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觀察

未來買保險,可能出現「基因歧視」嗎?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隨著基因檢測的成本愈來愈低,買保險附贈「基因檢測」時有所聞,到底這種知情權對消費者是喜是憂?

消費者最擔心的,無疑是基因歧視的問題。例如香港至少出現4家保險公司,提供附贈的基因檢測服務,包括匯豐保險在指定保險計劃中可免費進行「ONEdna」測試,可選擇分析慢性疾病風險如心臟病、中風,或癌症風險如乳癌、大腸癌、胃癌等;英國保誠提供「myDNA Pro」測試,檢測二型糖尿病、高血壓和高膽固醇的遺傳風險;友邦保險指定「fitlife」測試,檢測食物敏感、營養需要等資訊;宏利則讓長者危疾保險客戶進行「iGenes」藥物基因測試。林林總總看似優惠,然而一旦基因檢測結果不如人意,保險公司會否利用這類資訊,作為拒保或者加價的理由呢?

另一方面,如果禁止健康、醫療保險以基因資料核保或加保費,會否在長遠造成嚴重的「逆選擇」問題,成為壓垮保險行業的稻草?如《經濟學人》刊文所言「基因檢測威脅保險行業」(Genetic testing threatens the insurance industry),又或者如《紐約時報》報導「新基因測試對保險業構成威脅」(New Gene Tests Pose a Threat to insurers)?在新基因科技革命到來之際,傾向於保護消費者的政府監管,對整體保險業而言會帶來嚴重的監管風險?

基因資訊到底該不該成為保險業者的判準?

一邊擔心被拒保,一邊也害怕逆選擇。監管者如何取捨基因資訊披露與使用,在兩方利益之間取得平衡?中國的《健康保險管理辦法》、美國的《基因資訊非歧視法》(Genetic Information Nondiscrimination Act)都禁止醫療健康保險公司蒐集、獲取或使用基因檢測資訊。不過對於其他險種如壽險、長期護理險等,卻並未明確規定。

根據國際保險經濟研究學會(又名日內瓦協會,The Geneva Association)的研究報告《基因學與人壽保險:監管下的顯微鏡》(Genetics and Life Insurance: A View Into the Microscope of Regulation),目前各國基因檢測的相關監管政策主要是針對就業和健康險兩方面,而其他保險產品則至少存在5種不同的監管狀態,包括:

1.毫無監管;
2.無監管,但保險行業協會有成文或不成文的自律準則;
3.禁止保險公司強制要求客戶進行基因檢測,並禁止保險公司差別對待拒絕進行基因檢測的客戶;
4.對於低於某一價位的保險產品,禁止保險公司使用已有的基因檢測結果;
5.禁止保險公司使用基因檢測結果。

過去,基因資訊成本昂貴而不普及,因此監管規則的空白可以理解。但隨著基因資訊的普及,更精準的基因信息可能更加容易獲得。問題是除了當事人之外,保險公司可以使用這些信息嗎?

若因為基因而被提高保費,可能形成歧視與懲罰

從保險業的角度來看,私營保險市場提供的保險是保障「不確定」的風險。投保人發生風險的機率或許不同,但他們都不確定受保事件是否會發生?何時發生?如果允許帶病投保,那大家可能都會等到有病時再買保險。「逆選擇」與道德風險的問題,將摧毀私營保險市場存在的可能性。

保險的天平上有兩個相對的邏輯,一端是團體互助的邏輯,也就是分攤風險所產生的意外損失,由眾多成員一起消化。相反地,另一端是風險精算的邏輯,也就是保險商根據投保人的風險特徵(年齡、性別、既往疾病、健康狀況、生活習慣等等)來核保和定價。

核保與差別定價的過程,造成了不可避免的「保險歧視」現象:有的人因此而不受保,有的人因此而必須多付保費。弔詭地說,風險精算所造成的歧視,卻是體現保險服務公平和效率的基礎。全球各大學的精算科系一直吸引成績頂尖的學生,也反映了該專業的重要性與價值。並且,有統計研究數據支持的「歧視」,是被平等機會委員會認可的豁免項目。

然而,有統計研究數據支持的因素,也未必一定成為保險公司差別取價的因素。關鍵之一是,基因就像種族、膚色一樣,不是個人所能決定的。因為基因不同而差別取價,並不能夠使一個人改變基因。相反地,對吸煙者收取高保費,可以誘使他們戒煙。對駕駛紀錄不佳的司機收取高保費,可以鼓勵他們小心開車。因此保險差別取價,可以鼓勵投保人改變行為,降低意外發生的風險。

吸煙與否、駕駛記錄好壞,是投保人自己可以控制的,但基因卻不然。

如果保險只談風險精算的邏輯,而忽略了團體互助的邏輯,豈不是變成對倒楣基因(genes of bad luck)的懲罰,造成一種「基因歧視」(genetic discrimination)?不過,私營保險的競爭性本質,無可厚非地使業界更傾向風險精算。如果要把團體互助的邏輯發揮極致,大概只有通過社會保險這條路。例如歐洲、加拿大、台灣等地的全民健康保險,因為有強制投保的特性,因此大大減少逆選擇與道德風險問題。當然,全民健保並非包山包海,而且也不像其他保險一樣提供死亡給付。

在公共醫療比重極高的地方,例如英國、香港,雖然沒有強制全民健保,但近乎免費的公共醫療,確保民眾都可以獲得各種醫療服務,不過代價是大排長龍的等候。而展望快速老齡化的未來,這種等候的時間恐怕有增無減。因此,想避免或縮短等候時間,商業保險仍然不可或缺。

營利與互助之間的抉擇

醫療科技的進步,必然將更精確的基因資訊快速地帶給消費者。完全100%的個資保護,禁止所有保險業使用該訊息,就可能形成前述《經濟學人》、《紐約時報》警告的行業風險。但完全開放保險業使用基因資訊作為核保依據,基因歧視是否形成對不幸基因的雙重懲罰?

也許政府應該協助保險同業公會,設立類似美國高風險汽車駕駛的聯保計劃(Residual Scheme)以及香港高風險行業雇員補償的聯保計劃概念,由同業公會維持管理的高風險池(high risk pool),提供被拒保3次以上投保人的保險。利用這種制度設計,平衡基因革命時代保險與被保險雙方的知情權。在一定程度的政府協助下,由行業整體(而非個別公司)來共同承擔基因劣勢者的保險需求。

展望未來,在基因資訊取得成本愈來愈低、準確度愈來愈高的時代,平衡消費者與保險業者之間的資訊優劣,維繫雙方基因知情權的權利義務相對公平地位,似乎是政府相關單位必須及早思索、儘速釐清的監管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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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吐露港灣生活與任教的台灣客家人,出生在《冬冬的假期》電影裡的小鎮苗栗銅鑼,台大電機系學士、經濟所碩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精算、風險管理與保險博士。1996年離台前在金門太武山麓服役兩年。曾擔任《建中青年》編輯、台大大陸社《望神州》總編、台大電機系學代、大學新聞社社長、野百合學運文宣小組成員、威斯康辛大學台灣同學會副會長、《麥城台灣情》總編輯。著有《理財與保險-迷思和反思》、《陸生元年》,譯有《經濟學與社會的對話》、《世代風暴》、《助人為獲利之本》、《理財最重要的一件事》、《囚犯的兩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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