀式性的規則，佛洛伊德學派的分析師樹立起他們無上的威權或教條，「我根本覺得是鬼打架。其實當病患進來之後，分析師看到他們的舉止，講個幾句話，就已了解了初步。但是佛洛伊德學派認為這樣會造成先見，不夠中立。」
扈利在佛洛姆的紀念文章中曾寫到，他有一雙懾人的雙眼，扈利初見他，就感到他立刻能夠看穿他，並接納他，因而問他：「你不認為分析師的中立很重要嗎？」佛洛姆答道，中立固然重要，卻遠遠不及有效的了解病人重要，而且，人必須透過真正的交談，才可能建立某種互信，讓病患願意坦誠相見，這對於解決病患困擾，應該是更重要的。
佛洛姆提到，當年佛洛伊德身邊有兩位很犀利的分析師，費倫齊（Sándor Ferenczi，1873～1933）和Georg Groddeck（1866～1934），都建議佛洛伊德必須調整分析的規則，但是他完全聽不進去。尤其是費倫奇提議要表現出關愛病患的態度，簡直把佛洛伊德嚇壞了，或者當時民風保守，精神分析又是個新行業，他很怕外界產生這其中有什麼男女情感授受的不當聯想，總之，他連病患離開診所時，費倫奇禮貌的親吻病患道別，都認為是不得了的錯誤，必須立刻糾正。
「佛洛伊德是個很政治化的人，總是先想到外界的觀感，遠甚於病患的利益。」佛洛姆這樣告訴扈利，「因為這兩人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他們比較像人，比較可以同理人，用人性的角度來揣想問題、解決問題。相反的，佛洛伊德身邊那群唯唯諾諾的所謂知識份子，不像這兩人把病患當成可以直接、真心相待的夥伴，而是當成個物件或對象，透過夢啦、象徵或聯想等等，非常間接的研究病患。」
佛洛姆寫過幾本關於佛洛伊德的書，贊賞佛洛伊德發現且提倡的潛意識之重要，「他的最大的貢獻，就是提醒世人：我們並不像自己想像中那麼了解自己，因此自我追尋必須是終生不斷嘗試的任務。」佛洛姆感嘆，世人僅看到佛洛伊德理論助人解脫精神困擾的醫療功能，無法更進一步以此來增進自己的靈性成長。這就是為何佛洛姆花了很多時間研究宗教，並常說如果佛教禪宗教學得當，成功的自我覺知，反而更能悟道，「真相會使你自由」。
在扈利訪談最後，佛洛姆談到他很想寫一本關於他多年來學習、領悟出來的精神分析術，「再給我5年，應該會比較成熟，但是看樣子必須現在就動手寫了。」
佛洛姆1974年從墨西哥移居瑞士Muralto，雖然晚年身體狀況不佳，仍堅持寫作與接待病患，《人類破壞性之剖析》就寫了6年，在1973年出版，《生命的藝術》出版於1976年，但是精神分析術一書已來不及成稿。
1980年3月18日，佛洛姆在80大壽的前5天，病逝於瑞士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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