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被社會努力拋棄」的女人──彭仁郁談《卡塔莉娜》（上）｜孫德齡／獨評讀好書

講座的投影片中，有一張卡塔莉娜「字典」的照片。歪斜殘破的手寫字跡，仁郁帶我們一個字一個字辨識。

在此之前，我其實沒有仔細看過卡塔莉娜的字典。作為編輯，我認真讀過打字整理好的版本，有些句子讀了好幾次。可是我沒有讀過書中那些手寫字的照片。我沒有真正意識到卡塔莉娜疼痛的手寫下這些詞彙有多難，人類學者朱歐．畢尤又花了多少時間讀懂它們。

「她咬字很辛苦。大家可以想像，她臉部肌肉一直不斷地萎縮、退化，她為什麼可以講出越來越完整的話語？我相信那是因為有人在聽她講。有人花時間聽她講。卡塔莉娜相信有一個人來，不斷地回來，那個人不只會念她用顫抖的手寫出來的那些像鬼畫符般的字，他會花時間聽懂她要說什麼。」

「於是，她有餘裕好好地把她的句子補起來。」

她說，她寫，因為她知道有人聆聽，有人會讀。《卡塔莉娜》第二場講座，講者是跨界人類學與心理學的精神分析師彭仁郁，關鍵字是言說，但仁郁一直提醒我們的，是聆聽。

卡塔莉娜想跟人溝通，她持續寫她的「字典」。問她為什麼寫？她說，「我寫是為了讓自己理解，但，當然，如果你們都理解了，我會非常滿足。」

當代的「人」，該是什麼樣子？

「在我看來，大家都已經忘記我了。」這是書的第一句，也是卡塔莉娜的出場。她的出場就是關於遺忘。當她的存在被遺忘，其實她就已經進入了一個社會性死亡的國度。「社會性死亡」是《卡塔莉娜》這本書很重要的主題。

回頭看序的標題：「死一般地活著；外表死了，內裡活著。」這句話是什麼意思？「21世紀的人理論上應該是有人權的人，對吧？但我們會發現，當代的人觀進入一個新的領域。當代人的樣貌、何謂當代的『人』，其實是在政治、社會、經濟結構下，是在一個複雜的權力角力場中，重新被塑造出來的。」人類學家畢尤想要了解當代人觀，有人告訴他應該去生命療養院看看。那裡是人類的垃圾場。於是畢尤來到了生命療養院。

「這幾張是2001年拍的，有時候你看得到人的形狀，有時候你搞不太清楚他們是活著還是已經死了。你看到他們身體的狀況，會知道在這裡的人彷彿已經進入死亡當中。他們是被社會遺忘的一群人。」

「生命療養院裡面其實分不同的區塊，中間是蛋黃區，這裡的大樓、硬體設備會不斷翻新。有一定的社會資源投注的時候，這裡好像是有希望的。政治人物投資在這個地方會反饋到自己的政治生涯，他會成為一個大眾愛戴的人道主義者。他會因此換取到更多的政治資源。可是在蛋黃區之外，你就會看到剛才那種畫面。它遊走在所謂『正式治理』的框架邊緣，人的根本性、人的存有在這裡很曖昧。曖昧的意思是這些人彷彿是被這個社會接納的，因為他們有被收容進來，但同時他們又是被遺棄的。他們好像被人記得，但也被世人遺忘。」

這些人被困在接納與遺棄、記憶與非記憶，以及生存與死亡之間。

然後畢尤發現了卡塔莉娜。「因為在一片死寂當中，有一個人不停地在動。一個女性，動作已經不是太靈活，可是她拚命在踩著腳踏車。這女人到底要去哪裡？她哪都去不了。」她在那個意圖殲滅主體性的環境中相當突出，因為她拒絕被簡化為生理問題，也不希望自己經歷的一切被化約為「命運」兩字。她想跟外界產生連繫。

仁郁也是一位田野工作者，所以她描述人類學者進入田野、卡塔莉娜如何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而畢尤又是如何進入報導人生命的過程，非常有感。「每一個人都告訴他，她瘋了，卡塔莉娜是一個瘋子、不要理她。他說，『我試著不把她當作一位精神病患，而是儘管受到拋棄，卻仍排除萬難，希望用自己的語彙去陳述過往經驗的一個人。』」卡塔莉娜身邊所有的人都說她胡言亂語，「但人類學家做了一個賭注，他決定要相信她說的有可能是真的。」

