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文明的漫長考掘史中，書籍從來都不單只是紙張與油墨的物質存在。它是記憶的載體，是思想的微光，更是抵禦遺忘與強權的最後堡壘。然而，當一個政權開始將「賣書」視為動搖國本的洪水猛獸時，我們便知道，這個時代的荒謬已經超越了卡夫卡式的超現實，成為活生生、血淋淋的日常。
時間推移至 2026 年盛夏，香港這座曾經的遠東文化樞紐、出版自由的避風港，正經歷著一場無聲卻肅殺的焚書。回顧今年以來的軌跡，猶如一首令人窒息的輓歌：3月，「一拳書館」遭到突擊搜查，負責人與 3 名員工被捕；6月，「獵人書店」亦遭難，2 人被拘；而到了 7 月 15 日，旺角西洋菜南街的老字號「田園書屋」與太子的「留下書舍」同日遭香港警方國安處與海關聯手搜捕，再有 5 人失去自由。
諷刺的是，搜捕「留下書舍」與「田園書屋」的這一天，恰逢一年一度香港書展的開幕日。當兩間歷史最悠久的獨立書店「樂文書店」及「榆林書店」被拒於書展門外，形同被國家機器切斷經濟命脈之時；書展會場內最顯眼、最核心的攤位上，卻高高疊放著宣傳習近平政績的《新時代治國理政紀實》。會場之內，果真印證了所謂的「唯紅花綻放」。
共產黨藉此威懾香港人的意圖昭然若揭。所謂「萬山不許一溪奔」，在恣意伸縮、無遠弗屆的國安法天羅地網之下，今天它可以抓賣書的，明天當然也可以抓買書與讀書的。我們不禁要問：「賣書也會危害國家安全？」一個號稱擁有強大軍隊、尖端監控科技與龐大經濟體量的「泱泱大國」，到底在害怕什麼？
記憶的抹除與審查的恐懼：當閱讀成為一種日常顛覆
要解答「中國到底在害怕什麼」這個大哉問，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駐台記者馮哲芸（Emily Feng）所著《唯紅花綻放：習近平時代的認同與歸屬》（Let Only Red Flowers Bloom: Identity and Belonging in Xi Jinping's China）提供了一把精準而銳利的解剖刀。據報載，此次香港國安處在獨立書店搜走的「具煽動意圖」證物中，正包含了這本由台灣出版的查禁之書。
馮哲芸在書中細緻地梳理了習近平掌權以來的深層心理結構。中共當局最核心的恐懼，源自於對「蘇聯式崩潰」的歷史夢魘。為了防堵意識形態的鬆懈與多元思想的萌芽，國家機器必須絕對壟斷「身分認同」的定義權。在這種獨裁邏輯下，國家只允許一種顏色的花朵綻放，那便是絕對忠誠的紅色。任何綠色、藍色、黃色或白色的異質花朵，無論是維吾爾人的信仰、蒙古人的母語，乃至於香港人的民主法治價值，都必須被連根拔除。
實體書店，尤其是具有獨立精神的書店，本質上就是多元思想交匯的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在這些狹窄的書架之間，藏著中共建政以來的歷史瘡疤，藏著被刪改的歷史真相，也藏著不願屈服的公民社會網絡。中國害怕的，從來不是那幾百頁的紙張，而是紙張背後所承載的「未經官方批准的記憶」。
在《唯紅花綻放》一書第 8、9、10 章，作者生動且沉痛地記錄了香港的淪陷與抗爭。從2015年銅鑼灣書店老闆林榮基等人因出版政治禁書而遭逢跨境綁架，便已預示了「一國兩制」防火牆的實質碎裂。到了 2019 年的反送中運動，香港人為了捍衛最後的法治底線，年輕一代如書中化名 Kenny 的抗爭者，從穿著襯衫的「和理非」工程師，被警察的催淚彈與濫暴逼成了戴著防毒面具的「勇武派」。
隨著 2020 年《香港國安法》的巨鎚落下，香港的公民社會瞬間瓦解，《蘋果日報》等獨立媒體被迫停刊，抗爭者面臨 10 年重刑，只能如 Kenny 一般冒著葬身怒海的風險，搭乘偷渡快艇逃離家鄉，開啟了香港歷史上最悲傷的大流亡。當香港被納入中共的直接統治版圖，那些過去做為帝國邊陲壓力閥的書店，自然成為首當其衝的整肅對象。中共害怕獨立書店成為香港人維持社群連結、暗中傳遞反抗星火的最後地下沙龍，因此必須以莫須有的「煽動罪」將其斬草除根。
跨越時空的傲骨：從陳菊的微笑到 Mandy 的黑色T恤
然而，正所謂「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在 7 月 15 日這場令人震驚的搜捕行動中，一幕看似平凡卻極具震撼力的畫面，深深烙印在世人的視網膜上。
