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8日，深圳發生一起震驚中日兩國的重大事件：一名10歲的日本籍小學生在上學途中遭到一名中國男子持刀襲擊，不治身亡。
這起暴力事件引發廣泛的關注，讓我們再次思考中國社會中日益升溫的仇外情緒，以及宣傳教育和網路平台在培育和煽動這些情緒上扮演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許多知識分子、學者與社會活動家在事件後發起的聲援與反思行動，也成為討論焦點。
918紀念日與中日兩端的各種反應
事發當天，正值中國紀念1931年「918事變」，這個時間上的巧合無疑讓事件中的仇日動機更加明顯。而這名日本籍小學生的父母分別是日本和中國國籍，也使這次事件更具象徵性和悲劇性。
受害小學生的父親在悼念信中寫道，「我們不會憎恨中國，也不會憎恨日本。」這種超越仇恨的寬容態度，與此次事件背後的極端民族主義和仇外情緒形成鮮明對比。
這起案件迅速激起中日兩國社會的廣泛關注。日本社會對此事件的強烈震驚和憤怒可以理解，許多在中國生活和工作的日本人、或是在日本生活的中國人都表示傷痛，對自身安全也感到惶惶不安。
而在中國境內，社交媒體上出現針對日本人的極端言論，煽動更多反日情緒，甚至有部分網民對此次犯罪行為叫好，稱「殺個日本小孩算什麼事」。這些言論不僅加劇兩國社會的緊張關係，也凸顯中國社會內部長期存在的仇外問題。
從蘇州到深圳的警示
這並不是中國近期唯一針對日本人的暴力事件。僅僅3個月前，2024年6月24日，蘇州即發生了一起針對日本母子的持刀襲擊事件，造成多人受傷，還有一名勇敢阻止行兇的中國籍校巴女職員傷重不治。這兩起事件都顯示極端民族主義和仇外情緒的蔓延，並且以暴力形式表現出來。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暴力事件的根源在於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對日本的仇恨。這種情緒透過網路空間被放大，進一步加深了對外國人的敵意。許多社交平台上的「愛國主義」言論，事實上成為煽動仇恨的工具。
蘇州和深圳的事件提醒我們，這些極端言論不僅是網路暴力問題，更是現實生活暴力行為的催化劑，並且組成了中國社會普遍且長期存在的「強者向弱者施暴、弱者向更弱者施暴」的暴力鏈條。
「狗哨政治」與官方責任
在討論這些事件時，我們無法忽視中國官方長期推動的教育與宣傳對仇外情緒的影響。正如「狗哨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這個概念的寓意：政客或領導者透過隱晦的方式暗中煽動仇外情緒，表面上避免直接責任，但實際上影響著群眾的情感和行動。這些「狗哨」，甚至是批次生產，大量供應，充斥在中國式的教育、文化與宣傳當中。
例如，中國長期都有抗日宣傳和愛國教育，特別是「抗日神劇」等媒體內容，塑造了日本作為中國「仇敵」的形象，不斷將仇恨自然化與正義化。抗日、反日、仇日，乃至於殺日本「鬼子」，都是官方宣傳與教育的英雄行為。這些「愛國主義」宣傳不斷重複，讓仇日情緒逐漸成為許多中國人潛意識的一部分。這類隱晦的政治與意識形態操作雖然沒有明確煽動暴力，但在潛移默化中助長了對外國人、特別是日本人的憎恨。
伍雷律師與賈葭等旅日中國公共知識分子最近發起的連署，正是針對這類暴力事件的強烈回應。他們呼籲中國社會正視這種極端民族主義的危害，要求官方進行反思與改變。他們指出，中國的仇日教育和對外國人的敵視情緒，往往被用來轉移國內的社會矛盾，正是一種當局操弄「狗哨政治」的典型表現。
同時，日本學者阿古智子也在她的文章中指出，中國社會這類極端民族主義情緒，並非僅僅來自民間，而是被官方教育和宣傳所縱容甚至促進。她呼籲中日兩國需要通過更多的民間交流來化解這種長期的敵對情緒，並強調國際社會應對這類事件給予高度重視，避免仇恨情緒進一步擴散。她進一步說，「必須糾正權力不平衡的現象，例如控制權力、金錢、軍事力量、知識和資訊的權力，以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不同族群、性別、國籍、社會與政治力量之間必須不斷調整和斡旋。審慎地推進這樣的過程，對民主的發展至關重要。」
媒體文化與網路平台的角色
袁莉最近一期的「不明白播客」對此事件進行了深刻分析，質疑中國網路平台在應對此類仇恨言論時的消極態度。她強調，網路仇恨言論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而騰訊、網易等大型平台對這些言論的監管存在嚴重漏洞。她認為，這些平台在面對煽動仇日情緒的言論時，反應緩慢，措施不足，進一步加劇社會的不穩定。
蘇州與深圳襲擊事件後，騰訊和網易等網路公司都表示將嚴厲打擊煽動仇恨的內容。然而，這些平台的措施是否能真正有效遏制仇恨言論，依然存在疑問。儘管微博、抖音等平台在事後刪除了一部分極端言論，但過去幾年的經驗告訴我們，這些措施往往只是暫時的權宜措施，難以從根本上或結構上解決問題。
要遏制中國社會中的仇外情緒，尤其是針對日本人的極端民族主義，必須從教育與社會層面著手。首先應加強對歷史的多元化認識與教育，不應僅以民族主義和歷史仇恨為核心，而更強調國際合作與和平共處的價值。過去的歷史不可忘記，但面對未來的責任，應該是防止仇恨情緒的再度爆發。
其次，網路平台應當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強化對煽動仇外言論的監管和處罰機制，對涉及煽動民族仇恨的內容進行更嚴格的審查和限制。
最後，中國政府需要反思長期以來的宣傳和教育策略，促進中日兩國人民的理解與交流，而不是繼續利用歷史矛盾作為鞏固政權的工具。正如伍雷律師和賈葭等人所強調的，只有正視這些問題，才能有效防止未來類似暴力事件的發生。
中國荒廢人權課業已久的惡果：自害與傷人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對人權的落實和普及教育不足，導致這樣的悲劇不斷重演。從我看來，要理解這次事件的根源，我們必須回溯到中國在文明和人權課業上的長期荒廢。
1948年，張彭春作為中華民國代表，參與了《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這本應是中國在人權事業上的一大進步。然而，接下來取得政權的中共從來沒有接過這份人權事業的重擔。相反，至今每年的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中國政府總是如臨大敵，對人民的表達自由嚴格控制，防民如防賊般限制任何基於真相的自由討論。
中國並沒有將人權教育普及到每個公民的日常生活中，而是透過政治宣傳強調「愛國主義」，甚至將仇日、反美（以及反「台獨」、反「疆獨」）等情緒合法化和合理化。這種教育方式，正如一些中國知識分子所批評的那樣，是一種「狼奶」養育──人們被灌輸一種對外部世界的敵視心理與受迫害幻想，導致仇外情緒根深蒂固且不斷被放大，最終演變成現實中的暴力行為，其結果不是自害，就是傷人。
深圳小學生遇襲事件不僅是一起悲劇，更是一面揭示中國社會深層問題的鏡子。極端民族主義和仇外情緒的蔓延，不僅傷害無辜的生命，也威脅中日關係和中國的國際形象。中國社會需要反思仇外情緒的根源，並採取實際行動，從教育宣傳、網路監管到國際交流，全方位防止這些情緒再度引發暴力事件。唯有正視問題、積極應對，才能避免未來再次發生類似的悲劇，並為兩國人民的和平共處和互相理解鋪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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