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孟宏導演執導的《餘燼》於全台上映後，旋即引發批評，並在社群上掀起討論聲浪。
鍾孟宏受訪時曾說，「決定用一個新的形式去講歷史，用一個警匪懸疑的類型故事，去帶出白色恐怖的歷史，希望讓完全不了解的人，也可以透過電影認識台灣的這段歷史。」另一篇訪問也提到，「我想要拍的是一個理解的電影。我希望在台灣這個當下，大家彼此能夠理解就好了。」
然而看完《餘燼》，究竟是讓觀眾更加認識台灣的這段歷史？還是會對歷史產生更多的誤認？這是一部讓白色恐怖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能夠彼此理解的電影？還是反而讓雙方有更大的誤解？本文的兩位作者希望就事論事，一一釐清這些問題。沒看過片的觀眾，可以趁現在電影上映進戲院體會感受。看過片的讀者，也可以透過本文，理解為何對於那段過去歷史有粗淺認識的人，看完電影會感到不安與不解。
鍾孟宏沒說好的故事：對話宛如NPC、復仇動機也難說服人
鍾孟宏導演近年的幾部作品都是關注失能弱勢個體。《一路順風》關注社會邊緣人，以黑色幽默的公路電影拍下台灣南部魚塭、宮廟等人文風景；《陽光普照》關注自殺與不良少年，讓親情的痛與美跨越國界與時空；《瀑布》關注思覺失調，演繹出母女情深，是殘酷疫情中，帶給人們溫暖的好電影。鍾導獨特的影像美學傳達出溫暖的人文關懷，同時兼有黑色幽默，一直令人喜愛並能同理。
然而這一次，導演在《餘燼》想透過犯罪懸疑追兇的多線敘事，帶出白色恐怖的歷史，卻力有未逮而無法駕馭。162分鐘的超長片長，眾多演員不斷念台詞，也讓觀眾無法有效理解導演想傳達的內涵。
根據官方釋出的劇情，2006年，當全台灣的人都專注於王建民的比賽，市場裡一場凶殺案劃破了寧靜。一名許姓女子（許瑋甯飾演）前來報案，宣稱自己的父親（金士傑飾演）失蹤了半年，而父親與市場死者的父親剛好是好友。負責此案的警官張振澤（張震飾演）從同期警官田智翔（馬志翔飾演）那裡得知，另一場謀殺案的死者父親，與市場殺人案也有著不明的關聯。他與搭檔小蔡（劉冠廷飾演）在諸多謎團中找尋線索，查到一樁1956年的共諜案，推測這些受害者的父親，很可能都與當年的讀書會有關。
另一方面，一位食品工廠的老闆莫子凡（莫子儀飾演），為了喚醒過往與父親的回憶，也獨自展開調查。在記憶與遺忘間，真相慢慢浮現。兩個執著於真相的人，以各自的方式，撕開台灣歷史的疤痕……
看完劇情簡介，大概就會知道《餘燼》主線劇情與其他支線故事繁雜，需要的對白也非常多。鍾導對劇本台詞很講究，往往精調細琢到要演員照劇本一字一句來念出台詞演出。根據報導，鍾孟宏要求劇本中沒有廢話，就連「啊」、「喔」等語助詞都務求精準，演員也不可擅自更改台詞。之前的作品一方面因為有好演員、一方面也因為是失能弱勢角色，演員念台詞的口條問題相對不明顯，主線與支線故事也算是合理分配。但在《餘燼》中，鍾導的戲法卻失靈了。
我認為，這次電影中集結20多位演員，因為角色眾多，台詞就得簡化，或說很難深化角色的情感。加上不是每個演員都是戲精，結果就變成張震飾演的張警官在查案過程中，不斷和不同角色對話，每位演員都照著台詞一字一句念完，彷彿電玩遊戲中不斷遇到NPC（Non-Player Character，角色扮演遊戲中非玩家控制的角色）一樣，那種讓演員演繹出角色獨特靈魂的感覺就不見了。
再來，白色恐怖受難遺族莫子凡追查過去真相，發現父親是被自己信任的告密者舉報、遭到特務抓捕，憤而與同為受難者遺族後代的李銘忠、以及曾遭受同儕排擠於是憤而從警察轉調為法警的王柏傑組成了復仇者聯盟，追殺當初告密者的後代。但是在張震緝凶的過程中，白色恐怖受害者遺族們如何組成復仇團隊，背後更深層的殺人復仇動機並未呈現出來。莫子儀將特務金士傑關在家中審訊的對話，只能成為短暫亮點，無法支撐起讓觀眾信服的合理動機。
228與白色恐怖分不清，也缺乏對受難者遺族的深度同理
專訪裡這樣寫 ：「『如果都沒有辦法理解，要怎麼去談和解？』鍾孟宏認為，很多人並沒有真的理解這片土地的歷史，也沒有途徑去完整的認識那段歷史，甚至連白色恐怖跟228事件都分不清楚。為了準備《餘燼》這部片，他閱讀了許多書籍、史料，有關於受害者的，也有關於加害者的，但他後來決定把那些歷史文獻從腦中全部抹掉。」
