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吳佩珍教授的研究，台灣自1898年起就出現愛爾蘭的新聞報導，以日文版《台灣日日新報》為例，竟高達600多篇，內容均為愛爾蘭如何對抗大英帝國殘酷殖民的報導。
1898年清朝戊戌政變失敗後，梁啟超逃亡日本，獲得政治庇護。他登上日本軍艦時，倉皇中身上連一本書也沒帶，艦長於是送給他一本東海散士（1853-1922，本名柴四朗）寫的《佳人之奇遇》。《佳人之奇遇》為明治時期暢銷的政治小說，描寫主角東海散士在美國留學期間，巧遇愛爾蘭佳人紅蓮與波寧流，後者是愛爾蘭議員巴奈爾的妹妹，故事中也提及巴奈爾如何抗英的精彩事蹟。
梁啟超曾讚譽《佳人之奇遇》是他「腦質最有效力的書籍」，思想體系因此開展，他在橫濱親自把這本書翻譯成中文，發表在他創辦的《清議報》上。當時梁啟超的文章在台灣也同步流通，有一位住在台中霧峰的20歲青年是他的忠實讀者，那人就是「阿罩霧三少爺」林獻堂。梁啟超應該是中文世界第一位引介愛爾蘭政治家巴奈爾的人，而林獻堂透過梁啟超的文字，對遙遠的愛爾蘭有了模糊初步的想像。
同受殖民的愛爾蘭，成為日治台灣的反抗典範
1907年，26歲的林獻堂帶著秘書甘得中初次赴日，希望能夠見到仰慕已久的偶像梁啟超。關於林獻堂如何踏破鐵鞋無覓處，最後在旅館登記簿意外發現34歲的梁啟超過程，徐淑賢教授在〈那一夜，在雨夜的奈良遇見你〉寫得活潑溫潤，摘錄原文如下：
這一切都源於1907年的雨夜。
那一年，是林獻堂初次的日本之旅，為了拜訪梁啟超，他與秘書踏遍橫濱，前往新民叢報館、華僑學校「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均尋訪無果。只好帶著大同學校校長林儒的介紹信，轉往神戶，期待能在華僑同文學校見到心中的偶像。前往神戶途中，林獻堂先在奈良住宿休息。
早春的夜晚，雨淅淅瀝瀝落在旅社的臺階，林獻堂的秘書甘得中倚在櫃臺，一面望著門外、一面隨意翻閱著旅社登記簿。突然瞥見其中有類似中國人的姓名，仔細一看，發現一個是《新民叢報》發行人陳筥笙，而另一個則是梁啟超友人潘博（潘若海）。喜出望外的甘得中連忙找女侍詢問，並在她的帶領下前往旅社三樓。
走廊上，甘得中掏出名片請女侍轉交，正在交談之際，一男子從房內走出，問道：「何事？」
甘得中道：「我是從臺灣來的，想向陳先生與潘先生請教，不曉得他們是否知道梁先生的行蹤。」
男子道：「你找他有什麼事？」
甘得中道：「過去讀過梁先生的文章，心裡很是敬佩，一直希望能親自拜訪他。」
男子拉開房門，邀請甘得中入內，甫一坐下即道：「我就是梁啟超。」
甘得中壓抑住激動，言道：「我有位長輩，目前人在二樓，我請他一起上來。」
等到甘得中帶著林獻堂再次回到房裡，陳筥笙、潘博已經在內，並與兩人問好。
命運的相會，讓口說臺語的林獻堂、使用廣東腔官話的梁啟超，雖然「重譯通辭，有懷不吐」，但至少同在漢字文化圈，還可以經由筆談交換對於時局的想法。席間林獻堂向梁啟超請益了臺灣殖民地的問題，梁啟超以愛爾蘭之例予以鼓勵，雙方筆談的手稿被林獻堂帶回臺灣與林幼春共同閱讀，打開了霧峰林家與梁啟超魚雁往返的起點。
因為1907年那一晚的春雨，臺灣與世界局勢更加緊密地連動起來。
語言不通的林獻堂與梁啟超兩人，當晚透過筆談的內容為何？吳佩珍教授的文章中引用了甘得中的文字紀錄。那晚林獻堂告訴梁啟超，「我們處異族統治下，政治受差別，經濟被榨取，法律又不平等。最可悲痛者，由無過於愚民教育。」而梁啟超則回答：
三十年內，中國絕無能力可以救援你們，最好仿效愛爾蘭人之抗英。在初期愛人如暴動，小則以警察，大則以軍隊，終被壓殺無一倖存。後乃變計，勾結英朝野，漸得放鬆壓力，繼而獲得參政權，也就得以與英人分庭抗禮了。……英國漫畫家繪兩位愛爾蘭人，以一條繩索各執一端，將英首相絞殺。這意味著愛人議員在英國席次不多，但處在兩大黨間，舉足輕重，勢固得以左右英內閣之命運。你們何不效之。
林獻堂這邊，則是「我們聞之，妙不可言，自是銘心印腦，繼請先生來臺一遊。」
梁啟超向林獻堂直言，中國30年內都無能力幫助台灣掙脫日本殖民枷鎖，他要林獻堂效法《佳人奇遇》裡的愛爾蘭議員巴奈爾對抗英國殖民的模式。他認為武力對抗只是徒勞，應培養議員組織議會進而取得關鍵少數地位，如此才能改變日本當局對台的政策方向。這番話讓林獻堂銘心印腦，是啊，台灣人應有自己的議會，這個想法在他心中不斷醞釀，始終縈繞。
（下篇：我所知道的議會少爺（二）：爭取設立台灣議會的林獻堂，卻與他心目中的反殖典範愛爾蘭錯身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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