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大眾對愷愷案的高度關注，社會也依循媒體提供的種種資訊，逐漸浮現「合格」保母竟成為虐兒者、「專業」社工竟未能覺察兒童受虐跡象……等撻伐一線工作者的聲音。然而，民眾不知道的是，愷愷案涉及的「收、出養服務」，其實並未納入社會安全網中！
一般來說，失功能家庭的孩子若被迫離家，僅會有兩種走向：安置與出養。
安置屬於社會安全網中的「替代性照顧」──意思是政府會全權協助孩子，找到適合的照顧場所（形式包含寄養家庭與安置機構）。反觀出養服務，則完全被排除在社會安全網之外，長年以來都交由民間團體組成的「收出養媒合機構」來處理，接下來幾乎沒有政府的事。
正是這樣的制度與處理方式，導致本案發生。以下就來說明造成遺憾的關鍵細節。
出養前的兒少照顧，嚴重被低估
以愷愷案為例，因出養決定出自於媽媽和外婆的主動意願，所以政府在其中的參與身影非常淡薄；這是因為愷愷家長是「主動出養」，這樣會被政府歸類為「負責任」的家長，也會認定孩子沒有照顧上的風險。
照此邏輯，出養前孩子的照顧責任，自然就不會由政府來扛，而是家長與收出養媒合機構的責任；如此思維，也就造成孩子本應享有「替代性照顧」的階段──即當原生家庭無法提供照顧，只好將兒童暫時帶離，一定期間之內代替家庭提供照顧的狀態，只被視為一般的托育服務。
不僅如此，出養對一個孩子來說，絕對是影響人生的重大決定，因此需要經過專業且嚴謹的「出養必要性評估」──評估家庭在減損功能的前提下，是否透過政府提供資源，就能幫助家長與孩子共同在原生家庭中成長，以保障孩子不與父母分離的權利[1] 。
但這麼重要的出養評估，長年僅仰賴民間團體，握有資源的政府則退居其後。
幸好，經「收出養媒合機構」長期向政府倡議，政府終於聽進去，承諾將於2024年修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未來將要求地方政府，針對出養前之兒少照顧，依照「委託安置」程序，運用轄內資源提供協助，使所有需要「替代性照顧」的兒少，都能享有相同資源。
愷愷即使享有替代照顧，仍有諸多問題待解決
2022年，政府已明確公告我國「兒少替代性照顧政策」時有缺失，並依循《兒童權利公約》理念，擬定未來政策。對照下表可知，愷愷案件的發生，與目前其中3項缺失脫不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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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替代性照顧政策缺失與未來政策制定原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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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缺失盤點 |
未來政策制定原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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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長委託安置比率較高 2. 家外安置年數較長 3. 機構安置比率過高 4. 多數安置兒少有轉換安置經驗 5. 自立培力及支持資源尚待加強 6. 替代性照顧品質尚待評估 |
1.確保替代性照顧符合兒少最佳利益 2. 政府應提供適當替代性照顧 3. 尊重兒少之表意權 4. 提供家庭照顧兒少之各種支持 5. 貧窮不得為安置、出養兒少之唯一理由 6. 政府應有專業標準評估兒少及家庭狀況 7. 布建家庭式照顧資源 8. 鼓勵住宿式機構營造小規模照顧環境 9. 手足共同安置原則 10. 縮短安置時間 11. 避免跨轄安置及減少轉換安置次數 12. 培養安置兒少自立能力 |
缺失一：家長委託安置多，意味政府未能積極面對養育子女的困難
這裡要先介紹「家長委託安置」這個概念。這是指未經法院裁定，由家長跟政府簽訂協議，家長同意將子女日常照顧轉讓給另一方的做法；家長當然不可以說轉就轉，這邊要家長必須要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的相關規定，才能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安排。
委託安置的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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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兒少有偏差行為嚴重，且經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者盡力禁止或矯正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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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父母一方或雙方罹患嚴重疾病、意外傷害或身心障礙，且無其他直系親屬可協助照顧；父母雙方失蹤、死亡、入獄，且無其他直系親屬可協助照顧；長期經濟陷困、流落街頭或居無定所；其他特殊因素致有需要委託安置者。
