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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從封城中覺醒,菁英階層將出現一波「逆淘汰」:中國媒體人伊險峰談上海封城

上海封城期間,伊險峰在「防範區」內外出活動。 上海封城期間,伊險峰在「防範區」內外出活動。 圖片來源:本文圖片皆為伊險峰提供。

「共存是一個有趣的概念,不光是病毒,我們要學會與不喜歡的東西共存。」暮春四月,上海長樂路的陽光穿透老弄堂間的窗戶,落在伊險峰的頭上。

他不住搓揉頭髮,抱怨封城時沒地方剪頭,然後又說,「我們不能希求一個真空環境」,「這種社會實踐歷來過程都是極其慘烈,以人的生命、人的個性作為代價。」

伊險峰是中國知名媒體人。來自東北,他的第一份工作在瀋陽鐵路局,後來卻成為中國傳統財經媒體黃金年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2008年,他在上海共同創辦中國第一本商業新聞週刊《第一財經週刊》,是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商業新聞雜誌之一。2014年他再創辦因報導風格自由而紅極一時的網路媒體《好奇心日報》,而後遭中國當局兩度整改並查封。如今他經營網路文學雜誌《小鳥Aves》。

上海封城期間,伊險峰獨自一人在位於長樂路「蒲園」的辦公室度過,自稱是「全域靜止」。但各種各樣消息每天來,讓他憤怒又焦慮。最大的安慰竟是從家裡快遞拿來他愛用的台灣大同電鍋,能自己做米飯吃,頓時覺得生活正常了。

伊險峰堪稱是當前對中國社會觀察和思考最深刻的知識份子之一。他怎麼看這場荒誕的上海封城?以下是他接受《天下》專訪的完整口述精華:

台灣的大同電鍋,陪伊險峰度過封城期間的獨居生活。

上海封城為什麼跟別的地方不一樣?

中國有句話,不能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但是上海讓你看清,到底誰在吃誰的飯?結果就是你不會做飯。你會發現社會功能被擠壓後,政府能做什麼事?政府其實做不了什麼,非要政府做跑腿、快遞、物流,他做不來。改革開放40年的成績,是人民自己做出來的好生活,並不全是他做的飯,給的鍋。

上海這個城市,各種商業元素很發達,每個人都是很小的單位,每個小單位就可以做適合自己的生意。我鄰居樓下做快遞生意,他有他的一套。又好比「巨富長」[1] 這邊,門內20平米大就可以做咖啡、酒吧,每個人都有一攤事情做。說是魅力也好,活力也好,創造財富也好,社會就靠這個運作,這就是上海的底子。封城把這些運轉都停掉,對上海的傷害程度,遠超過同樣情形發生在其他城市,例如北京。

現在對病毒有清零派與共存派的爭辯。不光是病毒,我覺得上海本身就是一個共存的概念,這裡多樣性共存,包括不喜歡的東西。

共存是一個有趣的概念。我們要學會與你不喜歡的東西共存。我們不能希求一個真空環境。全都只要喜歡的就是烏托邦,只有極權主義才會說我都是為你好。這歷來在任何社會實踐,過程都是極其慘烈,都是以人的生命、人的個性作為代價。

這是在我們上小學的時候就懂得的道理。改革開放,最初鄧小平也講,窗子打開了,進來一些蒼蠅臭蟲,那是當時所謂解放思想用的詞。

以賽亞・伯林講過「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這個道理。他提防積極自由的時候,就提到那些拚了命許諾你一個偉大未來的人,最後必定會帶來惡。盧梭、羅伯斯庇爾、列寧,這樣的悲劇太多了。

上海北京西路封城街景。

精英階層將出現逆淘汰

城市是什麼?城市是文明。我們尊重的是文明,這是一個系統。

我在大方向上是樂觀的,所有疫情不管多慘的代價,上海還是會恢復,社會運轉會恢復正常。誰能把城市消滅?我只聽說過兩個。一個是布爾波特,另一個是解放軍進城的時候,高崗說,把所有上海人都遷走,這城市不好管,要重建。我看誰敢做第三個?

但你不能忽略傷害。就跟1989年的傷害一樣,你必須用很長的時間(修復),甚至未必能解決。

你說未來有什麼影響?好比囤積物資,經歷過饑荒的人思維方式就是這樣。

又好比我這兩年很關注中國社會小粉紅問題,採訪了20幾個1995到2005之間的年輕人,也採訪他們的父親。很多人提到小粉紅是共同教育的結果,政府、學校起了很大作用,也包括家庭。

因為父母本身是犬儒主義,不能讓下一代去做有風險沒收益的事,對於歷史從來不談。閉口不談的結果就變成真空,沒有價值觀,誰腿粗去抱,大家忙著賺錢,30年就變成現在的局面。

這次之後,如果什麼變化也沒發生,最終長期的傷害會比1989年更大,可能是30年的影響。

現在事情剛發生,大家瞠目結舌,有點發矇,可能兩三年後會有其它契機再發生變化,持續影響下去。譬如像1993年那樣,精英階層出現一波逆淘汰,只留下一些順從上級的。商業上已經持續幾年了,疫情這一波可能又變最後一根稻草。

伊險峰在封城中的上海。

一個人的笑話,成了全中國人的笑話

某種意義來說,我們現在遇到的就是文明與愚昧的衝突。但是為什麼一個人的愚昧成了中國的愚昧,一個人的笑話為什麼成了全中國人的笑話?這是政治體制的問題。

30年前,中國的愚昧還有道理,但現在中國已經是個富起來的形象,結果現在發現,骨子裡面怎麼還是這麼愚昧?整個經濟按照市場原則發展起來之後,怎麼發展出這麼一個怪胎?

最重要的是形成反思。一是,不能每次遇到這種問題,最後都變成噤若寒蟬的權力鬥爭。把病毒做成路線鬥爭,你是李森科嗎?人類最後能離開科學嗎?最後還不是要回到科學這上面來?

第二個反思是,我覺得知識分子要負起責任來。以我們自己所能,把最重要的東西傳遞出去。不讓我說的事,我一定要說,不讓人民知道的事,我一定要講出來。我們做媒體嘛,從職業操守和本能來說,應該是這樣。

以前做《好奇心日報》時我們做過一個很大的選題,談這個社會對年輕人太好了嗎?對,經濟是發達了,物質是向他們傾斜。但看一看我們成年人給未來給年輕人留下的是什麼啊?爾虞我詐、唯上是從、不懂什麼叫做價值觀、只認錢的社會,現在看到了吧?

前兩天我見到一個貼在門上的小標語說,「現在的苦難和淚水都是過去唱的贊歌換來的。」

是我們這群人沈默或者縱容他們無休止地唱贊歌,然後把苦難和淚水留給下一代。這樣是不行的。


[1] 巨鹿路、富民路和長樂路的簡稱,橫跨上海最繁華的淮海與靜安商圈、鬧中取靜的一塊街區,也是上海網紅店與咖啡館的群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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