《餘燼》中，白色恐怖受害者遺族莫子凡對著過去白色恐怖特務許士節說：「國家給了我們什麼？一個紀念公園？還是一個國定假日？」
若是對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這段歷史有基本理解的話[1] ，從莫子凡這句提問的台詞就能看出一個理解歷史的關鍵問題。
對白色恐怖完全不了解的觀眾，照著莫子凡的提問，想到的會是1996年2月28日，當時的台北市長陳水扁將台北新公園改名為「二二八紀念公園」，以及1995年李登輝總統公布為不放假的「二二八和平紀念日」，於1997年2月25日朝野立委表決通過，改為放假的國定假日。此外，全台各縣市在不同時間也都成立二二八紀念公園與二二八紀念碑。
事實上，
這並非是從歷史角度的挑台詞語病，而是回到鐘孟宏導演自己受訪時說的「很多人連白色恐怖跟228事件都分不清楚」，恐怕鍾導從拍完片到接受媒體受訪，至今也仍然沒搞清楚。理解歷史真的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莫子凡從一個白色恐怖受難者的遺族後代，因憤怒成為對加害者動用私刑正義的反派悲劇英雄，這樣大的善惡立場轉變，不是應該好好尋找白色恐怖受害者遺族訪談，以形塑角色立體感嗎？為人物進行田野調查不是很基本嗎？何況許多受難者與遺族後代的身心傷痛，至今仍然是進行式，並未結束，不是應該更謹慎小心處理嗎？
導演的說法是：怕自己的電影會被歷史給框架。訪談這樣寫：「『當時我常常看一些歷史文獻、口述歷史看到哭，我看《無法送達的遺書》也是邊哭邊讀。』他不敢去訪問白色恐怖的當事人或是政治受難者的後代，因為那樣記憶會太強烈了，一定會影響電影創作的走向與想像空間，『一定會讓我筆下的故事變得很嚴肅、很悲傷、很殘酷，但我問自己一百萬遍，那真的是我要做的電影嗎？那已經有很多人做過了。』鍾孟宏說，台灣很多歷史電影都習慣依照史料去編劇，『如果只是把那些傷痛照抄、放大、重說一遍，那電影就不值得拍了。』」
既然這是導演的創作自由選擇，那導演對這段白色恐怖歷史的理解以及拍攝出來的成果，自然就得受公眾批評。再說一次，對於歷史的理解真的很重要。
《餘燼》片尾的字卡錯誤，是不是功課沒做完整？
更重要的是電影片尾3張關於白色恐怖字卡的陳述，其中有待釐清的謬誤，更引用有爭議的統計資料。這讓關心這段歷史的人、以及正投入心力審慎理解這段歷史的研究者們，都感覺不解、不安。
鍾孟宏導演說過《餘燼》是一部以白色恐怖為背景的電影，強調是以該時代為創作基礎，但不是一部完整呈現歷史的電影。但既然開宗明義說是有關白色恐怖的電影，自然不能偏離白色恐怖的時代背景及史實過多，以免讓試圖透過電影了解白色恐怖的觀眾，對這段歷史有錯誤的認知。
片尾放了3張字卡，說明：白色恐怖時期結束於1987年的解嚴、政府檔案至今尚未完全公開、特務機關與告密者相關檔案仍然塵封，以及有關白色恐怖時期受害者的統計數字。然而其中卻有幾個狀況有爭議。
首先需要釐清的是，特務機關與告密者檔案並未塵封。事實上，特務機關、告密者檔案與基本輪廓樣貌，現在上網都查得到了，甚至到圖書館可以查找到成千上百頁一整套的檔案彙編。如在博客來搜尋關鍵字「戰後台灣政治案件 史料彙編」，就會看到一大堆結果。
2019年，蔡英文政府公布了《政治檔案法》，國家檔案典藏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便著手加速開放了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警備總部、國防部保密局、調查局、警務處等「特務機關」檔案。且國史館自2009年起開始陸續出版政治案件史料彙編，這些已公開的檔案史料中，不僅揭開了特務機關的神秘面紗，且也能透過檔案中蛛絲馬跡窺見線人、「細胞」的蹤影。要獲得這些史料檔案也並不難，只要是中華民國國民即可申請閱覽。雖然至今公開的檔案史料並非全部，但其龐大數量及眾多種類，已足以勾勒出特務機關、告密者的基本輪廓跟樣貌，並非字卡中說的「仍然塵封」。
