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被棄，讓我們得以想像自己正常──彭仁郁談《卡塔莉娜》（下）｜孫德齡／獨評讀好書

（上篇請見：一個「被社會努力拋棄」的女人──彭仁郁談《卡塔莉娜》（上））

仁郁在講座開始時說，她本來想畫卡塔莉娜的家族樹。畢尤幾乎找全了她的家人，也如他所說，幾乎拼湊出卡塔莉娜被送進生命療養院之前的生命。「卡塔莉娜的媽媽也是因為同樣的病死亡，也是因為同樣的病被她的爸爸遺棄、背叛。她媽媽的每一個妹妹，最小的除外，其他的也全都有發病。但上一代的女人沒有一個進到生命療養院或任何精神機構，只有卡塔莉娜。」

除了性別，精神醫療的改革也讓卡塔莉娜沒有辦法留在家裡。「卡塔莉娜被嵌進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那波精神醫療改革風潮，以至於被診斷為精神病患。可是她的上一代的女人們呢？她們被背叛、被遺棄，可是很多想辦法活下來了。」

後來朱歐查出卡塔莉娜得的是「馬查多－約瑟夫病」，在她家族的那個移民群體裡，很多人都得了這個病。「可是她的家族裡沒有一個人認為卡塔莉娜可能只是跟媽媽一樣而已。卡塔莉娜得到的對待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樣。」她結婚的弟弟們有太太照顧，畢尤還介紹他們去做基因檢測，所以她的兩個弟弟都可以申請殘障津貼。但是卡塔莉娜沒有辦法留在家裡。

「卡塔莉娜知道朱歐找到她的弟弟後，就一直要求她要回家去看他們。她還抱著最後一線希望，弟弟會接她回去。但最後沒有一個人要讓她留下來。」卡塔莉娜曾經回家兩次，但是都沒有成功。沒有人開口要她留下來。「她真正害怕的，是家人不要她，她開始說自己是家族的恥辱。」

對家人來說，她也是一種藥

卡塔莉娜的字典基本上都是名詞，絕大部分都是名詞，沒有動詞。「動詞是她的祕密，動詞是她身邊所有過去那些親愛的人對她做的舉動。她全都沒有放進去。『她家人採取的作為就是她字典中遺失的那些動詞。卡塔莉娜成為家庭世界中多餘的人……是移民及都會窮人文化中不必要的成分。』」

卡塔莉娜從頭到尾就是想回家，但她回不去。「在這一點上，畢尤沒有在書裡交代他的心情。我想如果我是他，我可能會有點自責。我為什麼要給她希望？但是這好難對嗎，因為那就是她的願望。既然你已經開始了整個旅程，好像就不可能阻止她回家。」但或許卡塔莉娜從頭到尾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回家。

仁郁接著提到書裡一個非常重要又非常複雜的概念──「藥」。

「想把我的身體當成一種藥，我的身體」──這是卡塔莉娜字典裡的某一句，其實有兩層意思。「卡塔莉娜吞了很多藥，所以她的存在狀態某種程度已經跟這些吞下去的藥合在一起了。這些藥沒有讓她變好，可是你會在書裡看到，她跟一個管藥房的人發生性關係。其實不太能說是愛，但至少這個性的行為帶出了愛的幻想，帶出了她跟這個世界上的一個活人還有連結，讓她的欲望得以存活。藥的需求裡其實隱藏著心理的需求。」

另一方面，卡塔莉娜知道對家人來說，她也是一種藥。「這個家把她當成是一個必須要除去的成分，她的家人因此保全了自己作為正常人、作為健康的人的想像，因此可以回過頭維持這個家的續存。卡塔莉娜很清楚她是被家這樣使用的。她解決了她的家人對於死亡、跛腳、癱瘓的這種日常焦慮。」

有人願意花時間聽，我就有餘裕把我的句子補起來

有意思的是，講座到了後半，我們漸漸感覺到，卡塔莉娜彷彿也成了仁郁的個案。她對《卡塔莉娜》的導讀展現出她臨床田野中兩個相當重要的部分，或說關懷。一是作為一個社會工作者，她點出一個個案是如何被嵌進整個社會的經濟變動、被嵌進精神醫療改革的風潮，以及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我們如何「共同創造」出一種新的主體性、新的道德地景，新的「常識」。我們是怎麼把人變成「多餘的人」。

另一層是作為一個精神分析師，她也試圖「解碼」卡塔莉娜的字典：

「……我試著不把她當作一位精神病患，而是儘管受到拋棄，卻仍排除萬難，希望用自己的語彙去陳述過往經驗的一個人。我必須找到方法去解碼她生命及語言中的真實，然後把這些語言重新連接回特定的人物、地域，以及她所參與過的事件──也就是她無法擁有象徵性權威的那段經驗。」

