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6日珍納馬爾康（Janet Malcolm，1934～2021）在紐約去世，享年86歲。對於華文世界而言，雖然她遺下的眾多傑作，3本已有中譯，但這個名字還是很陌生。對於英文世界而言，她卻等同重量級作家，尤其在美國東岸與英國的知識份子圈，其作品所召喚出來的相關討論，對一般紀實作家已產生振聾發聵之效。
珍納馬爾康是跨界作家、評論者兼報導者，寫作對象從攝影、文學、法律到精神分析皆有。諸多悼念文章中，有人稱她為「一個對調查報導再行調查的新聞工作者」（A Journalist Who Investigates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將她的寫作特色表達得很貼切。
為了寫珍納馬爾康的悼文，我重讀她的3本中文譯作，發現有的導讀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如她作品中最膾炙人口的《新聞記者與謀殺案》（The Journalist And the Murderer，林宗憲譯，1990年英文初版、2011年博雅書屋、2014年五南出版），或許是為了招徠做為新聞系所教科書使用，找了一位相關學者，將此書定義為探討「新聞倫理」。
然而，新聞倫理只是《新聞記者與謀殺案》觸及的諸多項目之一，你也可以說它想探討審判正義等等。馬爾康對於新聞學（如果真有此學的話）的真正貢獻，在於她呈示了新聞報導（或任何紀實作品）中，作者做到相對主觀或相對客觀的雙重困難。該書的主題案件，只是她拿來做為討論「天下是否有絕對真相」的話頭，而書中並沒有最後結論。
《新聞記者與謀殺案》中譯本導讀的結論是：「希望本書譯本的出現，能讓新聞傳播系所學子及所有媒體工作者，再次確認記者在面對司法件時該謹守的分際，不要因為跨越了專業界線而造成良心危機。」呵呵，真是從何說起呀。
珍納馬爾康一輩子的寫作，都是在鼓勵人跨越專業界線，或是述說不跨越專業界線之不可能。當然，作家和其他所有人一樣，不是全知、全能、全善的，無論跨不跨越專業，誤判永遠存在，人性本身就是導致誤判的最大溫床。例如《新聞記者與謀殺案》書中，馬爾康訪問一位獨排眾議的女陪審團成員，此人的觀點有趣，卻似是而非，造成陪審團無法達到一致判決而中止審判。她顯然要告訴讀者，人並非必須言之鑿鑿才能改變現狀。
珍納馬爾康就是喜歡強調，專業與非專業都有其盲點，真相永遠不似表面上的事實那麼一翻兩瞪眼，那麼簡單明瞭。至於所謂的「良心危機」，就永遠是後話了。
麥唐納醫師家的三條人命
《新聞記者與謀殺案》不是馬爾康最引起爭論的作品。早在1981年出版《難以探觸的心：精神分析的不可能任務》（Psychoanalysis：The Impossible Profession，陳系貞譯，究竟，2000）時，她已展現寫作爭議性主題的才氣。表面上看，她的報導作品漫不經心，幾乎違反所有紀實作品的寫作鐵律，對於時、地僅偶爾交代，例如《新聞記者與謀殺案》特別多描寫訪問地點的陳設，即那些受訪者的工作環境，是為了讓讀者多少了解他們的習性。她的真正看家本領仍是思想辯證。
馬爾康生長在在猶太知識份子家庭，父親又是精神醫師，在當年是非常前衛的職業，家中往來無白丁，她對於人的話語中隱藏的詭詐，早已耳熟能詳。她的書，是要大家了解某些主題思辨的轉折，書寫安排的順序有其邏輯，但絕不是依照傳統新聞寫作理論，讓故事透過發生始末，層層有序的展現出真相。
