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到1994年之間，司馬遼太郎開始進行他的台灣街道漫步時，我正在東京學習語言，對於台灣歷史還是懵懂未知的真空狀態。拿著語言學校的簽證入境時，在國籍欄填寫ROC，負責入國審查的是一位滿頭白髮的先生，他問我來自台灣嗎？我點頭說是，於是他在國籍欄旁邊寫了台灣兩個漢字，將文件遞還給我，用日文跟我說，這是你的國家。
這件事情一直都是個謎，照理說，入國審查官員不太可能這麼多事。當時他翻開我的護照，發現一張家族寫真，看著背景的紅瓦厝，突然用很溫婉的口氣問我，坐在中間的是おばあさん（祖母）吧！
1995年，司馬遼太郎的《台灣紀行》由台灣東販出版社發行了繁體中文版，那時我閱讀這本書，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這本書應該是我的台灣意識啟蒙書，是我認識李登輝先生的開始。在那個20幾歲的人生階段，比較煩惱的是愛情與薪水，但是司馬遼太郎的書，書中提到的人物，以及他對台灣的觀察，對當時那個年紀的自己來說，好像隧道盡頭的光，不知不覺，就會一路朝著光的方向奔跑前去。
閱讀這本書，知道了白色恐怖受難者葉盛吉，知道對南台灣有所貢獻的八田與一，知道灣生這個名詞，也讀到當時台灣整個社會氛圍還畏懼討論的二二八。
即使記得閱讀當時的種種悸動，但是書的內容其實已經忘光了，經過27個年頭，重新閱讀大田出版的《台灣紀行》，包括作者司馬遼太郎，以及書中與他對談的李登輝，都不在人世了。我對司馬先生的文字，以及他在台灣漫遊過程之中相遇的人，引述的歷史與各種故事，已經有很清楚的認知。我突然想要感謝過去這27年的自己，透過各種閱讀認識了台灣，這是閱讀使人強大的原因吧，強大不是用來壓制比自己弱小的人，而是在有關台灣地位的辯證中，有足夠的認識和自信去說服自己必須勇敢。
隨興豪邁、細心敏銳的《台灣紀行》
司馬遼太郎書寫這系列文章的筆觸，充滿真性情的隨興豪邁，但隨興豪邁之中也藏著細心敏銳，有他自己的節奏，說到感動之處也毫不掩飾。以他當時在日本文壇的地位，已經不必處處拘泥，但是於我這樣生長於台灣戒嚴時期的世代來說，有些觀察和語句，除了佩服，就是感動，自己所忽略或未曾勇敢說出來的情緒，被司馬先生發覺並記錄下來了。
而那些至今猶然無法正視台灣地位的人閱讀起來，說不定相當刺眼，尤其最後篇章附錄了司馬遼太郎與李登輝的對談，司馬先生說他最盼望的，莫過於讓中國大陸的人們，也有機會閱讀。但似乎很難。
我很喜歡司馬遼太郎主張台灣是一個國家的思考脈絡。他說在各派學說中，有一種論調認為，所謂的國家，就是偷偷摸摸地溜進原本已有住民的地方，然後撒網把它網住。台灣就經歷過荷蘭、鄭成功政權、也曾經有美國人哈里斯向美國政府提出收購台灣東部的建議，但之後不了了之。後來當然有日本殖民，以及戰後變成中華民國領土，「在大陸戰敗的中華民國，於1949年把整個『國家』帶進台灣。」
司馬先生認為，不論哪個國家，都建立在一個彷彿被壓縮的空氣基礎上。戰前明治初年的日本多半靠政治性或者人為塑造出來的國家神道，歐美則是基督教，在台灣則是孫文的三民主義，「孫文已被神化，成為國家的象徵。」台灣實質上是「台灣共和國」，然而國名卻叫「中華民國」。
司馬先生在書中引述了幾位日本人對於台灣城市的觀察。譬如他借用了北原白秋於1934年發表在《改造》雜誌的一篇文章〈華麗島第一印象〉，描述基隆猶如九州門司；出生於日治時期台南新營的田中準造，形容新營車站猶如國鐵奈良車站；至於高雄，予人一種合乎都市設計基本原理的印象，與司馬先生同行、出身北海道的編輯形容高雄像札幌。而他在花蓮市區閒晃時，感覺自己好像走進少年時代的街頭一角，猶如山田洋次導演的《男人真命苦》場景帝釋天古廟前的街頭場景，連榻榻米店都有。
司馬先生形容李登輝的文字也很有趣。「本島人身材小的居多，但這位先生可說是例外。他身高181公分且沒有贅肉，容貌特徵是下顎特別發達，宛如用剛從山上砍伐下來的大樹，粗略地雕刻了眼鼻似的，每當笑起來的時候，彷彿有股樹香撲面而來。」
他看待日本殖民跟霧社事件的角度則是充滿自省，帶著悲傷的自省。他認為在日本統治時代，之所以發生多起原住民的大小叛亂事件，都是因為日本將他人的鄉里據為殖民地所造成的。「人靠自尊心而生存，把別人的故鄉佔為殖民地，猶如將生活在那地方的人們，他們每個個人，甚至子子孫孫，所引為自豪的自尊，用石頭敲碎一個人脊骨般，予以擊碎。」
司馬先生認為，日本戰敗之後，如果中華民國採取高度文明主義的態度，理應在台灣實施住民投票，決定獨立或隸屬於任何國家，但是當時在中國大陸的蔣介石政權，根本沒有那種餘暇。
司馬遼太郎對台灣產生的愛與危機感
走訪台灣之際，司馬先生說他對台灣產生了愛與危機感。「三百年來，人們靠自己的力氣活過來的這座孤島，正如日本曾經將它據為自己的領土是一項錯誤那樣，站在人類尊嚴之立場而言，我想既有的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應該跨海過來佔據這個島。這座島的主人，是以此島為生死之地的無數百姓。」
閱讀到這段文字時，真有種潸然淚下的感動。司馬遼太郎寫下台灣紀行，已經是將近30年前的事情了，那時台灣解嚴不超過10年，香港還未回歸中國，他那時就以國家來看待台灣：「這個國家的前途，沒有不樂觀的道理。在這座小島上，眾多的人們勤奮工作，積起了世界多數的財富，如果還會遭遇不良的命運，那麼製造這種不良命運的根源者，無可置疑，必將遭到上天的懲罰。」
重讀《台灣紀行》，看見90年代的台灣，也看到司馬遼太郎至今讀來猶然不過時的觀點，在當時想必是很尖銳的聲音吧！
曾經問過大田出版社總編輯，為何會想讓這本書「重版出來」？她說這幾年陸續閱讀李登輝相關書籍，發現司馬遼太郎這本《台灣紀行》已經絕版，既然自己想讀，不如就重新把版權簽下來。我聽了之後哈哈大笑，甚為歡喜，這是身為出版人的浪漫吧，讓年輕世代有機會閱讀這本書，在天國的司馬遼太郎與李登輝先生，應該也很開心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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