在生命療養院那一片死寂當中，卡塔莉娜看起來好像比較貼近一般人，因為她渴望連繫。但實際上，卡塔莉娜的語言非常破碎，很難讓人相信或貼近。是她的表達有缺陷嗎？仁郁說的是書的內容，但扣連回自身經驗，彷彿她也跟著畢尤一起進入田野，做了一樣的賭注。「可能，但我們好像也缺乏一個可以理解他們的手段。畢尤認為在驗證卡塔莉娜的說法以前，必須能將人作為一個獨立個體來處理，畢竟任何人都無法被完全吸納入體制及群體的運作之中。」

所以，畢尤要用一個人、一個個體的故事，呈現出巴西從80年代末期一直到2000年之後的社會變革。在整個社會制度性轉向的過程中，有的人跟不上這個脈動、有的人在這個脈動中被遺落下來。

畢尤把卡塔莉娜當作一面稜鏡，一面切入複雜社會場域中的政治變動的稜鏡。所以卡塔莉娜不是他的研究對象，他強調自己是在與卡塔莉娜合作，而他在與卡塔莉娜的對話中濃縮出三個問題：1.人的內在世界會如何在經濟重擔的影響下被重塑？2.藥物作為道德技術的國／家內角色？3.是哪種「常識」把這些不健全、沒生產力且死不足惜的個體歸為一類？

仁郁點出，畢尤要說的是在一個由新自由主義所引發的、地方性的社會變遷中，我們的心靈生活、我們的精神生活，人之所以為人的定義、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還有那些我們判定正常或異常、判定好壞善惡時覺得理所當然的背景知識，開始產生了變化。

「字典」是關鍵，也是線索，它指向這個叫作卡塔莉娜的女人在進入生命療養院之前的整個生命──她曾經遇見誰、跟誰的生命產生過連結，然後又是怎樣被這些人劃定成不值得在這個世界上活下來的人。書裡寫到，畢尤決定去找他們，包括她的家人、醫生、機構的人。「這裡面還有心理健康之家的人、有非常認真的工作者，但沒有一個人有能力把她留在家裡，留在屬於人的社會裡。畢尤要去找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她是被我們共同努力拋棄的

畢尤想要知道，卡塔莉娜是怎樣得到這些診斷，她為什麼會被診斷成思覺失調、憂鬱症？究竟是誰決定她有精神疾病？他請卡塔莉娜授權讓他去找各個機構的醫療檔案，他也去和之前照顧過卡塔莉娜的醫護人員談話，去和一些所謂的國民健康照護的推動者、甚至全民心理健康的改革者談話。畢尤發現一件很重要的事。

1980年代末期，正好就在卡塔莉娜被送進機構的那段時間，巴西新頒布的進步憲法中宣稱「健康是所有人的權利」，並主張政府有責任滿足人民這項權利。「憲法規定國民健康的政策一定要是普及性的，全民都要受到一樣的健康照護。這是基本人權。他們甚至推動非常進步的心理健康去機構化運動、社區化心理醫療、社區長照。」

這場講座應該有不少與此領域相關，或起碼是關心精障議題的讀者，而仁郁提醒我們回看台灣，「這不就是台灣正在做的？去機構化、精神疾病去汙名化，我們希望精障者可以在社區近便的就醫、在社區生活，我們希望他的社會網絡不要斷……台灣現在在做的，就是90年代巴西在推動的事情。」「我很驚訝，也覺得很恐怖。這不是一件超進步的事情嗎？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同一時間，巴西在北美的某個國家的帶領下，跟著全球走進了新自由主義。在新自由主義的邏輯下，人的主體性重新被制約了。「也就是說，你必須要有產值、你要維持某種競爭力，你要有效能。這大家都很熟悉，對嗎？如果你達不到、如果你掉下來，你就是拖垮大家的累贅。我們的社會一方面在推去機構化、推所謂的精障人權，另一方面卻在告訴大家這個社會上有多餘的人口，這些多餘人口必須要被放到生命療養院那樣的地方。我們讓這些機構進入自由市場，然後國家收手。大家都在說『社區』，但究竟誰去做社區的事？」

而在書裡，畢尤也逐漸發現，卡塔莉娜不只是從公共系統掉下來。她的被棄，是透過數個社會脈絡的新奇互動及並置才得以實現。她不是掉下來的。是你我的努力，國家、社會，還有家庭的努力，共同努力拋棄了她。