《新聞記者與謀殺案》的緣起是麥唐納（Jeffrey Robert MacDonald，1943～）案。這個刑案，是美國犯罪史上少數真正未解的懸案：1970年2月17日半夜3點多，麥唐諾醫師向他所在地Fort Bragg軍中的直屬單位報案，說是家中遭三男一女闖入，他的太太與兩個年幼女兒都被打死，他自己受傷。警方立刻封鎖現場周遭地區，直到凌晨6時才放棄搜捕這三男一女，後來將他本人列為嫌疑人。同年10月，軍方審檢機構基於證據不足，宣布不起訴麥唐諾。麥唐諾提前從綠扁帽軍退伍後，從東岸遷往西岸的加州，試圖開啟新的人生，直到8年後，在其岳父卡薩（Alfred Kassab）的不斷努力下，法院重起調查，1979年7月16日被起訴，同年8月29日被陪審團認定為謀殺罪，但是由於沒有確鑿證據，法官判決為無期徒刑。
這個案子的後續爭議很多，由於麥唐諾有支援團體，網路上的相關記載非常詳盡，加上媒體推波助瀾，曾出面評論的社會賢達多矣，有的還上了法庭當專家證人。《新聞記者與謀殺案》在書中僅約略介紹該案後，便直接寫進去主題，也就是麥唐納在1979年6月邀請麥金尼斯（Joseph McGinniss，1942～2014）加入他的辯護團隊。這可能出自他律師的建議。美國這樣的先例是有的，重大刑案當事人與作者同時與出版社簽約，一個人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歷，一個人把它整理、補充後呈現給讀者。
麥金尼斯此時已是成名的作家，他的《促銷總統》（The Selling of the President，1968）描述尼克森總統如何被宣傳團隊搽粉添妝，送進白宮，他在該團隊完全不設防的情況下全程參與，事後再大洩其底。麥金尼斯、麥唐納醫師與出版社簽下300萬美元預付款，麥唐納醫師拿預付款的26.5％，以及出版後每本版稅的33％，約定中，麥唐納給予麥金尼斯獨家採訪權，並加入但書，允許麥金尼斯自由寫作，日後不會針對書內容提出任何控訴。
所以，麥金尼斯與麥唐納實際上是「合夥」關係，以致於其中的所謂「新聞倫理」變得十分曖昧。麥金尼斯沒想的是，該案很快就起訴，而且4個月之內便判決了。在審判過程中，麥金尼斯與麥唐納幾乎天天見面，也參與律師團隊的討論，兩人似乎相當投合，直到1979年10月判決後，麥金尼斯才了悟自己對麥唐納所知甚少，而且，輿論風向似乎傾斜於人人皆曰可殺，那麼，他要如何寫這本「暢銷書」？
馬爾康在《新聞記者與謀殺案》論及當時美國出版界的生態是金錢至上，新聞熱潮所至之處，大家都急著想來分一杯羹。她本來和麥唐納案一點關係也沒有，直到1987年9月，接到麥金尼斯的律師孔恩斯坦（Daniel Kornstein）寫給30多位新聞記者的信，說是麥唐納醫師控告麥金尼斯詐欺，因為麥金尼斯後來寫成的書稿，出版前並沒有經過麥唐納過目，書中大揭麥唐納隱私，並藉種種獨家細節將麥唐納塑造成一個反社會人格的人，精神狀況大有問題，並可能隨時失控殺人。而麥尼斯在這本名為《致命願景》（Fatal Vision，1983）的書寫作過程中，因為麥唐納已發監執刑，以40封信和麥唐納稱兄道弟，誘使麥唐納以為他是最好的朋友，對他知無不言、盡情傾訴。
麥唐納顯然是找到了一個幹練的律師，沒控告麥金尼斯誹謗，而告他詐欺。陪審團中6位成員有5位被說服了，認為麥金尼斯簡直比殺了3條人命的麥唐納還可惡。雖然該案因為其中一人不同意而中止審判，被告律師認為有義務提醒這30幾名記者，假使該案成立，「藉此要求記者或作家在寫作與研究期間，法律上有義務必須向當事者透露個人的心境與態度」，可能對憲法保障的記者言論自由造成重大威脅。
既然上綱到憲法層次了，馬爾康才抱著好奇的心情，試著約談麥金尼斯問個究竟。不過，麥金尼斯也聰明，雙方只見過一次面，他知道可能逃不過馬爾康的法眼，說他「不想被審第二次」，乾脆的拒絕再接受馬爾康訪談。
頭已經洗下去了
不但麥金尼斯拒絕訪談，他的律師孔恩斯坦後來也拒絕馬爾康訪談。該案最後以和解收場，麥唐納醫師拿到32萬5千美元和解金，但是麥唐納的岳父卡薩看不過去，另以訴訟進行干擾，據說最後麥唐納僅拿到5萬美元。