其次，片尾第二張字卡中提到關於白色恐怖的統計資料，表示白色恐怖約有14萬人涉案，死刑人數1,135人，省籍比例為本省籍55%、外省籍45%。從這個統計數字，筆者推論應該是引用2021年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統計資料。但該統計資料提到的涉案人數為1萬3千餘人，而非字卡中所呈現的14萬，兩者差距達13萬，不知道鍾孟宏導演是誤植？或是有參考其他資料？
14萬這個數字，推論應該是來自1989年法務部向立法院報告戒嚴時期軍事法庭審判件數時，提到受審案件共有2萬9千餘件、受審人數約14萬。由於戒嚴時期軍事審判案件並不僅限於政治案件，還包括《戒嚴法》中提到戒嚴時期交付軍事審判的其他性質案件（如殺人罪、強奪強盜及海盜罪等），將兩者數字混為一談實有不妥。筆者認為，鍾孟宏導演無需為了強調白色恐怖涉案人數眾多，而捨近求遠地使用有待釐清的統計資料。
最後，片尾第一張字卡提到，台灣白色恐怖起於1949年，終於1987年解嚴。這部分也有不精確的疑慮。雖然台灣歷史學界至今仍存在多種說法，但若更精確地將白色恐怖案件定義為「被政府以未修正前的《刑法》100條、《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等法條判刑的政治案件（或當局所稱為叛亂案件）」，則直至1991年這些法條被修正或廢除後，才不再有白色恐怖政治案件產生。
另外片中還有一個技術性的瑕疵問題，就是林慶台飾演教會救援受難者遺族的牧師，在片中口白說的是1953年，但字幕上的年份卻是1954年。這個對白跟字幕的誤差，似乎製作團隊無人發現，公開上映後仍然是錯的。
《餘燼》的復仇立場，並未顧及現有受害者與遺族的心情
在《餘燼》中，鍾孟宏導演試圖透過以受害者和被害者時空交錯、角色交換的方式，為白色恐怖提供一個不同的角度。但片中受害者家屬以私刑年老加害者來伸張正義的方式，這種過去受害者變現在加害者、過去加害者成現在受害者的角色設定，以及受害者為了過去歷史去傷害一個已知錯的年老加害者等情節，是否會對不了解白色恐怖的觀眾植下錯誤認知及印象？
對於現實中的受害者及家屬們而言，無疑是被污名化。筆者接觸過、訪談過的受害者及家屬們談到過去的遭遇，最大的疑問其實是：政府為什麼要把我們的家人槍斃？為什麼大好青春之際身陷囹圄？他們多半是柔性地呼籲政府給予真相與正義，而非心懷怨恨，想要報復過去主政的國民黨政府及加害者、告密者。
就轉型正義角度而言，白色恐怖時期對受害者及家屬們，甚至對台灣整體社會所帶來的直接或間接傷害，在完成轉型正義之前，陰影都還是籠罩著。台灣現在仍處於釐清歷史、補償受難者及回復名譽的初始階段，離修復傷害還有一大段路要走。這也令人覺得導演的安排是忽視了這些人的傷痛。
最後，再次引述鍾孟宏導演自己說的話，《餘燼》是「用一個警匪懸疑的類型故事，去帶出白色恐怖的歷史，希望讓完全不了解的人，也可以透過電影認識台灣的這段歷史。」《餘燼》的製作預算耗資1億，其中可以公開查到的兩筆文化部補助就有3千萬，卻連片尾3張歷史字卡都有待釐清，更不用說劇情設定上的疑慮。試問，觀眾究竟還能期待什麼？
（共同作者梁正杰為政大台史所博士生，研究領域為白色恐怖，撰寫內容主要為3則字卡錯誤與白色恐怖受害者家屬心聲部分。）
[1] 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簡要說明：「1947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不旋踵白色恐怖隨即登場。前者基本上是文化衝突下的軍事暴力，後者則多屬強人威權黨國體制下的法律暴力。」詳細可參考蘇瑞鏘〈二二八及白色恐怖轉型正義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以《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為中心〉（《國史研究通訊》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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