「我們一直說體制會壓迫人。的確是這樣，政策端、官方的價值觀的確很惹人厭。但是，在家庭、在社區，我們的價值觀也同樣地對像卡塔莉娜這樣子的人的社會遺棄做出了貢獻。」

畢尤帶著卡塔莉娜的「字典」離開生命療養院，他去找卡塔莉娜的家人，去找那些她可能待過的機構、接觸過的醫師或各類工作者，他要理解她到底是怎麼變成「前人類」的。「畢尤在機構裡看到她的檔案，覺得益發不可思議，其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卡塔莉娜真的是精神病患。甚至在很多的描述當中都說她很好，或說她只有在剛進去時比較激動。畢尤在卡塔莉娜的醫療紀錄中發現，跟醫生對談的人基本上都是她前夫，關於卡塔莉娜的一切都是前夫的版本。卡塔莉娜說的每一句話，都被當成是一個精神病患的胡言亂語。」

所以，家人──主要是她前夫──說她瘋了，精神醫療機構就根據她前夫的「證詞」，給了卡塔莉娜各種不同的病名。畢尤甚至發現卡塔莉娜很早就跟醫護人員說過她腳痛，「像火燒一樣。但醫護人員說，那就是你的幻覺啊，沒有一個人想到是不是應該要幫她做一下檢查。你會看到卡塔莉娜身體言說的真實性當下馬上遭到剷除，沒有檢驗的必要。」

卡塔莉娜被一種聯手創造出的「常識」排除在外，她逐漸被一種「致死」的語言及其力量所包裹，而此力量就這樣將卡塔莉娜及其話語轉變為一種死去的客體。

「拋棄她很難受，但又能怎麼辦？」

「我們還不知道她發生了什麼問題，但顯然她說出來的話沒有人當真。」卡塔莉娜被遺棄的場域很複雜，裡面有各式各樣的關係，有國家醫療政策的改革，而且是在NGO推動下的改革，「國家退場，照護的工作理論上要回到社區，可是回到社區實際上就是回到家庭。所以畢尤發現了一件事，就是精神醫療的去機構化意味著家庭的再機構化，照護的工作整個丟到家庭。我們的社區並沒有真正的精神醫療，所謂的社安網在社區裡幾乎不存在。」

「這就是台灣的借鏡。我們一直不斷強調精神疾病的根源是biopsychosocial，同時包含『生物心理跟社會面向』，當初全國社區心理健康改革的口號就是『將病態去生物化，將苦難社會化』。瘋狂的是，在這個健康改革的風潮當中，國家退場、改由新自由主義經濟主導，反而徹底地把人異化了。改革者推動的、要讓精神病患成為完整公民的論述，恰好被右派的國家掌權者和資本家拿來進一步製造出一群所謂的『多餘人口』。」

「我們的目標是進步的，但是新自由主義卻會不斷用更精進的方式，讓主體成為自己的宰制者。」

所以呢，卡塔莉娜怎麼說她自己被誤診的這件事？「他們說想治好我，但如果連是什麼病都不知道要怎麼治？……如果我得靠醫生來知道自己的感覺，我就會永遠失去行為能力，因為他們不知道我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不知道我為何生病，也不知道我為什麼痛。他們什麼都不知道。」

對自己的狀況、對自己受到怎麼樣的對待，卡塔莉娜再清楚不過了。可是她進到生命療養院那樣的地方。在遇到畢尤以前，她其實已經很奮力地在活著，但真的是遇到畢尤以後，她才終於能夠把自己內在的種種想法表達出來。

畢尤也試著跟卡塔莉娜的家人們聯繫，所有人居然都願意見他。「後來他終於理解一件事，就是沒有一個人覺得自己做錯了，沒有一個人覺得自己把卡塔莉娜丟在那個地方讓她等死是錯的。沒有一個人在道德上有任何負擔。為什麼？就像我前面講的，因為這整個社會製造出了一個新的道德地景，讓人必須有產值這件事變成一種『常識』，讓卡塔莉娜的被棄變成我們應該做的選擇。就像她弟弟說的，『很難受，但又能怎麼辦？誰要是把她帶回家，就什麼事都別做了。而我們都得工作。』」

就像畢尤說的，「一個井然有序的領域造就了卡塔莉娜的排除。這個領域明定了誰屬於家庭、誰值得獲得醫療協助、誰賺錢，以及所謂『正常』。」而如同前一場講座中也提過的，這個所謂的「正常」，在男性跟女性身上有不一樣的標準。「畢尤說他到卡塔莉娜的弟弟家，發現她的弟弟其實也開始跛腳。他們家其實每個人都有點問題，可是這些弟弟們沒有一個被太太丟棄。他們繼續工作，繼續勉強地工作，但是還是工作。」

「所以是整個家庭在決定誰可以留下來。」卡塔莉娜是被國家、社會，還有家庭的努力，被所有人共同的努力所拋棄的。人的排除，「總是透過家庭完成」。

（下篇請見：她的被棄，讓我們得以想像自己正常──彭仁郁談《卡塔莉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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