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義哲:建立海洋種源庫,從東西吉廊道開始(下)

2017/11/10

澎湖東西吉廊道的魚群。胡裕琮提供。

上篇請見:建立海洋種源庫,從東西吉廊道開始(上)

「東西吉廊道劃設完全禁漁區」一事所引發的系列爭議中,屢屢出現保育人士與漁民之間「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窘境。海洋研究相關單位的報告與漁民第一線的觀察經常有出入,而此問題的根源,在於缺乏足夠的權威單位能夠服眾。台灣海洋業務長年分散在無數個單位,除了常見的「不管地帶」,第一線執法人員也面臨確認轄權的困擾、執法能量不足的困窘、還有缺乏科學實證的壓力。

海洋治理的困境單從東西吉廊道完全禁漁區一案便可看見,缺乏效率、權責不明,都是人力物力資源浪費的主因。加上沒有完善的硬體設備協助取締,極少的資源如何挽救海洋資源的枯竭?若不以科學態度嚴謹而縝密地管理漁業,所有海洋治理政策都只會是「隔靴搔癢」。

筆者一再強調,海洋做為一個完整系統,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行政院應盡速成立「海洋部」,以縱向指揮的模式統整事權;澎湖也應設置海洋局處,透過共享海洋科學研究調查資料,才能有效協調海洋空間與資源使用並落實復育。《海洋基本法》也應該在今年底完成立法。好的制度需要對的人的執行,未來任命海管處長,也應該找「懂海洋的人」來接任,否則解決海洋問題的速度追不上製造出來的問題,而全面政黨輪替也就失去了改變的意義。

▍增強執法能量乃是當務之急,莫讓「國家公園」淪為空殼!

過去政府積極宣揚劃設海洋國家公園的政績,卻連給予足夠的執法警力與設備需求都做不到,甚至值勤員警連潛水衣與裝備都還需要用借的;而影響廣大就業人口的近海海域,也面臨漁業資源衰竭的危機,澎湖的馬糞海膽幾乎在海域裡消失便是一例。去年政府編了25億的漁業「用油補貼」,但我們的近海幾乎無魚可捕,導致漁民在海上瞎忙,一趟出海的漁獲可能連油錢都不夠,這是典型的資源錯誤投放。

如果把用油補貼預算的1/5拿出來,用來補助在地團體巡護、管理沿岸近海,就能有效地從下而上遏止非法漁撈行為、維護海洋與海岸的清淨,而不至於落到今日海洋生態崩壞,沿海、近海無魚可捕這等慘狀。

現在南方四島國家公園只有3名員警、1個管理站,卻要管理35,843.62公頃(358平方公里)的龐大轄區,根本無力應付各種情境,何況海上執法不比陸地?中央若有心要維護海洋、若以海洋國家公園為傲,最基本的警力、執法資源配置都應該補足;同時也應該協調,讓海巡「高雄艦」常駐澎湖南海,確保能捍衛漁權與主權,不再讓中國漁船侵門踏戶來作業。

除了警力的合理化、裝備的更新與補足之外,更重要的事是訓練出對海洋保育、永續發展有熱情的執法人員,才能夠保障制度面的改革貫徹;先前傳出蕭再泉小隊長在執法第一線上飽受壓力,地方民意代表甚至部分執法者,都用各種手段阻撓,一度出現長達27天無船執法的問題,這些亂象都應該一併根除。

▍終結環保人士與漁民的「假衝突」,處理當前海洋資源枯竭的「真問題」

近來「東西吉廊道劃設完全禁漁區」的討論,輿論被導向「觀光與環保對上漁民」的衝突。然而探究近來遍地開花的討論,不難窺見這些實際上不過是「假衝突」,在環保人士、觀光業者與漁民的立場上,其實有共同的目標──追求海洋資源的永續。

將國家公園內3%的面積設立為種源庫,對全體海域所能獲得的效益相當可觀,不但能為漁民帶來更豐收的漁獲,也確保海洋資源得以真正的「永續發展」。今日種種爭執,其實根源自政客與部分意見領袖的躲避、操弄,讓基層的執法員警、環保人士與第一線的漁民相互衝突,藉此免去自身的責任,而海洋的問題依然存在。

在開放溝通的場域用拒絕溝通的態度去面對,從結果來看,恐怕只會更不利漁民自己追求的目標;未來,公部門有責任向漁民充分說明並在推動的過程中落實公民參與,終結過去環保人士與漁民的「假衝突」,共同著手處理當前海洋資源枯竭的「真問題」。

▍完全禁漁區「配套怎麼訂」才是重點

在協作會議上,筆者特別提出「東西吉廊道若劃設完全禁漁區,政府有責任輔導產業轉型,免使漁民生計匱乏」。事實上,輔導漁民朝觀光、農業等產業轉型發展是重要的課題,在讓海洋得以休養生息的同時必須確保人民生計不至於匱乏;未來東西吉廊道若劃設完全禁漁區,政府不能放任漁民不管,應有積極的配套措施來提供輔導,現在已有不少可參考轉型成功的案例。

正如立法委員陳其邁所說,政府有離島建設基金,觀光發展基金,國家公園也可以收費,應該窮盡所有資源和漁民談,觀光客多有助於增加收入,也可輔導漁民從釣魚轉型為護漁。

同時,應先行依國家公園管理法收登島費,將收費標準送立法院決議。未來南方四島國家公園應進一步限定每日進出總數額,並收取「生態保育稅」專款專用,以利促進永續發展;成立基金專戶、設定生態維持專款專用,促進海洋觀光發展與漁業永續利用。

南方四島的周遭海域既然是浮潛遊客們心中的美麗世界,政府必須要有保護海洋的決心,並運用智慧取得平衡,讓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所獲得的經濟利益運用在海洋永續發展中,同時分配給地方,讓利潤回到人民的身上;海洋保育不應該停留在道德訴求的階段,政策的改革必須落實到制度的變遷,讓人民有感、願意投身其中,才有機會達到海洋永續的戰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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