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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亞裔美國人正對哈佛大學提起訴訟,聲稱 他們被哈佛拒絕入學的理由是基於歧視。美國司法部在8月底也曾發表聲明文件,認為「哈佛未能證明它沒有非法歧視亞裔美國人。」

司法部在提交給法院的文件表示,「哈佛未能承擔其備受需要的責任,表明其對種族因素的使用不會對亞裔美國人造成非法種族歧視。」文件裡又提到:「哈佛使用模糊的個人評級,可能會受到種族偏見的影響,既損害亞裔美國申請人的入學機會,且實施非法的種族平衡,並在超過45年的時間裡使用種族因素做出錄取決定的過程中,從未認真考慮過種族中立的其他選項。」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也是哈佛校友Nicholas Kristof在10月27日的文章〈Liberal Hypocrisy in College Admissions?〉中,表示他不同意這群亞裔美國人提出的訴訟,因為他們提出的反對「平權措施」主張,可能打擊非裔及拉美裔學生的權益。他反倒認為,在大學招生中真正值得重視的議題是「legacy preferences」,也就是優先考慮校友及捐贈者推薦學生的入學制度。

菁英自由派的「假道學」

例如,在訴訟庭的文件裡揭露一項6年的調查,發現「校友及捐贈者推薦優惠」的申請學生有33.6%的錄取率進入哈佛大學,但其他申請者錄取率僅有5.9%。更廣泛地看,哈佛大學教育學院的Michael Hurwitz研究發現,如果申請者的雙親出自排名前30的大學,子女進入這些大學的機率就增加45%。而依據2004年普林斯頓大學的一項統計,有這樣的雙親背景,形同讓申請學生的SAT分數增加160分(總分1600)!

當然,哈佛等名校是私立大學,與經費主要來自政府預算的公立大學不同。只要入學政策沒有涉及歧視等違反人權、法律的事證,法院干預的空間未必存在。何況另一方面來說,優惠捐贈者及校友推薦的申請學生也不是全無道理。各校想要建立「跨世代校友社群」,很正當;多收一點捐贈,然後可以拿來挖角學術大師或補助窮學生,也不錯。然而目前這類「優惠」的程度之高,已經破壞這些學校自稱的公正、正義。對自命重視平等、機會與多元的自由派來說,無疑是種假仁假義的虛偽。所以即使不涉及「違反法律」,但「妥當與否」仍然備受《紐約時報》等自由派媒體質疑。

這裡又陷入已故歷史學家威爾.杜蘭(Will Durant)所說的「自由」與「平等」的兩難「因個人能力的差異,自由狀態必然導致社會不平等。所以平等是對才智高明的人的自由的壓抑。渴求平等的大多是經濟能力處於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放眼目前各個全球大學排行榜,獨占鰲頭的美國各大菁英名校幾乎多數為私立大學。他們利用校務基金追求卓越,不惜重金聘請知名學者,也不惜重金(獎學金)招收優越的頂尖學生。這些學校堅持的「捐贈者與校友推薦優先錄取」,看中的也是捐贈者與傑出校友的鉅額捐款。在這種私立大學的體制裡,市場競爭靠的不是國家或納稅人的資源,而是自食其力的本領。

相比之下,其他先進國家的頂尖大學則多屬公立大學。這些學校肩負一定的國家高等教育使命,以國家資源培養社會所需人才,未必會隨英語世界的大學排行榜而起舞。當然也多半不會得了便宜還賣乖,拿國家充沛資源補貼,卻還高調喊高等教育「市場機制」,或者以擠進英語世界的大學排行榜為首要之務。

強調自由,但也認可人與人之間的懸殊差距

其實除了高等教育以外,還有很多領域可以看到歐美的差異。例如,美國崇尚超級英雄,但英雄主義的電影在歐洲卻不流行。事實上,歐洲經歷過長時期封建制度和兩次大戰,對個人英雄保持警惕。又如,就人均收入而言,美國比瑞典高2成以上;但看最低收入人群工資,瑞典卻比美國高出6成。美國是道地的移民國家,相信冒險和個人努力是成功的必要。但歐洲人認為,主要是基因、運氣等偶然性(例如出身皇室或貴族之家)決定了人生命運。

美國文化裡超級英雄的力量是一般人千萬倍,也就是認可人和人之間的懸殊差距。因此,一個人的財富也可以是其他人的千萬倍。但歐洲人在漫長的歷史裡看到主要的財富集中,源於君王和貴族對平民的任意剝削。個人努力不是不重要,但家庭出身卻更關鍵。因此,現在的歐洲傾向用稅率和福利制度對收入進行再分配,對美國企業執行長如天高的薪資也普遍不認同。

瞭解歐美社會背景,才知道強調自由的市場競爭與強調平等的福利制度,各有其文化與歷史淵源。全球大學排名裡,幾乎不考慮英語以外的學術著作已首先是不公。其次,忽略公私立大學不同資源限制、目標與使命,將所有大學排在一起,又是遊戲規則的混亂,有點類似不分性別的體育競賽。然而話雖如此,在贏者全拿的全球競爭環境裡,要期待美國私立菁英名校改弦易轍,卻又幾乎是不可能的使命。

不見得道德,卻又必須這麼做?

美國立國不到300年,菁英世襲不像歐洲有近千年歷史,加上不少企業富豪大手筆捐贈社會的良好示範,使美國文化裡對「平等」的期待不像歐洲那樣炙熱。英雄主義電影賣座,也反映美國人崇尚「自由」追求頂尖的心理因素。此外,由於法律要件嚴格,亞裔美國人想要在法律上挑戰哈佛等名校的入學制度並非易事。自由派報紙如《紐約時報》批評這種「優先錄取」制度偽善,雖然在道德高度上有一定道理;然而就爭取資源強化競爭優勢的角度來看,名校的這種作法不易完全取消,頂多微調使其不那麼引人側目。

就像威爾.杜蘭教授所言,「經濟幫我們看清歷史。所有經濟史其實是社會的緩慢心跳,財富集中是收縮,強制分配是舒張。在關鍵時刻,人們會立法重新分配財富,或來場革命導致均貧。」美國菁英名校的「校友及捐贈者推薦優惠」,其實類似中國俗話所說「有關係就沒關係」。但這種有背景者優先考慮的入學制度,無論在外界看來如何不可思議,菁英治國傳統並沒有危及美國社會的經濟與公共治理,也沒有腐化到坐吃山空的特權階級與普羅百姓劍拔弩張的對立地步。因此,批評文章或許言之成理,但誘發制度改變的「關鍵時刻」,或許不在眼前、還待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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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吐露港灣生活與任教的台灣客家人,出生在《冬冬的假期》電影裡的小鎮苗栗銅鑼,台大電機系學士、經濟所碩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精算、風險管理與保險博士。1996年離台前在金門太武山麓服役兩年。曾擔任《建中青年》編輯、台大大陸社《望神州》總編、台大電機系學代、大學新聞社社長、野百合學運文宣小組成員、威斯康辛大學台灣同學會副會長、《麥城台灣情》總編輯。著有《理財與保險-迷思和反思》、《陸生元年》,譯有《經濟學與社會的對話》、《世代風暴》、《助人為獲利之本》、《理財最重要的一件事》、《囚犯的兩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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