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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校長遴選委員會年初選出的管中閔教授為第11任校長,但在歷經三位教育部長的技術性卡關之下,至今仍遲遲無法上任。執政當局最初欲用的理由是抄襲論文、赴中國大陸講學,後來發現純屬烏龍指控。最終官方文件定調的拔管理由,鎖定他的獨董身份瑕疵。

在台灣這樣一個高度兩極分化的社會,執政當局所著眼的「利益未迴避」與「違法兼任獨董」說詞,與學術界人士所堅持的「校園自治」與「大學自主」立論,兩派看法必然都有人支持。但就多份民調所顯示的壓倒性意見來看,支持執政黨拔管行徑者還是比較少。

拔管案所謂「違法兼任獨董」一說若成立,將連帶扯進台大140位兼任獨董的專任教授同屬「違法」。就時間先後來看,若T公司向台大K教授傳遞邀請擔任獨董的意向後,K教授提出公文申請,經所屬系所、學院、校長核准後,T公司股東會選出K教授為獨董。其後,因薪酬回饋因素,K公司必須與台大簽訂產學合作契約,由此契約台大才正式發函確認K教授為T公司獨董的兼任案。

明眼人都看得出所謂「違法」是雞蛋裡挑骨頭,瞎打「雞生蛋、蛋生雞」的泥巴仗。試想,如果K教授的申請公文未經系所、學院、校長核准,T公司股東會需要花時間討論K教授獨董任命的議案嗎?沒有T公司股東會通過的獨董聘任案,台大還有啥產學合作契約可簽?沒有雙方確認的產學合作契約,台大還能發函K教授確認獨董兼任嗎?如果說申請公文連過三層級的核准不算「大學正式同意」,那恐怕不僅台大140位教授,全台灣有幾百位教授都違反了〈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不論實質要義與比例輕重,拘泥於程序要件的形式主義,一下子因拔管案使得幾百位教授處在「違法」的不確定恐慌中。「辦不辦你」但看執法者的憐憫,這種選擇性的惡法動輒得咎,正是台灣整體競爭力下滑的原因之一。不過,奇怪的是世界各國卻少有像台灣一樣,讓眾多公司邀請眾多教授擔任獨董,令無數專任教授們掉入程序陷阱與違法疑雲中的情況?

為什麼要有獨立董事?

原來,台灣金管會在十多年前推動強制設立獨董制度,規定金融機構及上市櫃公司資本額在500億元以上者,董事會中必須有若干比例的獨立外部董事。在金管會強化公司治理,要求企業設置審計委員會、薪酬委員會背景下,中大型企業對獨董的需求愈來愈高。特別是大學教授因專業符合要求,沒有直接利害關係,符合獨立性要求。因此,不少企業青睞教授當獨董。

然而,不管是教授或其他專業人士擔任獨董,獨立董事制度真的強化了公司治理,有助於提升公司績效和股價表現嗎?答案並非想當然爾。例如,金管會曾就獨立董事有無發揮功能進行委外研究,結果相當分歧。國際知名財務金融期刊的實證研究,也得出莫衷一是的結果。有研究發現,獨董比例愈高的企業表現愈佳,但相反的研究結果也不罕見。

另一方面,獨立董事受邀參與企業董事會,除了領取若干報酬履行監督職責外,也讓自己暴露於投資者訴訟的風險之中。一旦公司因專業疏失導致經營不善、股價下滑,就可能面臨法律訴訟困擾以及其後的巨額賠償。例如《工商時報》曾經報導,「證券投資人保護中心」到2016年底的代位求償案件中,有6件包含獨董,民事求償起訴金額10.52億元,已判賠2.34億元。也因為龐大的潛在訴訟風險,根據立委引述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統計,近4年有超過300位獨立董事主動辭任。

面對獨董「逃亡潮」,金管會的回應之一是擬強制所有上市櫃公司投保董監事責任保險(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以下簡稱D&O保險),讓獨董執行職務時能有安心感,更能發揮獨立性與專業性。然而,跟獨董制度的老問題一樣,在公司治理的實證研究中,D&O保險有助於提升公司價值嗎?