與家長委託安置相對的是「保護安置」[2] ，目標對象是有立即危險或有危險之虞的兒少，且需申請法院裁定核可。查閱衛福部報告可以發現，2020年台灣所有兒少安置案件中，家長委託安置比率為65.6%、保護安置為34.4%；相較於此，國外像是英國，家長委託安置為18%、保護安置為75%。除此之外，英國更將收、出養等待期間之安置獨立歸類，而佔有7％的比例，而收出養安置的決策須更由法院核准──意即英國兒童的出養前照顧與決策責任，會由公權力來全面承擔。
反觀台灣，高比例的家長委託安置，顯示我國家長在照顧子女上經常面臨困難，政府與社區欠缺協助能量，只好讓孩子離開原生家庭進入安置系統。再加上，我國政府並沒有提供具體的委託安置評估指標，使孩子很容易承擔離開原生家庭的負面結果，幾乎沒有考量兒童最佳利益。
缺失二：轉換安置過程中，逕由孩子承擔心理苦痛
從衛福部提供的愷愷事件相關時序表可知，愷愷原生家庭主動向政府提出安置與出養需求，但因不符合保護安置之必要，故轉由家長自行向居托中心、收出養機構及親友推薦等方式，找保母來照顧孩子。
從原生家庭的無力照顧、到政府資源的銜接不足，使得台灣近一半「家外安置」的兒少都會面臨「轉換安置處所」的狀況。在這些頻繁的轉換過程中，不免影響兒少身心發展，包含認知、情緒行為等。除了增加兒少身心發展困難與心理創傷外，更是讓照顧風險提升；包含兒少需要更多創傷復原資源、兒少與照顧者的磨合適應困難、社工疲於找尋適切照顧者等。
缺失三：照顧品質落差大，政府未能確保品質
兒少替代性照顧的類型，包含機構式與家庭式，相關研究指出：有47%曾受機構安置的兒少，表達曾經在機構內經歷過負向事件，例如被欺負、不受尊重、肢體暴力等，照顧品質待加強。
而以家庭式替代照顧出發的寄養家庭，卻因數量極度不足及高齡化現象，使得選擇大幅變少，也讓兒少難以找到最適合的寄養家庭，未能滿足有多元照顧需求的兒少。
最後，導致替代性照顧品質落差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就是政府提供的資源不足，如多數出養童安置全權交由民間自理、安置費用未能反映照顧成本，使得人力配置不足且流動大，無法穩定照顧品質，資源不足的代價即讓慈善（愛心）勝於專業。
孩子們需要政府穩穩接住
愷愷案並非個案，一直以來，有許多需要替代性照顧的孩子，都未能獲得完整的政策保障；所以本案發生，不能只跟隨媒體報導來理解，必須從結構面出發，由上而下去檢視國家政策到底哪裡有缺漏？若推動種種措施的基礎制度沒改變，造成遺憾的照顧破網必然依舊存在。
目前兒少替代性照顧，是以「公私協力」的方式為主──政府提供部分經費、評鑑考核監督等，執行者為民間團體。不過，民間團體無論在經費或權力施展的能量有限，使得每個離家被安置的孩子，無法獲得一致的照顧品質。
因此，建議政府參考北歐的托育公共化政策，將保母改由國家來聘任，目的是提高保母的照顧品質，讓保母能有充足資源，不再只受到監督與限制，才可能鼓勵更多人材，願意加入公共化托育的一員。
尤其那些相對弱勢、不利條件、特殊需求的幼兒，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資源，穩定提供照顧資源，才能好好讓這群已被迫離家的辛苦孩子，避免一再被漏接而受到難以回復的傷。
（作者苗元紅為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生，兒少家庭社工督導。相信「每個人一點力量，社會就會有感」而投入社工，但發現社會各溫層太厚，熱衷於跨溫層倡議。江家欣為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生、社會工作師、社會調查師。認為不平等至關重要，因而投身醫務社工、精神科社工，以及身障者性侵受害實錄研究的過程；有感於身而為人的我們，沒有人能在政策的洪流裡浩立而盼，所以實作、研究、並且倡議。）
[1] 這邊可以參考《兒童權利公約》第 9 條第 1 項：「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但主管機關依據所適用之法律及程序，經司法審查後，判定兒童與其父母分離係屬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所必要者，不在此限。於兒童受父母虐待、疏忽或因父母分居而必須決定兒童居所之特定情況下，前開判定即屬必要。」
[2] 保護安置係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6、57 條，當發現兒少有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給予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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