仁郁放出一張卡塔莉娜「字典」的照片，「她的字長這樣。我貼出來是為了讓大家知道，畢尤的挑戰有多大。首先，拿到這些字的時候，你要有覺得她在寫什麼。然後你要認得這些字，你要一個一個去了解這些看起來像是塗鴉的字拼起來是什麼意思，而且有些搞不好她還拼錯了。」

「這樣一個連小學文憑都沒有的人，你要怎麼相信她寫出來的東西是有意義的？」但，精神分析師最喜歡的，就是破碎的語言，「你會想要看看她到底意義指向何處。」仁郁也試圖解讀，試圖帶我們連接回卡塔莉娜生命中特定的人物、地域，以及她所參與過的那些事件。

我指間的筆就是我的作品／我被判了死刑／我從未說服任何人而我有這個權力／這是我的大罪／是一個無從補救的句子／而小罪／是我想要分開／我的身體和我的心靈

想把我的身體／當成一種藥／我的身體

殘疾在我的腿裡／風濕在我的頭裡／癱瘓在我的手臂裡／脫落的手腕

「這裡有一個非常巧妙的displacement（換位），『殘疾在我的腿裡／風濕在我的頭裡』。不是精神病，是風濕。」

女人／僕人／上帝的僕人／我侍奉陰莖／然後啟程／我侍奉一個男人／我的父親／我是匱缺的／我是合法的

「她很有可能小時候被她父親性侵。卡塔莉娜曾經跟畢尤講過一個像是幻夢的場景，有大野狼，她講到童年場景時，曾出現過一個大野狼摩擦她的場景，那時畢尤就隱約覺得這是不是亂倫，後來果然就在她的詩句裡面出現這樣的句子。」

神聖的家庭／長不出好果子的樹會被砍掉／然後丟進火裡／男人和女人離開父親和母親後合為一具肉身

貨物的部分承包契約／婚姻的部分承包

離婚／宗教／公共登記／分開身體

結婚證書／公民紀錄／文件／個人資料

「很有趣的是，有時候她好像快要講些什麼的時候，又會出現一些俗世的物件，彷彿她不想要你太貼近她內在的狀態。當然，這也有可能是因為她的聯想。她的情感關係被離婚斬斷，她有非常多的這種文件。另一方面她也認為自己之所以會被趕出來、回不了家，是因為她的文件被扣押。所以她一直覺得只要做兩件事情，她就可以回家：腳好起來、找回她的文件。她把寄託都放在這兩件事情上面。」

去感覺愛／孤獨的愛／遵循孤獨中的渴望／愛是被棄者的幻覺

「這是最令人心碎的一句話。她知道她自己在跟那個管藥房的人做愛的時候，她感受的到愛是幻覺。但她需要這個幻覺。」

我寫，然後你找出一條通往這些字句的路

仁郁最後停在田野中的移情跟反移情。「他們的對談持續了很久。有一次畢尤問她，到底為什麼叫它字典？她說，『書裡面的故事已經寫好了；字典卻必須由我來寫，我得創造故事。你懂嗎？』你們懂嗎？其實很難懂。」

畢尤的這個問題，卡塔莉娜其實給了好幾次不同的回應，有一次的回應是因為她要記住這些字，不然她會忘記。「她很怕自己忘記腦中的那種情緒。可能是因為藥的影響，有時候卡塔莉娜的記憶不是很明確，她會希望畢尤把一些字記下來。後來你會知道，她其實在記她的人生。」書的第六部，那些看起來謎樣的、堆砌起來的詩句，「真的就是她的一生。」

我寫，然後你找出一條通往這些字句的路……透過所有可能的方式。

畢尤每次看到卡塔莉娜就會給她新的筆記本。「最後他問她說，『你是為了自己寫，還是為別人寫？』她說，『我現在寫的這個……或許是為你而寫吧，我也不知道。』」

其實，畢尤的名字在字典裡出現過好幾次。「我覺得畢尤會這麼被這個女人吸引不是沒有道理，她的每一個字都在挑戰我們既有的邏輯。她真的就是一個詩人、一個藝術家，她在挑戰你既有的『常識』。而畢尤作為一個心理人類學家，或是一個相當受精神分析影響的人類學家，他對這種一直不斷挑戰既定秩序的書寫、對這種創造性，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朱歐・畢尤／現實／卡琪妮（Catkini）／給我這只酒杯那麼我會喝裡頭珍貴的液體／動物性渴望

「如果是基督徒就會知道，聖杯裡面是基督聖血，『珍貴的液體』是指基督聖血，如果你要我喝的話，『我會喝』。耶穌最後晚餐喝的那個苦杯也是這個。他知道他必須犧牲，他知道他將面臨自己的死亡，面臨自己的被摧毀，受苦、受難。雖然他知道這是神的計畫，但當自己的肉身要去經歷那樣的苦難，耶穌是恐懼的。」