當「留下書舍」的女店員 Mandy 被國安警察雙手反銬、帶出書店準備押上警車時，她身上穿著一件黑色T恤，上面只印著簡簡單單的 6 個字：「我是書店店員」。面對荷槍實彈的國家機器，Mandy 沒有閃躲、沒有低頭，她昂首闊步，以一種近乎素樸的從容姿態，直視著這個荒誕的時代。
看著 Mandy 的身影，做為一個長期凝視台灣文史與轉型正義的文字工作者，我的思緒瞬間被拉回了數十年前台灣戒嚴與白色恐怖時期的幽暗歲月。1980 年，台灣爆發了震驚海內外的美麗島事件大審。當時的黨外運動人士、同樣身為年輕女性的陳菊，面對著國民黨威權政府的軍法審判、嚴刑逼供，甚至是隨時可能降臨的唯一死刑威脅，她卻在法庭上、在面對鏡頭的那一刻，展現出無所畏懼的從容微笑。
歷史的迴圈在此刻產生了驚人的共鳴。無論是當年陳菊在軍事法庭上的微笑，還是如今 Mandy 在旺角街頭的昂首闊步，她們都將柔弱的身軀化為對抗國家暴力的最銳利武器。
那件印有「我是書店店員」的黑色 T 恤，正成為當下反抗極權暴政的具體象徵。它沒有呼喊任何激進的顛覆口號，沒有寫下任何涉嫌分裂的字眼，它僅僅是陳述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一個卑微的職業宣告。然而，在一個連「賣書」都被視為犯罪的社會裡，「日常即是顛覆」。Mandy 用這件衣服向世界展示了極權政府的虛弱──他們竟然對一個熱愛書本的店員感到如此恐懼。
可以預見，相信不久之後，這件印著「我是書店店員」的黑色 T 恤，很快就會跟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畫像，或是電影《V 怪客》（V for Vendetta）裡那張蓋伊．福克斯（Guy Fawkes）的微笑面具一樣，成為我們這個時代反抗中共暴政、象徵追求自由和正義的一種流行文化符號與精神圖騰。極權可以沒收實體的衣服與書籍，但永遠無法查禁一個已經深植人心的思想意念。
恐懼的破除與自由的續章：在紅花之外，讓思想百花盛開
Mandy 的身影，也恰好映證了《唯紅花綻放》書中第 11、12 章關於台灣處境與海外跨國鎮壓的歷史對照。馮哲芸在書中細膩地描寫了台灣如何從過去殘酷的國民黨一黨專政與母語打壓中，痛苦地蛻變為如今民主自由的社會。台灣的過去，正是香港的現在；而台灣的現在，則是香港人心中渴望的未來。
當中共的跨國鎮壓（Transnational Repression）已經延伸至美國本土、甚至雇用特務燒毀海外華人雕塑家陳維明象徵反抗的「中共病毒」雕像時，全球的流亡者、海外華人與聲援者，正透過各種形式的連結進行反制。就在香港獨立書店遭逢大搜捕的隔日，台灣的文化總會透過大門口的巨型 LED 螢幕，用醒目的字體打出「我是書店店員」，將這句無聲的抗議化作跨越海峽的光芒。這種跨地域的文化聲援，正是民主社會抵抗極權擴張的最有力防線。
歸根結底，威權與極權政府統治的基礎是「恐懼」。他們窮盡國家機器的所有力量，希望透過國安法的嚴刑峻法、連坐處罰、跨境綁架與遊街示眾，在社會中植入名為恐懼的晶片，讓所有人在自我審查的戰慄中屈服。他們以為只要砍倒所有的異色花朵，春天就只屬於紅色。
然而，當年陳菊等前輩們在面對死刑時的微笑，以及如今香港書店女店員 Mandy 在被捕時昂首闊步的姿態，徹底打破了這種恐懼的咒語。她們用肢體語言與堅定的眼神，向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宣告：「你可以奪走我的自由，甚至毀滅我的肉體，但你無法折服我的靈魂，而且我不怕你。」這種坦蕩、不羈與磊落，將統治者的虛張聲勢原形畢露，正是極權政府內心深處最害怕的武器。
《唯紅花綻放》一書，如實記錄了習近平時代下，那些被消音的維吾爾人、被剝奪母語的蒙古族、身陷囹圄的維權律師，以及被迫流亡的香港抗爭者。他們的苦難是這個時代最沉重的印記。此時此刻，香港的獨立書店店員與台灣的文化聲援者，正用不屈的實際行動，為這本書寫下最新、也最具韌性的續章──當國家機器暴戾地宣布只允許紅花綻放時，我們偏要逆風播種，讓思想的百花，在極權的控制與紅線之外自由、奔放地盛開。
歷史已經在台灣的土地上證明了，無論多麼漫長的黑夜，威權終有盡頭；現今 Mandy 在旺角街頭所展現的勇氣，也必將跨越時間的長河，成為香港歷史中最令人動容、最閃耀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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