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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屎刊物」

1947年1月4日,德國戰後最重要的新聞週刊正式發行。今年1月4日為止,《明鏡》(Der Spiegel)創刊70週年,共發行3,650期,37萬8,000篇文章,500部紀錄片及報導短片,歷經2,000位編輯,27位總編。這些數字,為戰後德國的民主化作出了難以衡量的貢獻。

在《明鏡》的漢堡總部大樓裡,牆上銀色的字刻著他們的信念:「說出事實」(Sagen, was ist)。這是週刊創辦人魯道夫.奧格斯坦(Rudolf Augstein)的話,戰後設立這份新聞媒體時,他這麼期待著他的同事們。而70年來,這個週刊確實也堅持說出事實。

1947年,剛剛結束戰爭1年多的德國,在同盟國佔領、指導下積極重建。除了基礎設施的硬體建設外,憲政體制與社會制度這些軟體基礎建設也待上軌道。中央與地方開始著手設計完善的憲政,以保障自由、民主,務使德國不再走上獨裁的老路。而如何建立一個健全的民主文化?除了法制外,自由的媒體是無比重要、卻仍未被重視的環節。當時,三位負責媒體事務的英國軍官認為,應該成立一個品質良好的新聞刊物,便聘用了23歲的年輕人奧格斯坦當總編,辦了一份叫作《本週》(Diese Woche)的刊物,從1946年年底開始發行。

不過,僅僅發行5期後,週刊因為批評了同盟國的某些政策,讓英國外交部不快,下令停刊;三位軍官於是退出媒體營運,把週刊讓渡給奧格斯坦。《本週》改名為《明鏡》,並於1947年正式發行第一期。

此後,《明鏡》的漢堡總部成為記者的聖堂,該週刊招聘了最好的調查記者,揭露了無數政治內幕,在每一次重要議題上提供豐富深入的資訊。這本週刊不只報導與評論政治,也因自身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立場明確,甚至成為政治爭議的一部份。

《明鏡》不屈不撓的調查精神、尖銳的提問方式,使得這份刊物成為同類新聞週刊中最暢銷者,也在戰後大黨逐漸立場趨同時,被許多公民視為唯一重要的反對勢力。也因此《明鏡》幾乎得罪過所有的當權者,例如威利.布蘭特總理說這是個「狗屎刊物」(Scheißblatt),赫爾穆.科爾總理則說,買這份週刊是「浪費錢」(Schad' fürs Geld)。

▋揭露政府的隱瞞,是記者天職還是叛國?

其中一個與政府正面對決的事件,就是1962年時,阿德諾內閣中的國防部長史特勞斯(Franz Josef Strauß)與《明鏡》的衝突。一篇批評德國政府與北約的核武軍事合作計畫的文章,惹怒了國防部長。細節在此不論,我在〈說謊的媒體?──德國新聞界的自由之戰〉這篇文章中簡要地談過這起事件:

德國的專業新聞媒體向來以立場明確、調查深入、勇於報導自豪,而德國基本法第5條也明確保障新聞自由。1962年,《明鏡週刊》刊登了一篇批評軍方的文章,國防部認為週刊涉嫌叛國;10月26日,聯邦最高法院簽發逮捕及搜查令,讓檢察總署以調查洩漏國家機密及賄賂罪為由,協同警方搜索週刊的漢堡總部,並拘禁編輯與發行人。這起戰後德國史中政府干涉媒體的最嚴重事件──或者許多人稱為醜聞──發生後,阿德諾總理在面對國會質詢時,未審先判地控訴週刊是叛國者。而週刊面對國家的強勢不曾屈服,撰刊「他們在夜裡來(Sie kamen in der Nacht)」長文,詳述週刊受突襲搜索情形,搭配發行人被拘捕封面,震驚全國。全德新聞界群起聲援週刊,甚至爆發學運,全德各地民眾上街遊行高喊:「明鏡之死,就是自由之死!」(Spiegel tot, Freiheit tot!)最高法院最後判決叛國及洩密罪不成立,挽救了危境中的年輕的共和國民主。

這個事件是《明鏡》70年來最重要的事件,也是德國戰後民主發展歷史的最重要事件之一。幾十年過去了,這起事件仍然常常在媒體、政界、大學政治學講堂上被提起,當年因為這事件所產生的辯論,構成理解德國政治的重要內容,也成為德國民主進程累積的重要資產,我認為今日仍值得再探討(有興趣進一步理解的讀者可以參閱兩位政治學者Alfred Grosser與Jürgen Seifert於1966年編輯的兩大卷Die Spiegel-Affäre,1,000多頁的文字呈現了當時德國各界對於該事件的激烈反應)。