很不幸,答案仍然是莫衷一是。一方面,美國、英國、韓國的實證研究支持D&O保險對公司績效與股東價值的正面效應;但另一方面,美國的新上市公司、加拿大的併購案發起公司、中國大陸、台灣等地的實證研究卻發現「道德風險」與「管理機會主義」(managerial opportunism)的作用,令購買較多D&O保險的公司股價表現欠佳。

獨董制度成功的關鍵因素

學術研究裡互相矛盾的結論,似乎顯示社會科學的無奈。相較於自然科學與實驗室裡範圍明確的研究,由於人類行為與互動的未控制變數實在太大,看似通過嚴謹統計方法得出的研究結論,竟互相抵觸、矛盾相生。到底政策制訂者該聽誰的?到底公司治理的兩種機制:「獨董制度」與「D&O保險」,是減損或提高了公司價值?為何獨董及D&O保險有時挺管用,有時不管用?

所幸,進一步的深入研究讓兩個公司治理的謎團有了初步的合理解釋。就董事會獨立性而言,如果外部董事取得公司訊息的成本低,那麼董事會獨立性提高才有助企業價值的提升。D&O保險而言,如果外部董事對公司訊息掌握充分,那麼其監督效果容易發揮,從而使公司價值得以提升。反之,在資訊透明度低的公司裡,因監督成本甚高,保險的道德風險效果就會居主導地位,獨董監督的努力程度會弱化,使企業價值與股東權益不升反降。

換言之,就如同法院在Fox v Gadsden(2003)的判決書中所言,除非董事有不受干擾地取得公司完整資訊的權利,否則他們所背負的信託責任無法確實履行。(Directors cannot be expected to carry out any of their substantial responsibilities, including their fiduciary duties and their duties to attend to the solvency of the company and its general management, unless they can be sure of having full and unfettered access to the documents of the company.)既然無法確實履行,提高董事會裡外部獨立董事的比例,或者購買D&O保險,又怎能有效增進企業價值呢?

監管機構表面性質的公司治理規範,例如獨立董事的比例、董監事責任險投保要求等,容易流於膚淺的表面工夫。沒有足夠的資訊透明度,獨董及D&O保險作為公司治理機制的效果便會大打折扣,甚至出現反效果。因此,在〈證券交易法〉及相關公司治理法規中,必須考慮到資訊透明、開放溝通、獨董權責匹配等深層因素,而非獨董比例與D&O保險等表面指標,才是公司治理成敗的關鍵!

或許台大師生可以忍受很久很久沒有校長,但廣大的股票投資人大概很難忍受想當然爾的公司治理機制持續不斷地減損公司價值,讓手中股票持續縮水。作為公司治理機制的重要環節,「提高獨董比例」及「購買D&O保險」立意良善,但忽略人性的複雜度,可能只會讓美意落空。任何有效的立法、行政監管措施,不能僅在規範層面自我感覺良好,更要重視嚴謹的實證研究對其政策成效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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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吐露港灣生活與任教的台灣客家人,出生在《冬冬的假期》電影裡的小鎮苗栗銅鑼,台大電機系學士、經濟所碩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精算、風險管理與保險博士。1996年離台前在金門太武山麓服役兩年。曾擔任《建中青年》編輯、台大大陸社《望神州》總編、台大電機系學代、大學新聞社社長、野百合學運文宣小組成員、威斯康辛大學台灣同學會副會長、《麥城台灣情》總編輯。著有《理財與保險-迷思和反思》、《陸生元年》,譯有《經濟學與社會的對話》、《世代風暴》、《助人為獲利之本》、《理財最重要的一件事》、《囚犯的兩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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