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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男星于朦朧之死,看中國何以進入「社會治理的亂紀元」

中國男星于朦朧案發酵至今,北京警方定為自殺,卻連一起喝酒的是誰、非他殺的論證為何等都沒有詳細說明。本圖經過裁剪。 中國男星于朦朧案發酵至今,北京警方定為自殺,卻連一起喝酒的是誰、非他殺的論證為何等都沒有詳細說明。本圖經過裁剪。 圖片來源:阿蒜,Wikipedia,CC BY 2.5

9月11日,中國男星于朦朧墜樓身亡。同一天,他的工作室發布聲明,指出經警方工作,已排除刑事嫌疑。16日,于朦朧母親再透過工作室發出書面聲明「愛子于朦朧因飲酒意外墜樓」,希望外界不要再進行揣測。然而,兩次聲明都被網友質疑太過制式。

9月21日、案發10天後,北京警方發佈通告:查處3位散佈謠言的人,「經現場勘查、法醫檢驗、調查訪問、調取視頻監控等工作,排除刑事案件嫌疑」。至於兩岸民眾都在問的:屍體是否有其他外傷?一起喝酒的有誰?現場是否有掙扎痕跡?都沒有解答。

于朦朧事件發生後,各種揣測及不知真假的信息流傳,小紅書、微博、抖音等平台涉及質疑于朦朧死因不單純的貼文,許多被下架,連港星陳曉東在小紅書發聲的貼文都消失。這加劇了海內外對「案情不單純、涉及中共高層相關人員」的猜測。

塔西佗陷阱:于朦朧案不是唯一

與于朦朧事件類似、且也是在近幾個月前發酵的,是中國醫生羅帥宇墜樓案。年輕醫師羅帥宇在去年墜樓身亡,以自殺結案。但據報導,羅醫生遺物中有大量涉及醫院黑幕的舉報材料,其家屬稱醫院提出重金封口。羅醫師逝世一年後,案件再次引起輿論沸騰、要求徹查,湖南省成立調查組,並提出幾千字報告,最終結論仍稱羅醫生是自殺。但如同此次于朦朧案,許多中國民眾並不買單,認為官官相護並不可信,應要有更高層級介入調查。

紛紛擾擾中,事件過去,結論便是信者恆信、不信者永不信。

中國大陸早已陷入「塔西佗陷阱」。近年,許多媒體人和外媒都用這個詞彙描述中國政府,而早在2016年,中國官媒新華社就提及過「避免掉入塔西佗陷阱」:當政府公信力不在,無論做好事還是壞事、無論政府說實話還是謊話,民眾都不再相信。

觀察中國近年諸多社會案件,其流程大抵是:警方通報→民眾不信→網上各種真假訊息、官方各種刪除貼文→輿論更「陰謀論」→官方再一次通報,週而復始。

其公式是:大型輿情事件幾乎必伴隨輿論管控,而這管控又更加深不滿和謠言。官方的最後說法則淪為「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網上輿論許多時候偏向後者。

其結果是,中國大陸政府與民間,都陷入社會治理的亂紀元──社會熱點案件發生後,很多民眾難以相信政府給的結論、又不相信「境外勢力」,最終不知該相信什麼。

「攔轎喊冤」的模式

這情況是經年累月促成的。首先,中國各地地區差異頗大,許多地方人情關係緊密,官官相護。比如幾個月前,甘肅省幼兒園200多名孩童出現鉛中毒症狀,但當地醫院始終表示未檢測出異常,直到有家長帶孩子去外地醫院,才測出真實狀況。為何當地醫院測不出來?在質疑聲中懲處了一批人,但「出事了,得由更高級別、或外省的官員出面調查」成了很多中國人的共識。

由於媒體無法發揮監督作用,一旦「出事」了,民意便一直在等一個更高級別的「青天大老爺」出面,如同古代的攔轎喊冤。而于朦朧一案不在小地方,是在北京這個被認為「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的首都,外界更會想像:這得多大的官,才能壓得住事情?

再者,隨著網路發展,大型事件一旦發生、引起廣大質疑,往往就被列為靜待官方說法的「敏感議題」,嚴格管控輿論,隔一段時間再發出一則官方通告,「一切以新華社為主」。不少中國官員似乎認為「管控」是壓住謠言的最好方式、以免事情鬧更大,但每次結果卻又恰恰相反。在刪除貼文和發出官方通告這段空白時期,人民很難透過媒體追尋更多問題,官員很少直接與民溝通、安撫民眾情緒,自然滋生更多流言。

于朦朧案發酵至今,北京警方定為自殺,卻連一起喝酒的是誰、非他殺的論證為何等都沒有詳細說明。大陸媒體新京報發表評論「請讓于朦朧安息,別再散佈謠言和陰謀論了」,熱評第一的網友寫道,「輿情在疏不在堵,詳細的通報會讓謠言扼殺在搖籃裡」

沒過多久,新京報該篇微博關閉了評論。

「出事了,得由更高級別、或外省的官員出面調查」成了很多中國人的共識。圖片來源:Dmitrii Iakimov/Shutterstock

中國民眾的變與不變

更透明、更即時與民溝通,不是更可以消解謠言嗎?為什麼每次都要先四處刪文、引發各種揣測,政府再出來喊冤「都是謠言,我沒有」?在北京做新媒體的那幾年,我與周圍同事不乏討論,結論無解。

有同事無奈答曰:這似乎是中共固有的問題,對於各種事情的管控總是「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總是想「請示上層領導、先統一口徑」,結果永遠慢半拍。

管控之下,民眾仍會透過種種方式表達意見,中國政府有時也會在其中做出一些調整、會「被迫」回應民意。2017年北京因為群租房大火,燒死十多人,展開整治行動,強硬驅逐了一些住群租房的人,也就是網上常稱的「低端人口事件」。那時我與身邊的中國朋友都發文譴責北京政府,社群媒體上更充滿對此事的批評。同樣廣泛地刪除貼文、限制評論,但後來北京政府仍做出了一定調整。

近10年來,中國大陸民眾對政府的信任與期待,有變有不變。不變的是對國家在科技、外交、整體實力進步的自豪,認為中國將是世界強國的期待;改變的是,年輕人對個人前景迷茫、外加網路資訊更流通,對於政府動不動刪除貼文、遮遮掩掩,逐漸不耐。

于朦朧案就算過去,很快會有下一個熱點到來。往後數年,中共與民眾溝通的方式,能否持續以事情發酵後、再慢半拍地丟一紙官方聲明應對?是否可能因為一個偶發事件,出現政府意想不到、被迫改變的情況?這是外界觀察中國的角度、也是中國政府需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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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北京工作十餘年後回台,在北京被認為是福建人、回台灣被認為是北京人。談台灣不是只有藍綠,論北京也不是只有共產黨。兩岸政治太多、日常話題太少,希望我的故事能補足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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