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國接連發生無差別傷人事件。無論是珠海的越野車撞人案、無錫職校的持刀行兇，或是北京某小學校門前的襲擊，均造成重大傷亡和社會衝擊。然而，中國政府對這些悲劇突發事件的處置方式，依然停留在制式的維穩思維，例如大肆排查所謂的「四無五失」人員，以期將問題消解於「風險源頭」。
必須追問的是：這些襲擊案件真的是源於反社會的個體心理病態，還是隱藏著更深層次的社會結構問題？當中國的公共空間和社會連結遭到極度壓縮，這些「無差別」襲擊實際上是某種對黨國統治模式的控訴與反擊？
「無差別」的假象：仇恨的「有的放矢」
「無差別殺人」的概念，字面上強調隨機性，但實則大多數出於某種刻意的選擇。以珠海事件為例，肇事者因離婚財產分配不公而選擇以車撞人，並在事後冷靜地試圖自殘逃避懲罰。同樣，無錫職校案件的兇手，因不滿學校壓榨而將怨恨轉嫁至毫無防備的同校學生。這些事件的兇手在行動前，往往對時間、地點和作案方式做了精心計算，顯然不是毫無目標的衝動式犯罪，而是有計畫的「象徵性暴力」。
從心理學的角度看，無差別傷人案件的兇手通常承受著長期的挫折和情緒壓抑。他們將自身境遇的不幸歸咎於社會整體，並試圖透過傷害無辜者以報復社會。然而，在中國這一高度壓制性的體制下，個體與國家的矛盾往往被刻意模糊化，讓兇手將怒火轉向相對脆弱的「無辜人群」。因此，這些兇案表面上的「無差別」，實質上是將國家與社會整體視為敵人的反擊。
「四無五失」與「三低三少」的迷思
珠海案發後，中國政府迅速啟動針對「四無五失」與「三低三少」人群的排查，試圖將犯罪行為歸因於特定邊緣化群體。這些人包括無配偶、無子女、無工作、無房產者，以及生活失意、精神失衡等「五失」特徵者。「三低三少」則包括經濟收入低、權利地位低、社會聲望低、人際交往少，流動機會少、疏導管道少的人。然而，這種機械性的風險分類，不僅忽略暴力犯罪的深層成因，還進一步標籤化和邊緣化原本已被制度排斥的弱勢群體。
「四無五失」與「三低三少」人員的增多，實際上正是中國現行社會政策的結果。高房價、低保障、不公平的勞動體系，使得大量人口被排除在主流經濟和社會關係之外。他們不僅面臨「市場排斥」和「公共服務排斥」，而且被剝奪政治上的話語權。這種結構性的壓迫，將許多人逼上窮途末路，形成社會心理上的戾氣累積。而這些戾氣一旦無法疏解或表達，便極易轉化為極端暴力行為。
「反國家」的潛台詞：壓抑社會與病態維穩
更值得警惕的是，中國針對此類事件的治理邏輯，本身就是無差別傷人暴力行為的製造者。長期的高壓統治，使中國社會長期處於被「花錢買穩定」的治理模式當中，公共空間被國家權力嚴重壓縮，社會自治幾乎蕩然無存。當國家機器將「穩定壓倒一切」作為治國原則時，個體的合法利益訴求便被系統性地忽視甚至剝奪。
從現實層面看，中國的維穩策略早已陷入一種自我挫敗的無盡迴圈：國家為防範風險而壓制個體與社會的自由，卻因壓制過度反而激化潛在的風險。例如，珠海事件中的「暴走團」糾紛，無錫案件中的校園不公，都是地方行政機構缺乏柔性治理、強行干預所致。所謂的「源頭防控」，不過是將問題就地掩蓋埋藏，實則讓矛盾在有如壓力鍋的封閉環境中持續蓄積。
消解暴力源頭：中國如何走出困局？
中國學者維舟指出，中國的無差別傷人事件，其實是一面鏡子，映照當前中國社會的病態心理圖景。在一個高度集權的體制下，當經濟成長無法掩蓋社會分配不公，當個體權利被集體主義剝奪，當公共空間被維穩思維擠壓，極端暴力便成為少數人訴諸「表演性暴力」的絕望選擇。這些個體既是制度排斥的受害者，也是暴力邏輯的執行者。他們的行動，不是簡單的「反社會」，而是對體制性壓迫的反擊。
面對這些挑戰，中國社會需要的，應該不是更嚴密的管控，而是對結構性壓迫的正視與改革：必須重建社會自治空間，賦予個體和基層組織更大的自主性與參與權，避免過度依賴行政力量維穩。政府應聚焦公平分配，縮小貧富差距，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尤其是對「四無五失」人員的支持。
如果不正本清源，對症下藥，今後中國這類無差別傷人的暴力事件必然會不斷出現，因為中共黨國的體制性暴力已經將這些已對現狀絕望的邊緣人群逼上絕路。正常社會團結機制原本可以接住他們，但當前中國處在「社會」幾乎已遭「國家」吞噬的不正常狀態，因此也就變得更加凶險，可能朝向魯迅所說的那種暴力的惡性循環發展：「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
最後，當中國社會的底線一次次被擊穿，我們必須看到這一點：這些無差別襲擊的兇手並非孤立的「瘋狂個體」，而是同為黨國壟斷的制度性暴力的受害者。這些血的代價，無聲地呼喊著中國亟需重建一個更公平、更有尊嚴的社會，讓他們得以免於國家暴力的直接侵凌，日復一日地被侮辱與被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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