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31日萬聖節，上海再度陷入中國當局的嚴密監控之中。這個源於西方的「鬼節」，近年來在中國大城市原本逐漸成為年輕人表達自我的一種特殊管道，然而，中共當局顯然對這樣的節日並不友善。
《經濟學人》指出，中國當局並未明確頒布禁令，但事實上卻以各種手段限制萬聖節的慶祝活動。例如，上海酒吧接到通知，要求取消活動、禁止服裝派對；在10月的最後一週，大批警力部署在市中心，準備對「異裝者」展開管制。這樣的行動，顯示當局對萬聖節的嚴防死守。這背後包含深層的政治意圖：打壓社會的自發性文化表達，以確保單一意識形態不受挑戰。
扮裝與自我表達：年輕人表達扮裝的政治暗示
去年，當上海市民穿上「監控攝像機」、「大白」防疫人員等服裝上街時，萬聖節成為疫情解封後年輕人發洩不滿、宣洩情緒的途徑。一位勇敢的市民甚至打扮成小熊維尼──這個暗指習近平且帶有諷刺意味的裝扮，充分顯示年輕人對政治現狀的無聲反抗。儘管服裝本身無害，但這些打扮觸及中共的敏感神經，因為在幽默中可能蘊含對政府和意識形態的隱性批判。
今年，中國政府顯然記取教訓，提前出動警力防止類似情況發生。社交媒體分享的影片顯示，許多穿著各式服裝的人，包括扮成蝙蝠俠、川普、佛陀甚至便便表情符號的市民，均遭警方攔截、盤查甚至逮捕。這些服裝並無明顯的政治性，卻因為具有政治表達的解讀空間，全都成為當局的潛在打擊對象。對當局來說，萬聖節這樣的自發節日活動，是年輕人短暫「逃離現實」的出口，但同時也代表青年不滿的集體釋放。
對西方文化的抗拒與敏感
隨著西方節日在中國城市中的流行，萬聖節、耶誕節等也成為文化衝突的焦點。《經濟學人》指出，中共一向以「文化自信」為口號，主張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並視這些西方節日為「文化侵略」的象徵。近年來，當局禁止人們穿著萬聖節服裝搭乘地鐵，理由是會「引起騷動」；官方媒體也發表評論批評，參加這些節日活動是「崇洋媚外」，呼籲年輕人應當重視中國傳統文化，儼然成了一場「文化自信」與「外來滲透」的較量。
然而，這些服裝禁令與道德喊話對年輕人的效果不如預期。中國大城市的年輕人，特別是上海等國際化都市，往往熱衷於在萬聖節進行創意服裝打扮，成為他們表達個性、釋放壓力的機會。小孩也會在萬聖節裝鬼扮怪四處討糖，甚至穿上中國傳說中的九尾狐或殭屍服飾。而這種文化的交融混雜也意味著，民間對多元文化的接受程度早已超越官方「禁忌」。
社會空間的消失：個體與國家的直接對抗
我的一位中國大陸朋友透過微信表達想法。他說隨著國家對萬聖節等自發性活動的打壓，象徵著「國家與個人之間的緩衝地帶」的「社會」正逐漸消失。在此一趨勢下，當局有意消除社會中介，使個體直接面對國家。上海的萬聖節案例顯示當局不容許任何形式的「社會中間地帶」存在，正因為這種地帶可能成為個人情感、思想表達與對國家不滿的集體出口。
過去，社會作為表達個體意見、反映民間聲音的平台，提供了緩衝區，個體可以透過群體活動，讓內在情緒得到某種形式的釋放。然而，當此一緩衝地帶逐漸被抹去時，個體的情緒無處疏導，與國家的對立勢必將更為直接，也可能更具爆發力。正如今年萬聖節前夕的中國那樣，把一個原本充滿歡笑樂趣的節慶活動，硬是改造成一個敏感的政治符號，而且充滿著弔詭的壓抑感。
青年次文化與政府的對立
青年文化中的扮裝、角色扮演，往往被視為「次文化」，它既表達年輕人對主流文化的反思，也帶有一定的「反叛」意味。當上海青年以小熊維尼或川普等角色出現時，這種幽默的表達，顯然帶有對政治現狀的挑戰。與此類似，在俄羅斯，「四足健身操」也成為青少年尋求身份認同的一種表達，但這種看似無害的文化活動，卻被當局視為「威脅傳統價值觀」，並試圖以法律打壓。
中俄兩國政府的恐慌，實際上反映著專制體制對青少年次文化的防範。中國與俄羅斯皆在打壓「非主流」文化，這背後的邏輯是對多樣化意見的壓制。但越是抑制這種自我表達的需求，越可能激發年輕人透過更隱晦方式來反抗。而這些「小叛逆」正如幽靈般，成為專制政府無法完全消滅的存在，時刻提醒著專制政權壓抑自由的陰影。
上海萬聖節的打壓事件，讓我們看到中國當局正逐步擴展對文化活動的控制範圍，從單純的政治壓制延伸到文化日常生活的管控，也反映著專制政權的極度缺乏安全感。當局對萬聖節的恐懼，不只是「崇洋」問題，更是對「外來文化」帶來思想解放的不安。正如《經濟學人》所言，萬聖節逐漸成為中國年輕人表達不滿、釋放壓力的場域，這種隱性反抗無疑是當局最憂懼的。
在當局高壓控制下，正如《華爾街日報》所說，上海的萬聖節從去年的「萬梗狂歡」，變成今年的「陷入沈寂」。從萬聖節在中國的「被消失」，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專制體制對自發表達和文化多樣性的不寬容與缺乏自信。這樣的高壓治理將難以長久維持，因為年輕一代渴望自由表達的需求永遠不會消失，反而會在壓迫下轉變成更強烈的反抗。上海及其他城市被消失的萬聖節，只是當代中國社會潛藏矛盾的縮影，隨著專制政權完全失去幽默感，再加上全球文化的交融，這種衝突勢必會更加激烈，因為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會有反抗。不讓人民公開幽默，他們也大可私下嘲笑，正如成功推動捷克民主轉型的人權鬥士哈維爾所說的，專制政權是被笑死的，或是像《克里姆林宮的餐桌》一書作者維特多．沙博爾夫斯基所說的，「『幽默』本身就是一個對抗獨裁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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