山不轉路轉，馬爾康轉而訪談麥唐納醫師本人，取得麥金尼斯那40封寫得黏黏膩膩的信，在《新聞記者與謀殺案》引用了好幾封。信中，麥金尼不惜承認自己有婚外情，以誘取麥唐納承認自己也有婚外情。馬爾康查到麥金尼斯其實有不得已之處，此人用錢無度，寫作《致命願景》期間被各種債務追著跑，而偏偏麥唐納醫師根本就是個平凡無奇的人。馬爾康訪談他之後，很同情麥金尼斯，判斷他可能必須捏造出一個「不是麥唐納的麥唐納」才可能過關。如果主角不夠有趣，誰要來讀一本600頁的磚頭書呢？
馬爾康形容麥唐納言語乏味，只知一味喊冤，說來說去就是那麼幾句話，他可不是俄國小說家杜思妥也夫斯基《罪與罰》筆下的拉斯柯爾尼科夫（Rodion Raskolnikov）。她甚至引用小說家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在《反生活》（The Counterlife，1986）主角祖克曼的話：「多數的人都完全不是原創的，而他（按，作家）的工作就是讓他們看起來不一樣。這並不簡單，如果要讓亨利真的變有趣的話，我就必須去做這件事。」
雖然同情麥唐納醫師，也稱許他在自覺蒙冤的心境下，還能在監獄中安詳度日，但訪問了更多人之後，馬爾康發現，那些自稱了解或厭惡麥唐納的人，一切的印象都來自麥金尼斯寫的《致命願景》，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機會可以親自接觸到麥唐納。而《致命願景》是怎麼產生呢？馬爾康引用一位詐欺控訴中投票同情麥唐納的年輕黑人女士的話，她說：「我最不喜歡的事實是，麥金尼斯的動機只是想寫一本暢銷書，他僅僅關心寫書的事。」
但是馬爾康也引用萬寶（Josph Wambaugh）的話。萬寶曾經當過一年多警察，後來因寫了警探故事大紅大紫，改行專事寫作。他表示：
某些陪審員大作文章提出的問題就是『你是否曾經向一本書的當事者說過謊？』答案是沒有。但是，我沒有總是說實話。我處理過反社會的人、謀殺犯、其他可怕的人──當警察及作家的時候──我絕不會告訴他們實話，儘管我不會對他們說謊。……（例如）這傢伙說：『你可以體會我強暴那13個女人的感受了嗎？你知道我的感受，你當時也可能做同樣的事情，不是嗎？』我會說：『喔，當然，查理，該死的，我都沒辦法戒煙或戒酒，所以我要怎麼去批評你呢？再吃一條巧克力棒吧。』當然，這就是我說的話，以便讓這傢伙多說一點。
閱讀馬爾康的書，要有九彎十八拐的心理準備，然後才可能得到某種領悟，就是事情不是你所想的那樣，你想錯了。不但你想錯了，作者也寫錯了，受訪者更可能講錯了，所有關於「正確」的願景都是空想，你必須再想想，然後再想想，然後再找一些證據，來支持你繼續想、繼續不斷的想……
馬爾康直到去世前幾年還在寫作；至今，我還沒有看過她寫過壞的作品。麥金尼斯因為寫作《致命願景》大賺版稅，此書從1983年不斷再版到現在，而他2014年就去世了，去世前過著很舒適的日子。至於麥唐納醫師呢，已入監服刑超過40年，1991年3月27日他符合假釋申請資格，卻沒有申請假釋，唯一的好消息是2002年他結婚了，對象是一個老師，過去是他的支持者，兩人持續通信數十年。直到今天，麥唐納醫師還關在牢裡。
真相永遠不似表面上的事實那麼一翻兩瞪眼，那麼簡單明瞭。馬爾康雖然同情麥唐納醫師，卻承認每次接到他寄來更多喊冤的資料時，都非常頭痛，那些千篇一律的東西讓她敬而遠之。
至多至多，她能做到的，就是寫下這本《新聞記者與謀殺案》。抱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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