「卡塔莉娜是個教徒，她在引用這些字句的時候其實知道這多層的意義。不只是基督的血救贖了她，基督的血為眾人傾流的時候，他為所有的人背負罪惡。卡塔莉娜知道她為她的家人、為所有的人背負這個罪。她知道她是被犧牲的人。」畢尤沒有提到這個部分，但仁郁作為一個精神分析師跟一個教徒，「我在她的書寫裡看到了這些。」

「或許是我的投射，但我覺得畢尤是用另一種方式在做卡塔莉娜的精神分析。大家可能會以為精神分析只是不斷地講話，『分析』好像就是分析對方話中的意涵，還有意涵後面的意涵。但其實不是。我的分析經驗比較像卡塔莉娜寫詩。在分析中湧現的話語是一種詩意的話語。」講座至此，仁郁提及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

克莉斯蒂娃認為在分析中說出的話語永遠介於意符跟象徵之間。「意符是無法言語的，是語言前的感官經驗。它在你的身體當中，它是你每時每刻的情感經驗、關係經驗，觸碰到另一個靈魂那樣的經驗，但是它說不出來。痛苦說不出來，愛也說不出來。即使如此，每個人還是很努力地要說，但我們必須找到一個人，一個可以讓自己有辦法把感官經驗跨越到語言的人。得要有一個人耐心等待你去做這樣的事情。」

「對我來說，這就是一個精神分析師的工作。」

這些人是希望被記得的

「卡塔莉娜說畢尤是『標記時間的人』，精神分析也是如此。精神分析也是不斷地回來，分析者會回到分析師的面前。畢尤會回來，然後他會給。他給了卡塔莉娜分析的空間，他給了她可以塗鴉的筆記本。所以當畢尤出現之後，卡塔莉娜就不會只是為她自己寫。」仁郁將畢尤與卡塔莉娜的關係映照到自己的分析經驗，她說在分析情境中也是如此。當有一個人在聽，雖然這個人沒有講話，雖然有時候你覺得自己好像是躺在沙發上自言自語，「可是它的意向性永遠已經朝向另一個人了。」

「我相信卡塔莉娜在書寫的時候心裡知道有人會閱讀它，所以她持續不斷地寫。她早期的書寫跟後來的其實有很大的變化，你會看到她的進展，她內在的世界逐漸開闊了起來，她的象徵性跟豐富的意象性不斷地湧現。」

「我相信這是因為她知道有人在聆聽，有人會閱讀。」

書的最後是畢尤在2013年新版補的後記。他提到自己遭受的質疑，有人質疑他「為什麼不讓卡塔莉娜這個可憐的女人安息啊」？同樣從事創傷研究的仁郁對這種質疑相當熟悉，也相當有感。「我們永遠都會受到這樣的挑戰，好像你不該去打擾這些人。我回到台灣做的第一個研究是慰安婦的戰爭性創傷，然後我在研討會上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也是這個，『你為什麼要揭這些阿嬤的瘡疤？』彷彿我們不應該再去問她們這些。可是這就是完全誤解了研究現場。如果我們想像研究只是觀察，有距離的、客觀的觀察，完全不涉入情感，你當然會以為你在打擾她，你當然會以為自己是站在一個知識的高度在揭開她的瘡疤。」

「但如果你是一個人類學家，或是一個精神分析師，你在現場跟主體的位置完全不是上對下，你們是合作的。我從來沒有覺得我在指引我的分析者，是分析者一直在指引我。」

可是依然會不安，仁郁會，畢尤也會。「所以他寫了一篇很長的後記解釋卡塔莉娜希望被記得，甚至當他再回到生命療養院的時候，卡塔莉娜的朋友會繼續希望他們的故事也被記下來。」因為這些人是希望被記得的。

仁郁也遇過這樣的受創者，她們書寫，她們一樣用謎樣的文字書寫。「我完全不知道她在寫什麼。因為真實沒有辦法直接鋪陳在她們的面前，所以她們必須要用幾乎是像編碼的語言，把她們的受苦經驗寫下來。但她們是希望被記得的。她們真的希望被記得。如果她們確定這個世界不會用汙名化的方式記得她們，她們非常希望被記得。」

最後的最後，我們延續了一些關於生命經驗、新自由主義、（不存在的）社區，以及該咎責誰的討論。現在的咎責是否更難？「新自由主義的邏輯會讓掉下來的人自己覺得有罪惡感。我掉下來是因為我不夠好、我不夠努力、我不夠聰明、我不夠……」當它讓你自己有罪惡感，你要咎責誰？畢尤想透過卡塔莉娜揭露的是，在改革進步、甚至是在公民意識抬升的過程中，我們犧牲了一大群人。「可是我們沒有感覺。所有人都是共謀者。」

所以，這是一個關於「人的價值」的問題。我們希望我們對於「人」、對於「主體」的接應，要建立在什麼樣的價值上面？之於這場講座的聆聽，也之於《卡塔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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