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年前看到幾張日治時期的黑白寫真，台北高校學生站在總督府與台北榮町和大稻埕，一字排開，穿著制服，披著斗篷，腳踩木屐，模樣看起來像自由的風，立刻對這個學校充滿好奇。
雖然知道前總統李登輝先生、台獨大老辜寬敏先生都畢業自台北高校，但真的對這個學校有較鮮明的印象，來自王育德先生的自傳。原本以為那就是一所高等學校，但其實不然。
擠進台北高校的窄門
在日治時期的1924年出生於台灣台南的台獨運動啟蒙者王育德，父親王汝禎在台南本町（現在的民權路）經營金義興商行，因為設立「愛護寮」收容遊民，對社會有所貢獻，曾經受邀出席日本皇居外苑舉辦的皇紀2600年典禮。王育德與兄長王育霖是王汝禎的二房妻子所生，皆畢業於台北高校，但是王育德的入學過程充滿波折。
台北高校的全名為「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學校」，根據1919年發佈的《台灣教育令》，總督府採許可制，准許台灣人子弟可以進入日人專用的各間學校，試行台日共學。到了1922年《台灣教育令》第2次修正，正式實施日台共學，台北高校就在這年成立，主要是為了銜接1928年成立的台北帝國大學學程，含4年尋常科與3年高等科。尋常科一年招收40名學生（台灣籍不超過6名），高等科招收160名，其中40名為尋常科直升，其他120名由各地中學校學生報考，錄取的台灣籍學生不超過40名。可以進入台北高校尋常科，保證可以進入高等科，而有辦法成為高等科學生，可以直升包括東京、京都、東北共9所帝國大學，包括台北帝國大學。
王育德在自傳裡面提到，他開始上學是在昭和5年（1930年），當時台南市人口大約10萬人，內地日本人大約有1.5萬人。市內有兩所「小學校」（南門小學校、花園小學校）和5所「公學校」（台南師範附屬、寶、末廣、港、明治），小學校主要收內地人子弟，公學校則是收台灣人子弟，然而上層階級的本島台灣人還是會想盡辦法讓子女進入小學校。他和兄長王育霖報考南門小學校皆落榜，只好進入末廣公學校就讀。哥哥王育霖在末廣公學校遇到一位斯巴達教育的日本導師，目標是在台北高校尋常科的入學考試中，可以打倒南門小學校，結果那一年除了王育霖之外，末廣公學校總共有3名學生入榜，還上了當時台南新聞報紙，末廣公學校因此聲名大噪。
只是弟弟王育德不只在南門小學校入學考鎩羽而歸，公學校畢業之後也沒考上台北高校尋常科，於是先進入當時的台南一中（現在的台南二中）就讀，畢業之後如願考上台北高校高等科。他形容進入這個學校，社會身分也為之一變，「被百般奉承，最終不是大臣就是博士」。當時與王育德同時進入台北高校文組的，還有後來成為知名實業家與作家的邱永漢。
戰爭吃緊，入學就入伍
我父親生於日治時期的1936年，屬於舊台南縣的苓子寮公學校學區，前身是漚汪公學校苓子寮分教場，但是根據校史記載，他入學時，應該已經改名為苓子寮國民學校了。
《永遠的台灣島》作者竹內昭太郎出生於1927年日治時期的台北，錦尋常小學校（現在的龍安國小）畢業之後，1939年考進台北高校尋常科，1944年直升高等科文組，文組同學有辜寬敏，同屆的理組同學則有八田與一的兒子八田泰雄。雖貴為天之驕子的台北高校生，但是戰爭吃緊，入學就入伍，成為學徒兵。
雖然台北高校成立的目的是為了銜接台北帝國大學的學程，但是多數台北高校畢業生還是選擇日本本土的帝大，台北帝大於是在1941年設立三年制的大學豫科（預科），與竹內昭太郎同樣出生於1927年的台灣白色恐怖受難者、《青島東路三號》作者顏世鴻醫師在書中提到，中學校畢業那年的考試，台南的台灣籍學生考上台北高校有2位，考上台大豫科有6位，「在台灣人之中算成績平平」。
顏世鴻在1945年3月7日接到台大豫科入學通知，3月8日北上之前，父親顏興帶他去開元寺一帶，講了將近3小時的野草知識，認識什麼草可以止飢，什麼草可以醫病。父親告訴他，日本兵在緬甸、菲律賓，病死餓死的比戰死的還要多。
台大豫科新生顏世鴻，在3月8日深夜背了40公斤行李，手拿一個圓桌跟矮腳，搭火車北上，早晨抵達台北總督府前方，向一位一女中學生打聽住宿的東門町白樂園如何走。3月10日赴芝山岩東南方的學校參加入學式，只教寮歌，教跳唱Storm，「有如原住民手搭左右肩成圓形，唱跳了幾次就累壞了。」3月19日接到召集令，20日就去當學徒兵了。8月15日在軍中聽了日本天皇的玉音放送，日本戰敗。8月29日回到台大本部參加安藤台大總長主持的除隊式。