首先值得思考的是,何謂叛國?當年阿德諾內閣控訴《明鏡》洩漏國家機密,是「叛國」行為(Landesverrat)。可是在什麼情形下構成叛國?政府又能以什麼標準認定媒體叛國,只因媒體揭露了政府不願人民知道的資訊?倘若國家的行為並不正當,還構成叛國嗎?例如當初那些策劃暗殺希特勒的失敗者們,是否犯了叛國罪?或者是義士?(在當時的西德,仍存在不少德國人或者行政官僚認為那是叛國行為。)

當然,西德政府不會認為自己與法西斯政府有什麼共同之處,也堅信軍方的行動對國家及全體國民是正確的,而媒體揭露軍方與北約之間的合作計畫,將損及國家安全。因為媒體這種不負責任的報導,將協助德國的敵人壯大──在冷戰時期,當然就是共產黨人。

▋保密權可以允許政府說謊嗎?

當時最著名的此種立場者,是德國符茲堡大學法學教授封德海德(Freiherr von der Heydte),他認為,即使是民主國家,也不能允許國家機密毫無限制地被媒體揭露,稱《明鏡》之報導為「有意的叛國」(der bewußte Landesverrat),「侵害了聯邦共和國福祉」,因而向檢察總署控告,才引發了後來的檢警搜索事件及後續連鎖事件。當時有不少人也與他立場一致,認為新聞自由不可無限上綱。而這個立場背後最大的支持力道就是冷戰時期的敵我意識:美國有麥卡錫主義,西德也對共產黨小心謹慎,當時的氣氛是,不站在自由陣營這裡的,就將幫助敵人陣營──不管有意或無意。因此《明鏡》即使不是左派,「事實上」將因為其不負責任的報導而幫助了共產黨。

另一個問題是,什麼是國家機密?誰來決定什麼是什麼又不是國家機密?由行政機關自行決定,或者國會也有控制權?而甚至,即使承認國家有極高的保密必要,在「明鏡事件」中,是否涉及政府說謊?保密的權利可以支持說謊、甚至違法嗎?國家機密、媒體自由、國家福祉、行政權力的界限等等之間複雜的關係,都是當時激辯的主題。

當然,即使是在最自由的國家裡,政府也可要求媒體在攸關國家存在的環節上有忠誠義務──這也是當年阿德諾政府對於《明鏡》最主要的控訴策略:《明鏡》違反了媒體在國家存亡上應負的共同責任。但還有另一個問題:即使媒體必須負起某種國家安全的共同責任──且不管國防部與北約的合作計畫是否真涉及國家存亡──能夠合理化阿德諾總理未審先判、對媒體的監聽、以及檢警的強制監禁?《明鏡》發行人與記者在偵查階段被常態性地囚禁(奧格斯坦竟然被囚禁了103天!)難道不是違反人身保護(Habeas corpus)?到底在一個法治國裡,對於個人自由、新聞自由與公民隱私,能夠涉入到什麼程度?

▋媒體的危機,危機中的媒體

為什麼幾十年之後,《明鏡》引發的風波仍然值得思考?

在今年1月份的70週年紀念刊裡,《明鏡》自豪地說,1947年創刊時的精神,是自由、啟蒙與民主。70年來這些價值不斷被挑戰著,但是這個媒體也與民主共和國一起共度了無數難關,即使常常兩者之間的關係並不那麼融洽。可是今日,自由、啟蒙與民主面對的挑戰無比艱鉅,幾乎已經動搖了媒體作為民主國家基石的地位。

首先是「後事實時代」,那些憤怒的讀者指責站在其他立場的媒體為「說謊的媒體」,並把視野轉向錯誤資訊、轉向那些陰謀論,這是個「憤怒的民主」時代(Empörungsdemokratie),嚴肅媒體必須面對的不只是社群媒體、電子化媒體的挑戰,還必須面對憤怒的讀者──或者那些根本連讀者都不是,在閱讀之前就已先認定這些說出令人不安的事實的媒體只是滿口謊言、毫無閱讀價值的人。