台北高校學風自由
國立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退休教授蔡錦堂在《永遠的台灣島》導讀之中提到，「台灣人穎川（陳）辯護士戰前戰後居留並歸化日本人，穎川家族有5人考入台北高校，最多人紀錄」。
在網路搜尋到蔡錦堂教授發表的研究報告，發現以穎川為姓氏歸化為日本籍的陳增福之弟陳增全，是台灣第一位齒科博士，在台北太平町開業。陳增全的長女陳惠閔畢業於東京女子藥學專門學校，返台之後成為台北帝大杜聰明醫師的助手，曾在總督府更生院藥局工作，是一名藥劑士。陳惠閔後來嫁給顏世鴻醫師的三舅張邦傑，顏醫師要稱呼她三舅媽，我母親則是要喊陳惠閔三嬸。
戰前的台北高校學制通稱為舊制，是日本仿德國採取國家社會菁英培育的金字塔型教育制度，日本全國（含殖民地與佔領地）共設立38所高等學校。當時的台北一中、二中、三中，新竹中學、台中一中、二中、台南一中、二中，都只是中學校，全台灣唯一可以直升帝大的就只有台北高校與後來成立的台北帝大豫科，1945年終戰以後，就被美國式普設高中與大學的新制所取代。
根據李登輝前總統的回憶，台北高校學生特別喜歡閱讀思想、哲學與社會主義類的課外書，多數學生懂英文、德文與拉丁文，他自己就擁有不少岩波文庫的書，藏書多到開了一間二手書店。
台北高校在1925年成立山岳部，擔任委員的鹿野忠雄，幾乎長年都在山裡做研究，光是在校期間就完成60幾篇日文與英文的研究文章，還因為缺課太多畢不了業，最後在自由派的校長三澤糾擔保之下，讓他留級一年，然而鹿野忠雄在留級的這一年依然缺課，因為在研究領域的出色表現，三澤糾校長依然頒給畢業證書。鹿野忠雄後來進入東京帝大就讀，成為日本知名的昆蟲學家與探險家，二戰期間赴婆羅洲島，從此行蹤不明。
前述顏世鴻醫師提到台大豫科入學式之後學跳了Storm，在台北高校也流行這種Storm舞，學生頭戴白線角帽、腳踩木屐，身披披風，在台北街道就Storm起來。
台北高校畢業的各領域的菁英
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許強醫師與郭琇琮醫師、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都是台北高校畢業生。設計台北高校校徽的美術老師鹽月桃甫出身九州宮崎，與當時在淡水定居的畫家木下靜涯等人創立了台灣美術展覽會，台籍畫家郭雪湖與陳進，是台展得獎常客。木下靜涯的淡水舊居近年已經修復。
鹽月桃甫除了在台北高校任教，還在建國中學前身的台北第一中學擔任美術教師。寫出《台灣人四百年史》、人稱台獨教父的史明畢業於台北一中。戰爭時期相當知名的媒體評論員尾崎秀實，幼年在台北生活，也曾經在台北一中學習，是一名共產主義者，因涉入佐爾格間諜案，在巢鴨監獄被處以絞刑。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知名法學家小田滋，以及他的兄長、無線電天文學者小田稔，都是台北高校畢業生。身為灣生，小田滋主張台灣和中國毫無隸屬關係，根本不存在台灣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獨立的問題，只存在「台灣人從中華民國、國民黨獨立」的問題。小田滋的父親小田俊郎曾經擔任過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部長和帝大醫院院長。
1922年成立的台北高校，1945年終戰之後，改制為台灣省立台北高級中學，1946年台灣省立師範學院（現在的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借用其校舍成立，1949年台北高級中學停辦，嚴格說起來，現在師大只繼承了台北高校的建築，學制與學風都已經和台北高校無關。
只存在短短20數年的台北高校，當時已經有學生罷課的情事，甚至演短劇揶揄政府官僚，稱台灣總督府是「阿呆塔」。會抽菸，也會去大稻埕酒家蓬萊閣飲酒，校風自由奔放，但是畢業之後多數都成為各領域的菁英，堪稱台灣教育史上的一頁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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