這正是這個時代媒體必須面對的讀者變化:當年,認真的讀者排隊購買每一期《明鏡》,讀完每一篇文章,他們之中的某些人忿忿地咒罵「狗屎刊物」,然後還是會在下一期出刊日去書店排隊。無論愛它或恨它,不同立場的國民們都知道了更多,都關心著並辯論著某些同樣的議題,他們知道他們與朋友及敵人都讀著這份週刊,他們是共同體裡異質的成員。可是這個時代裡,虛假訊息、情緒化仇恨發言藉由各種新媒體四處流竄,溝通成為難以企及的懷舊價值,共同體正在瓦解中。

更令人憂心的新聞自由危機,則是極權主義對媒體的迫害──這是在「明鏡事件」之前或之後都從未消逝的危機,也許只要想擺脫控制與監督的權力慾望存在,這危機就不可能消逝。70週年紀念刊裡規劃了「危機中的媒體自由」系列文章,由全球各地特派員報導他們在什麼樣的危險環境下與當地政府對峙,極權主義如何從各個層次侵害新聞自由,有些記者甚至面臨生命危險──2006年10月7日,揭露政府醜聞的調查記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婭(Anna Politkowskaja)就在莫斯科寓所電梯內被殘忍地槍殺。在俄羅斯、拉丁美洲、以色列、埃及、中國、敘利亞、伊拉克、非洲等地,記者都不是受政府歡迎的人物,許多人如幾十年前一樣被認定洩漏國家機密,許多人被視為叛國者,還有許多人連審判都沒有就被定罪。

▋我們正在失去民主

特刊裡也刊登了一篇土耳其重要報紙《共和國》(Cumhuriyet)前總編輯鄧達爾(Can Dündar)專文〈不服從的人就得上法庭〉(Wer sich nicht beugt, kommt vor Gericht),以親身經歷說明土耳其的新聞自由現在如何土消瓦解。鄧達爾目前流亡德國,於2015年被土耳其政府逮捕,2016年以間諜罪判刑6年,因為《共和國》揭露了土耳其政府出售軍火給敘利亞的醜聞,該報也揭露土耳其總統的海外帳戶,批判總統的軍事主義及獨裁化政策。他目前流亡德國,但不願申請政治庇護。

在土耳其時,暗殺者對他發動暗殺攻擊,喚他為「叛國者」。該行兇者在光天化日下對他開槍,他的妻子以及同行議員即時發現制止,幸未命中,但流彈造成同行人受傷。行兇者後竟被法庭以無殺人意圖釋放,並發還護照──而鄧達爾及家人的護照卻被扣押。審判中檢察官求刑無期徒刑,不是因為他做了虛假報導,而是因為他揭露了政府陰暗的秘密。而審理他洩漏國家機密罪的法庭中,兩位認為他無罪的法官皆被解職。鄧達爾被法庭求刑的刑度,與謀殺一樣重。而這一切,僅僅因為他盡了記者天職,批評了政府。

從他的事件可以看出,民主如何易碎。土耳其曾經是人口中穆斯林佔大多數的國家裡最世俗化、最民主的國家,可是就在短短幾年間,快速地失去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成千上萬個記者被審判、被驅離工作崗位,只有願意配合當權者的媒體才能相安無事。《法蘭克福廣訊報》發行人考博(Jürgen Kaube)便撰文呼籲鄧達爾的說法,土耳其已從世俗化民主國家走向伊斯蘭獨裁國家,而歐盟不應坐視不管。這個曾經被認為能夠兼顧伊斯蘭文化與民主人權的國家,這個曾經也證明能與歐洲文化價值對話交流的國家,「我們正在失去它」。

在一個協助建立德國民主與自我認同的媒體成立70週年之際,我們不能不感嘆,這麼多年後,「說出事實」仍然是困難的、甚至有生命危險的任務。而也存在著令人心驚的例子,那些強人與獨裁的暗流有很大機率瓦解一個好不容易建立的憲政共和。我們今日所享有的自由、啟蒙與民主,都不是理所當然的,若不細心守護民主化成果,也隨時有倒退甚至崩壞的可能。

讓我引用《明鏡》創辦人奧格斯坦的名言作結:「我相信,一個有熱情的記者寫文章時,潛意識裡必然想改變現實。」許多冒著生命危險、帶著熱情、真正對得起「記者」兩字的人,以其報導評論勉力維繫住我們正在失去的民主,我真心感謝,他們改變了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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